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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那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南京,中国北方将持续凋敝下去,很不利于一个大帝国的统一与稳定。
若只设在北京,道理也是一样。
朱温灭唐,经五代十国大乱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从东、西竞争变成了南、北竞争。
无论是周武王东征灭商,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还是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取得天下,或是隋、唐两朝依据关陇集团统一中国,关中一直是统治者的根本重地。
这些历朝历代的帝王,他们针对西北要重点防范的是游牧民族,即依靠函谷关,进可谋东部富饶之地,退可“一丸泥封”,保持根本之地。
唐代长安、洛阳的两京关系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从赵宋开始,东西关系转为南北关系,南面的汉族政权面对最大的威胁往往是来自北部崛起的游牧民族。
因此渤海之滨、燕山之麓的北京成为了“南北竞争”中最重要的重镇,汉人政权失去它,必然只能偏安南方,且国祚不会长久,游牧民族若抢占到手中,则可挥鞭南下,兴盛一时。
朱元璋并非不想用北京做都城,因为北京做都城最具战略价值,然而当时大明军队刚刚从伪元手里收复大都,城池和周边州县还欠繁华和富裕,且胡化了四百余年,与淮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隔膜。
当时的北京一带,对主要生在江淮、浙西的大明开国功勋集团来说,是定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心里总是不踏实的。
崇祯皇帝在密辛中得知,朱元璋还曾派太子朱标巡查长安、洛阳和开封,想选择汉、唐、宋的故都为首都。
然而这个念想再度落空,经过一次次战乱,关中之地已经残破,丧失了作为一个大帝国都城的条件,洛阳亦是如此。
开封处在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最易受敌,战略位置更不适宜。
建文帝即位后,因削藩引发“靖难之役”,朱棣攻破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同年,朱棣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元永乐,改北平为北京,十九年后,迁都北京。
南北两京的争端和建立,均从此开始。
迁都北京是朱棣方方面面的考量,一北京是他以往的封藩地,起兵“靖难”之前,已在此经营二十多年,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政治、军事、经济体系。
等他当皇帝后,北京及周边地区已不在是“生地”而是“熟地”,迁都于此乃是瓜熟蒂落之事,况且南京一带布满了不服从他的建文旧臣,北京则相对稳定得多。
历史上,鞑清和蒙元一样,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了南面文化更发达、人口更多的汉人而入主中原,尽管历史上鞑清入关有了更多的戏剧性。
对中华的士民来说,他们是血腥的征服者,都是外来政权,而对鞑清和蒙古人来说,和他们无非是把整个中国看做自己的战利品。
无论对关陇、幽燕、齐鲁、河洛,还是江南、巴蜀、岭南,他们并没有崇祯皇帝眼下或历史上朱元璋和朱棣所想的这样充分。
实际上,鞑清将这些地方一视同仁,在他们眼中,这些不过是他们新占的地盘,根本无非轻重,他们重视的不过是自己发家的关外或漠北,那里才是他们的“老营盘”,是留后路的地方。
大明则不一样,它是赵宋灭亡后近一百年,一个将“鞑虏”驱逐出去光复中华的汉族政权,这也是历史上很少见的北伐而非南下统一中国的政权。
皇明祖训上不止一次的写着类似这样意味的话,江南才是根本重地,是大明王朝的发祥地。
而且,当大明的大军在徐达、常遇春率领下攻占元大都,收复幽燕之地时,这块土地从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开始,经辽、金、元,已被异族统治了足有四百余年。
可以说,这是一块高度“胡化”的土地。
大明时至今日的南北“两京制”,正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留都南京,皇帝平日不在此城,但却保留了一整套的中央政府官僚体系,可谓是“朝廷的备份”,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内廷的太监体系,一应俱全,缺的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南京朝廷的官员级别和北京同职官员也相同,南京周边十四个府、州的相应事务,有些事务甚至连京师六部都不得干涉。
南直隶所辖的地区,乃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明之区,天下赋税六至八成多出自于此,若此次空手而归,或是不能将南京彻底控制在自己手里。
日后必然还会生乱,崇祯皇帝可不想在战事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后院起火。
