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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像历史的车轮滚动一般沉重有声。他高大魁梧，在他面前我显得那么娇小，不得不拼命踮起脚，使劲迈大步，我怕节奏错，怕踩住他脚，精神过于紧张，刚跳一圈就出了一头汗。毛泽东发觉了，便亲切地同我聊天，以消除我的紧张。
“小王，今年多大了？”
“十六。
“家是哪里啊？
“大连。”
“在文工团学什么？”
“舞蹈。”
“跳舞要放松。爸爸干什么哪？
“唱京剧的。”
“噢，艺术之家么”
谈着谈着，我忘了紧张，脚步变得舒展灵活，并且越跳越感到意气风发。
跳着跳着，毛泽东那双扭转乾坤的巨手忽然在我肩上一按。我身不由己坐下去。定定神，发现乐曲已终，我正好坐在自己原来的座位上。而毛泽东微笑着点头致礼.已经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我终于发现毛泽东跳舞时的一个习惯。他很注意舞伴原来坐在哪里，曲终时把你送回原位，在最后一声乐点轻轻把舞伴按坐下去。点头致礼，而后独自走回自己休息的座位。1
随着接触渐渐增多，我最初见到毛泽东的那种神秘感开始消失，因而也更觉得毛泽东平易近人。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五年多，毛泽东一直穿着那双红棕色的大头皮鞋，鞋底很厚，每一步下去都是那么沉重有力，仿佛要给大地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深痕。他总是穿一身灰色中山装，袖筒遮手一半；夏天穿一件肥大的绸衬
1据当时常参加乐队伴奏的高亚林同志说，实际情况是乐曲的节奏和起止时间一般由乐队根据情况灵活掌握，往往在毛泽东舞到临近座位时。乐曲即行停止。衫，右后背还补着补丁。坐在沙发上，他有时习惯把双腿伸出去休息，于是便露出粗线袜子，袜子上也是补丁。我曾问秘书：“主席怎么穿补了衣服呀？”秘书笑了：“人民能穿，人民的领袖当然也能穿。”我说：“可主席毕竟是主席”秘书作个手势：“你想得太神了，毛主席也是靠工资生活。
毛泽东非常富于幽默感，喜欢热闹，喜欢和我们说说笑笑。他烟瘾大，一支接一支。为控制烟量，他吸烟时总是把烟一折两截，只把半截插到烟嘴上吸燃。我不解地问：“主席，您为啥把烟掰两半呀？毛泽东笑着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么。”其实他是一支烟分两次抽。
只剩一个烟头了，在烟嘴里一明一灭地闪。毛泽东赶紧再吸一口，将烟蒂拨入烟灰缸。烟蒂在烟灰缸里有气无力地冒着残烟。毛泽东用感伤的腔调叹口气说：“唉，帝国主义气息奄奄哩。我们女团员们拨弄那支烟头，为毛泽东的幽默哈哈大笑。
毛泽东的烟嘴是褐色的，跳舞时就放在茶几上。我们年岁小的女团员跟毛泽东接触多了，就“放肆”起来，常拿起毛泽东的烟嘴玩。老同志批评我们：“别玩主席的烟嘴，看弄脏了！”毛泽东听见了，笑着说：“玩玩没关系么，就是别学抽烟。烟里可是有尼古丁，要害人呢。”
有一次，毛泽东的左手破了，结了痴。坐在沙发上休息时，皱着眉头搔痒，那样子简直像个受委屈的孩子。我惊讶极了，问：“主席，您，您怎么也挠手呀？
“痒痒啊，你痒痒不挠吗？”毛泽东对我的问话也很奇怪。
“我挠。可是，可是您“哈哈哈，”毛泽东明白了我的想法，笑出声“我怎么了？我也是人哪，普通人么，也得吃五谷杂粮，刀子割了肉也要流血，伤口结了痴也要痒痒，痒痒了就想挠么。
是啊，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
实际生活中却不然。有一次跳舞，江青忽然心血来潮，对毛泽东说：“你不是喜欢江姐里的歌吗？正好我们有些歌要作者帮忙，叫他来，你也见见。
