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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闹事无一当意，世闻人无一怄心”“……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
时人喜欢将庐隐和冰心相提并论，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大自然和母爱的讴歌，表现出她对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庐隐的作品则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地感受着孤独。谢冰心主张则不然，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问，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问，而谢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她们俩，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
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没有亲人之情。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亲人的相继死亡，这残酷的命运，使她悲痛欲绝；三是“五四”运动的落潮，给当时很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影响，庐隐也是其中的一个。
庐隐曾说：“在第一个时期里，已经确定了我的人生观，到第二个时期，我的人生现，由极度的悲哀，向另一方向转变，到了第三个时期，就是我已另开拓出一条新路来了，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她说的三个时期，是她十三四年创作生涯中的三个阶段。其实，不论哪个时期的作品，都流露着悲哀的色彩，只是轻重浓淡不同而已：“我不满意这个现实的人间，一起头我就这样，其中所不同的，是从前只觉得伤感而不想来解决这伤感，所以第二步，我还是不满意人间的一切，我还是伤感，第三步呢，不满意于人间和伤感也更深进一层，但我却有了对付这伤感和不满意于人间的方法，我现在不愿意多说伤感，并不是我根本不伤感，只因我的伤感，已到不可说的地步……”
只读过她的作品而没见过她的人，多半以为她是一位愁眉苦脸的女性，但实则不然。她自己也说，她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在写文章时——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深深地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庐隐写于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曼丽》，是她认为“从颓唐中振起来的作品”。茅盾说：“《曼丽》集中多数作品表示了作者颇想脱掉幻想的感情花衫，并企图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她这次创作思想的变化有个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会的影响。促成她这一转向的，与其说是她个人生活上的变动，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暴风雨的震荡。”
翟菊农在这本集子的序里说：“这本小说集子比《海滨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内容说，《曼丽》的取材，范围要比《海滨故人》宽些，……《海滨故人》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处是亲切；在这本集子里，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但要比较蕴蓄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炼工夫。”
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闹事无一当意，世闻人无一怄心”“……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
时人喜欢将庐隐和冰心相提并论，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大自然和母爱的讴歌，表现出她对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庐隐的作品则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地感受着孤独。谢冰心主张则不然，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问，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问，而谢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她们俩，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
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没有亲人之情。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亲人的相继死亡，这残酷的命运，使她悲痛欲绝；三是“五四”运动的落潮，给当时很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影响，庐隐也是其中的一个。
庐隐曾说：“在第一个时期里，已经确定了我的人生观，到第二个时期，我的人生现，由极度的悲哀，向另一方向转变，到了第三个时期，就是我已另开拓出一条新路来了，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她说的三个时期，是她十三四年创作生涯中的三个阶段。其实，不论哪个时期的作品，都流露着悲哀的色彩，只是轻重浓淡不同而已：“我不满意这个现实的人间，一起头我就这样，其中所不同的，是从前只觉得伤感而不想来解决这伤感，所以第二步，我还是不满意人间的一切，我还是伤感，第三步呢，不满意于人间和伤感也更深进一层，但我却有了对付这伤感和不满意于人间的方法，我现在不愿意多说伤感，并不是我根本不伤感，只因我的伤感，已到不可说的地步……”
只读过她的作品而没见过她的人，多半以为她是一位愁眉苦脸的女性，但实则不然。她自己也说，她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在写文章时——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深深地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庐隐写于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曼丽》，是她认为“从颓唐中振起来的作品”。茅盾说：“《曼丽》集中多数作品表示了作者颇想脱掉幻想的感情花衫，并企图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她这次创作思想的变化有个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会的影响。促成她这一转向的，与其说是她个人生活上的变动，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暴风雨的震荡。”
翟菊农在这本集子的序里说：“这本小说集子比《海滨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内容说，《曼丽》的取材，范围要比《海滨故人》宽些，……《海滨故人》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处是亲切；在这本集子里，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但要比较蕴蓄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炼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