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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协调的事做不上来,但在催款的办法上,左季皋却另有一套办法。
那便是,借洋债。
借洋债的思想出自左季皋,而经办人则是胡雨霖。左季皋认为,以外债代替协饷,以应急需,可以速集巨款,弥补协饷之不足。左季皋的办法是:以海关印票即协拨各地方省份加盖关防以示承诺代替中央催解。也就是以巨额外债代替了分散划拨的协饷。把“借洋债”跟协饷制度捆绑在一起,可以说是天才大手笔,非左季皋所不能为此。
彤郅六年到彤郅七年一年之间,左季皋便通过胡雨霖之手,连借了两大笔洋债,共计220万两白银,对此,当时左季皋曾得意洋洋的宣称:“得此巨额现饷,可以相其缓急,通融撙节,集事可速,调度可灵……得所借手,速赴戎机”。在左季皋看来,举借外债不失为弥补财政短缺的一剂良药,他甚至认为可以大规模地借,“借数愈多,则息耗愈轻;年份愈远,则筹还亦易。在彼所获虽多,在我所耗仍少。”反正这些钱又不需要他来还。
而更为高明的是,左季皋把“借洋债”当成了催缴各省协饷的手段!
对于左季皋经胡雨霖手办理的借款,利息可以说高得离谱。刘昆义曾设身处地的站在左季皋的角度考虑,认为这是他为了不耽误军事而进行的“不得已”之举,左季皋听说后只是冷笑,事实上,他并非“不得已”,而是有意“就高不就低”!
因为他要行的,是“一石数鸟”之计。
因为高利息不但能迅速筹集到巨款,满足用兵需要,高利息还能迫使协拨各地方省份迅速协饷,否则举借洋债的本利都要由他们偿还!
有洋债的鞭子在后面抽着,各省还敢拖欠吗?
这一回左季皋不用求人,各省督抚们自己就会上道!
此外,左季皋的“就高不就低”,另一个目的,便是给从中经办的胡雨霖留回扣空间。
胡雨霖是嗜利的商人,以营利为生命,左季皋当然知道得十分清楚。胡雨霖为他做这些,是必须要有回报的,没有回报,胡雨霖怎么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他运筹军饷?更何况为了西征借洋款,他还将阜康银号和家底都押上了,理应获得与其奉献及其效益相应的回报,可朝廷的制度安排里没有这一项。所谓的“圣人可权”,自号“今亮”的左季皋让胡雨霖高息中吃利差作为回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各省督抚无奈之下。为了不当左季皋“高利贷”的冤大头。便只能使出各种手段。将协饷摊派下去。
而左季皋“高息催饷”下的牺牲品,便是各地的商民。
远的不说,广州的官员在左季皋“高息催饷”的逼迫下,强令广州十三行行商潘仕成缴纳西征协饷100万两,潘仕成生意周转不灵,乞求暂缓,竟然被诬告下狱。后幸得亲族进京活动,并找到了敬亲王申诉。才被释放。潘仕成的被释曾惹得左季皋极是恼怒,专门为此上奏朝廷,要求严惩拒绝摊派的行商,后被朝廷压下不表
胡雨霖当然知道,左季皋为什么会对这些拒缴摊派的商人如此的痛恨。
早在西征之始,左季皋便提出中土可以仿行外国“贷兵饷于众商”的作法,“税项归款,商情乐从,事办易集”,但现实却无情的击碎了他的想法。西征军所驻当地商人们心存疑惧。根本不买他的帐,左季皋拟向当地商人议借款200万两以佐军需。结果众商最后只肯借银80万两,连一半都不到,且“心尚犹豫,未能释然”。左季皋对此怒不可遏,干脆便开始了硬性摊派,对抗拒不从的商人进行严惩。一时间陕甘等西征军过往省份鸡飞狗跳,商民对此敢怒不敢言。
作为左季皋的钱袋子,胡雨霖当然了解左季皋的脾性。
对于拒绝摊派的商民如此,左季皋一旦知道自己为了贪图日本政府给出的高利挪用了西征协饷,会如何对待自己,胡雨霖已然不敢再想下去了。
胡雨霖拼命的让自己镇定下来,他知道,自己现在要做的,就是怎么尽快的将这笔600万两西征协饷的窟窿给堵上。
只要堵上了窟窿,左季皋那里有了交待,不但不会找他的麻烦,而他要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左季皋还会想方设法帮他摆平!
想到这里,胡雨霖的心渐渐的安定下来。
可是,要怎么才能堵上这个大窟窿呢?
600万两白银,对他胡大财神来说,不能说是天文数字,但也是一笔极大的数目啊!
自己的总资产,其实是远远超过这个数目的,但自己的主业是钱庄票号,阜康钱庄的大部分资金现在都用于放贷,只有少数资金用于购货,急切之间,是抽不回这么多的资金的!
哪里可以搞到钱呢?