于是，一个电话打到空政文工团，全团人马立刻出动去找这位作者，把他从一个剧场直接带到了春藕斋。这位作者没来得及换衣服。他平时不修边幅，穿一件油泥发亮的棉衣和满是褶子的肥大的军棉裤，脚上芽一双部队发的黑色棉布鞋，上面也有不少油迹污垢，他个子本来不高，便更显窝里窝囊。一进春藕斋，他的胳膊腿立刻僵硬得像木头棍似的，紧张得脸色煞白。江青带他来到毛泽东面前，他嘴巴张几次也说不出话，目光不知朝哪里落才好，便深深地鞠躬下去，腰弯得超过了九十度。我们在一个文工队平时很熟。见他这副样子，我们再也忍俊不住，一起放开嗓子哈哈大笑。越笑他越慌，他越慌我们越笑得厉害。他慌得直不起腰，就那么九十度地躬着，我们这些女孩子便也笑得弯下腰直不起来了。
毛泽东也笑了。连连示意叫作者坐下说话。作者却无论如何不敢坐，一句话也讲不连贯，简直要晕倒了。江青只好叫人把他领走了。
“唉，不了解呵，不了解就容易盲目，盲目就乱崇拜。毛泽东摇着头感叹“他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听了他作的歌。观众也会崇拜。写出这么好的歌，会是什么样了不起的人物啊？其实。就是他，普通人么。关键是要互相了解”
这番话今天想起来回味无穷。当时我却不曾真正理解，尤其不曾想到毛泽东也是在说别人对他的崇拜含有某种不了解，带有一些盲目性。
1964年我参加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演出前，在中南海出任务，我曾问毛泽东：“主席，我们排演了东方红，场面好大呢，您看不看？”毛泽东说：“安排了我就看。”
演出那天，我正在化妆，忽听前台传来一声儿童的呼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顿时间，大会堂里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演员们纷纷冲出化妆室，融入欢呼的浪潮。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已经熟悉，可是受那气氛影响，普通人的毛泽东形象消失了，我眼中看到的又变成了那个伟大而神秘的领袖人物。我跟着大家欢呼跳跃，跟着大家一道流泪。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再回到春藕斋出任务时，见到毛泽东，我感到前天那次演出就像是一场梦。毛泽东还是有血有肉活生生坐在我们中间谈笑风生，喝茶、抽烟、跳舞。聊天，一切都和普通人一样。两腿朝沙发前伸出时，又露出了线袜子上的两块补丁。我心有所动，对毛泽东说：“主席，您接见演出人员那天；我们都特别激动。大家都哭了，我也哭了。”
“你们还哭什么？”毛泽东淡淡的眉毛皱了皱“我们经常见面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低下头，稍停片刻转了话头。“接见时，总理宣布了我们爆炸原子弹成功的消息。大家简直高兴得不知喊什么才好。”
“嗯，这件事还是值得高兴的。
“现在社会上笑话可多呢？”我继续说“郊区农民卖小猪的不说卖小猪，说牵个赫鲁晓夫回去吧。
毛泽东笑着摇摆头，大概觉得这个笑话不适合严肃的政治斗争。他吸燃半截香烟，然后又慢条斯理说：“赫鲁晓夫伤了中国人的感情，不得人心哪，不得人心。我看他要不行了。
这话讲过不到一星期，赫鲁晓夫便“由于健康原因”.“辞去一切职务”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同志轻步走过来，把一张戏单交给我，小声说：“小玉，问问主席听哪段？”
毛泽东喜欢听京剧，跳舞休息时常放几段京剧听听，由中央台的同志负责放录音或是唱片。我将戏单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点了一出老生唱段。我已忘了戏名。
毛泽东听京剧常常用手敲着板眼，逢上老生戏还跟着唱几句。有时也请一些名角来表演。记得著名京剧演员裘盛戎见到毛泽东后，也是紧张得喘不过气，说不连贯话。毛泽东对此很皱眉头。现在想来，毛泽东固然伟大，但当时有些宣传搞得过分也是一个原回。把毛泽东神化了，因而有些人见了毛泽东就像见了神一样诚惶诚恐。我虽然经常见到毛泽东，不那么觉得神秘，但也并没完全摆脱这种“神化”宣传和弥漫全国的个人崇拜气氛的影响。春节时茶几上摆一些糖果，毛泽东随手抓糖给我吃，我从来舍不得吃一块，都是小心翼翼揣兜里，带回去分给同志们和家里的亲友。“这是毛主席给的糖啊！”我总是这样骄傲而又神秘他说。于是，同志们和家里的亲友也舍不得吃了，甚至不敢吃，宝贝似地保存起来——糖也被神化了。