城,那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南京,中国北方将持续凋敝下去,很不利于一个大帝国的统一与稳定。
若只设在北京,道理也是一样。
朱温灭唐,经五代十国大乱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从东、西竞争变成了南、北竞争。
无论是周武王东征灭商,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还是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取得天下,或是隋、唐两朝依据关陇集团统一中国,关中一直是统治者的根本重地。
这些历朝历代的帝王,他们针对西北要重点防范的是游牧民族,即依靠函谷关,进可谋东部富饶之地,退可“一丸泥封”,保持根本之地。
唐代长安、洛阳的两京关系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从赵宋开始,东西关系转为南北关系,南面的汉族政权面对最大的威胁往往是来自北部崛起的游牧民族。
因此渤海之滨、燕山之麓的北京成为了“南北竞争”中最重要的重镇,汉人政权失去它,必然只能偏安南方,且国祚不会长久,游牧民族若抢占到手中,则可挥鞭南下,兴盛一时。
朱元璋并非不想用北京做都城,因为北京做都城最具战略价值,然而当时大明军队刚刚从伪元手里收复大都,城池和周边州县还欠繁华和富裕,且胡化了四百余年,与淮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隔膜。
当时的北京一带,对主要生在江淮、浙西的大明开国功勋集团来说,是定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心里总是不踏实的。
崇祯皇帝在密辛中得知,朱元璋还曾派太子朱标巡查长安、洛阳和开封,想选择汉、唐、宋的故都为首都。
然而这个念想再度落空,经过一次次战乱,关中之地已经残破,丧失了作为一个大帝国都城的条件,洛阳亦是如此。
开封处在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最易受敌,战略位置更不适宜。
建文帝即位后,因削藩引发“靖难之役”,朱棣攻破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同年,朱棣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元永乐,改北平为北京,十九年后,迁都北京。
南北两京的争端和建立,均从此开始。
迁都北京是朱棣方方面面的考量,一北京是他以往的封藩地,起兵“靖难”之前,已在此经营二十多年,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政治、军事、经济体系。
等他当皇帝后,北京及周边地区已不在是“生地”而是“熟地”,迁都于此乃是瓜熟蒂落之事,况且南京一带布满了不服从他的建文旧臣,北京则相对稳定得多。
历史上,鞑清和蒙元一样,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了南面文化更发达、人口更多的汉人而入主中原,尽管历史上鞑清入关有了更多的戏剧性。
对中华的士民来说,他们是血腥的征服者,都是外来政权,而对鞑清和蒙古人来说,和他们无非是把整个中国看做自己的战利品。
无论对关陇、幽燕、齐鲁、河洛,还是江南、巴蜀、岭南,他们并没有崇祯皇帝眼下或历史上朱元璋和朱棣所想的这样充分。
实际上,鞑清将这些地方一视同仁,在他们眼中,这些不过是他们新占的地盘,根本无非轻重,他们重视的不过是自己发家的关外或漠北,那里才是他们的“老营盘”,是留后路的地方。
大明则不一样,它是赵宋灭亡后近一百年,一个将“鞑虏”驱逐出去光复中华的汉族政权,这也是历史上很少见的北伐而非南下统一中国的政权。
皇明祖训上不止一次的写着类似这样意味的话,江南才是根本重地,是大明王朝的发祥地。
而且,当大明的大军在徐达、常遇春率领下攻占元大都,收复幽燕之地时,这块土地从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开始,经辽、金、元,已被异族统治了足有四百余年。
可以说,这是一块高度“胡化”的土地。
大明时至今日的南北“两京制”,正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留都南京,皇帝平日不在此城,但却保留了一整套的中央政府官僚体系,可谓是“朝廷的备份”,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内廷的太监体系,一应俱全,缺的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南京朝廷的官员级别和北京同职官员也相同,南京周边十四个府、州的相应事务,有些事务甚至连京师六部都不得干涉。
南直隶所辖的地区,乃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明之区,天下赋税六至八成多出自于此,若此次空手而归,或是不能将南京彻底控制在自己手里。
日后必然还会生乱,崇祯皇帝可不想在战事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后院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