胡雨霖想了好久,终于想出了主意。
那就是生丝生意上的钱。
想到自己当初做出的囤积生丝以拉高价格牟取暴利的决定,他不由得暗暗庆幸。
生丝、茶叶和瓷器,一直是大乾帝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也是中土商人经商获利的主要生意。其中生丝最为重要。上海开埠后,中土和外国的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韶光二十五年,由上海出口的生丝为5000余包。到了彤郅九年,由上海出口的生丝已达近60000余包。从彤郅九年开始,全国生丝出口贸易约有三分之二,经由上海港向外国输出。一时旗昌、怡和、天祥等知名大洋行,纷纷落户上海,从事蚕丝和茶叶的出口贸易。但自圣平天国之乱后,因为战乱祸及,生丝和茶叶的生产大受影响,中土商民生丝和茶叶的对外贸易额度也大大的下降,来中土购买生丝的外国商人甚至都抱怨中土的生丝产量越来越小,让他们无处可买。由于生丝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生丝的价格也开始上涨,农民见有利可图,便纷纷开始从事生丝生产,但远未恢复到圣平天国之乱前的规模(在这一时期,日本恰恰抓住商机,极力扩大生丝的生产,在国际市场上获利颇丰,使日本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成为明治维新的重要成就之一。作者注),胡雨霖便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一方面放贷给愿意从事生丝生产的丝农,一方面出资大量囤积生丝,准备在将来高价卖出,获取暴利。
到现在为止,胡雨霖在生丝上面已经投入了470万两白银的资金,共计买入生丝11000包,按现在的价格全部抛出的话,获利当在50万两左右,也就是本利一起可以达到520万两。
这样再从别处凑80万两银子的话,就可以堵上这个大窟窿了……
想到堵窟窿有了眉目,胡雨霖长出了一口气。
可是,要上哪里去凑这80万两银子呢?
又想了一会儿,胡雨霖还是不得要领,不由得叹了口气。
要在往常,80万两银子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是现在,却足以憋倒他这个胡大财神。
想来想去,他知道,这笔钱,自己只能靠借了。
要找谁借呢?
由于为左季皋佐办西征军需,他胡雨霖因为左季皋搞的那些个“硬性摊派”的关系,得罪了不少中土商界的人,他现在如果开口向人借钱的话,保不齐会受人白眼不说,弄不好还会给人落井下石!
更为可怕的是,他胡雨霖一旦开了金口向别人借钱,消息一旦传出,肯定会有人把他和左季皋之间的交易联系起来,一旦有人鼓动言官参奏,要查他胡雨霖的帐,麻烦可就更大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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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协调的事做不上来,但在催款的办法上,左季皋却另有一套办法。
那便是,借洋债。
借洋债的思想出自左季皋,而经办人则是胡雨霖。左季皋认为,以外债代替协饷,以应急需,可以速集巨款,弥补协饷之不足。左季皋的办法是:以海关印票即协拨各地方省份加盖关防以示承诺代替中央催解。也就是以巨额外债代替了分散划拨的协饷。把“借洋债”跟协饷制度捆绑在一起,可以说是天才大手笔,非左季皋所不能为此。
彤郅六年到彤郅七年一年之间,左季皋便通过胡雨霖之手,连借了两大笔洋债,共计220万两白银,对此,当时左季皋曾得意洋洋的宣称:“得此巨额现饷,可以相其缓急,通融撙节,集事可速,调度可灵……得所借手,速赴戎机”。在左季皋看来,举借外债不失为弥补财政短缺的一剂良药,他甚至认为可以大规模地借,“借数愈多,则息耗愈轻;年份愈远,则筹还亦易。在彼所获虽多,在我所耗仍少。”反正这些钱又不需要他来还。
而更为高明的是,左季皋把“借洋债”当成了催缴各省协饷的手段!
对于左季皋经胡雨霖手办理的借款,利息可以说高得离谱。刘昆义曾设身处地的站在左季皋的角度考虑,认为这是他为了不耽误军事而进行的“不得已”之举,左季皋听说后只是冷笑,事实上,他并非“不得已”,而是有意“就高不就低”!
因为他要行的,是“一石数鸟”之计。
因为高利息不但能迅速筹集到巨款,满足用兵需要,高利息还能迫使协拨各地方省份迅速协饷,否则举借洋债的本利都要由他们偿还!
有洋债的鞭子在后面抽着,各省还敢拖欠吗?
这一回左季皋不用求人,各省督抚们自己就会上道!
此外,左季皋的“就高不就低”,另一个目的,便是给从中经办的胡雨霖留回扣空间。
胡雨霖是嗜利的商人,以营利为生命,左季皋当然知道得十分清楚。胡雨霖为他做这些,是必须要有回报的,没有回报,胡雨霖怎么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他运筹军饷?更何况为了西征借洋款,他还将阜康银号和家底都押上了,理应获得与其奉献及其效益相应的回报,可朝廷的制度安排里没有这一项。所谓的“圣人可权”,自号“今亮”的左季皋让胡雨霖高息中吃利差作为回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各省督抚无奈之下。为了不当左季皋“高利贷”的冤大头。便只能使出各种手段。将协饷摊派下去。
而左季皋“高息催饷”下的牺牲品,便是各地的商民。
远的不说,广州的官员在左季皋“高息催饷”的逼迫下,强令广州十三行行商潘仕成缴纳西征协饷100万两,潘仕成生意周转不灵,乞求暂缓,竟然被诬告下狱。后幸得亲族进京活动,并找到了敬亲王申诉。才被释放。潘仕成的被释曾惹得左季皋极是恼怒,专门为此上奏朝廷,要求严惩拒绝摊派的行商,后被朝廷压下不表
胡雨霖当然知道,左季皋为什么会对这些拒缴摊派的商人如此的痛恨。
早在西征之始,左季皋便提出中土可以仿行外国“贷兵饷于众商”的作法,“税项归款,商情乐从,事办易集”,但现实却无情的击碎了他的想法。西征军所驻当地商人们心存疑惧。根本不买他的帐,左季皋拟向当地商人议借款200万两以佐军需。结果众商最后只肯借银80万两,连一半都不到,且“心尚犹豫,未能释然”。左季皋对此怒不可遏,干脆便开始了硬性摊派,对抗拒不从的商人进行严惩。一时间陕甘等西征军过往省份鸡飞狗跳,商民对此敢怒不敢言。
作为左季皋的钱袋子,胡雨霖当然了解左季皋的脾性。
对于拒绝摊派的商民如此,左季皋一旦知道自己为了贪图日本政府给出的高利挪用了西征协饷,会如何对待自己,胡雨霖已然不敢再想下去了。
胡雨霖拼命的让自己镇定下来,他知道,自己现在要做的,就是怎么尽快的将这笔600万两西征协饷的窟窿给堵上。
只要堵上了窟窿,左季皋那里有了交待,不但不会找他的麻烦,而他要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左季皋还会想方设法帮他摆平!
想到这里,胡雨霖的心渐渐的安定下来。
可是,要怎么才能堵上这个大窟窿呢?
600万两白银,对他胡大财神来说,不能说是天文数字,但也是一笔极大的数目啊!
自己的总资产,其实是远远超过这个数目的,但自己的主业是钱庄票号,阜康钱庄的大部分资金现在都用于放贷,只有少数资金用于购货,急切之间,是抽不回这么多的资金的!
哪里可以搞到钱呢?
胡雨霖想了好久,终于想出了主意。
那就是生丝生意上的钱。
想到自己当初做出的囤积生丝以拉高价格牟取暴利的决定,他不由得暗暗庆幸。
生丝、茶叶和瓷器,一直是大乾帝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也是中土商人经商获利的主要生意。其中生丝最为重要。上海开埠后,中土和外国的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韶光二十五年,由上海出口的生丝为5000余包。到了彤郅九年,由上海出口的生丝已达近60000余包。从彤郅九年开始,全国生丝出口贸易约有三分之二,经由上海港向外国输出。一时旗昌、怡和、天祥等知名大洋行,纷纷落户上海,从事蚕丝和茶叶的出口贸易。但自圣平天国之乱后,因为战乱祸及,生丝和茶叶的生产大受影响,中土商民生丝和茶叶的对外贸易额度也大大的下降,来中土购买生丝的外国商人甚至都抱怨中土的生丝产量越来越小,让他们无处可买。由于生丝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生丝的价格也开始上涨,农民见有利可图,便纷纷开始从事生丝生产,但远未恢复到圣平天国之乱前的规模(在这一时期,日本恰恰抓住商机,极力扩大生丝的生产,在国际市场上获利颇丰,使日本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成为明治维新的重要成就之一。作者注),胡雨霖便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一方面放贷给愿意从事生丝生产的丝农,一方面出资大量囤积生丝,准备在将来高价卖出,获取暴利。
到现在为止,胡雨霖在生丝上面已经投入了470万两白银的资金,共计买入生丝11000包,按现在的价格全部抛出的话,获利当在50万两左右,也就是本利一起可以达到520万两。
这样再从别处凑80万两银子的话,就可以堵上这个大窟窿了……
想到堵窟窿有了眉目,胡雨霖长出了一口气。
可是,要上哪里去凑这80万两银子呢?
又想了一会儿,胡雨霖还是不得要领,不由得叹了口气。
要在往常,80万两银子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是现在,却足以憋倒他这个胡大财神。
想来想去,他知道,这笔钱,自己只能靠借了。
要找谁借呢?
由于为左季皋佐办西征军需,他胡雨霖因为左季皋搞的那些个“硬性摊派”的关系,得罪了不少中土商界的人,他现在如果开口向人借钱的话,保不齐会受人白眼不说,弄不好还会给人落井下石!
更为可怕的是,他胡雨霖一旦开了金口向别人借钱,消息一旦传出,肯定会有人把他和左季皋之间的交易联系起来,一旦有人鼓动言官参奏,要查他胡雨霖的帐,麻烦可就更大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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