我感到毛泽东不喜欢这种情况发生，但他有时也无可奈何。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非常想见毛主席，哪怕是远远望一眼呢。可她父亲解放前开一个小理发店，在那个年代这是属于出身不好。根本进不了中南海。她很羡慕我，常暗暗流泪，几次让我替她向毛主席问好。我对毛主席说：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每次都让我代她向您问好，她特别想您。毛泽东连连说：“谢谢她，谢谢她。代我谢谢她。”毛泽东并不是想见谁就可以见谁的，他曾解释说：“我做事也得听党的安排，听组织安排。”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种“神化”宣传越搞越厉害。有一次我对毛泽东说：“主席：您连续接见红卫兵多累呀？弄个高高的凳子坐***上就行了。”毛泽东笑道：“那怎么行？真是孩子气。”我说：“有个小学生等您乘车检阅，等呀等，实在憋不住上厕所，才走您的车就开过去了。这孩子回来没见上您，躺在地上就打滚，哭昏过去了。”
毛泽东皱起眉头，思索着什么很久没有说话。他后来又连续几次大规模接见了红卫兵。”
毛泽东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并且不大掩饰自己的感情。有次跳舞休息，我坐在毛泽东身边同他聊天。毛泽东关心地问：“你们练功累不累？”我说：“累。挺苦的，夏天腿往外一踢，地上就踢出一串汗珠子。有时候还会出事故呢。”毛泽东问：“练功还会出事故？”我说：“可不吗。听说天津一个剧团里，演哮夭大的演员翻跟斗，不小心摔下来，把脖子戳进去了，戳进”
“哎呀，不要说了，”毛泽东突然打断我讲话，一脸不忍的表情，连连摆手：“别说了，不要再讲了”
还有一次。跳完一圈舞坐下休息，我掏出一方演出用的红手绢，正想擦擦汗，毛泽东忽然说：“这是手绢吗？我看看。”他拿去那个手绢，翻来覆去看，眼里露出一种孩子似的新鲜好奇的神色，用惊讶的声音说：“还有这么好看的手绢呀？
跳舞又开始了。我接回手绢，陪毛泽东跳入场地中间。
忽然，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吓一跳，毛泽东也不例外。音乐停了，跳舞也停了。原来是雕花木板墙掉下一块，有一米见方。好险哪，正好砸在毛泽东坐过的沙发上，板角把坐在旁边休息的一名女团员砸伤了。毛泽东随大家一起跑过去，脸上十分焦急，就像父亲看到女儿受到伤害一样焦急担心，连声问：“小赵，砸坏没有？啊？砸哪儿了？”小赵捂着腿咧嘴：“没。没啥，不要紧。毛泽东转身招呼工作人员：“快，快帮助检查一下，要抓紧治。”
1966年8月，我从云南边疆演出回来，特别想念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委员长。好容易盼到星期六去中南海出任务，可是春藕斋里的气氛已经全变了。变得冷清，变得沉闷。我再也没能见到刘少奇和王光美。当时的形势，我什么也不敢多问，见到毛泽东和朱德，也不像过去那样说话随便，尽量避开政治问题，到年底，朱德和康克清也不来跳舞了，春藕斋里只剩了毛泽东。
毛泽东也很少来了，即使来了也显得郁郁寡欢，总是带着思虑重重的表情。有时显得很疲惫，有几次甚至连眼都睁不开，限度浮肿.眼里有红丝，深深地打着呵欠，勉强跳一圈就想离开。但是医生不允许，看着表计算时间，要求毛泽东必须达到一定运动量才能离开。
有些问题我想不通，不大赞成那种乱造反，为此得了个“保皇派”的帽子，不许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了。但是，毛泽东性格中有一种怀；日的感情，熟悉了便不愿换，也常打听我们这些熟人。于是。在我作了一番检查之后，领导又让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了。
1967年的一天，我又来到了春藕斋。毛泽东很晚才来。我们正坐在沙发里打盹，都匆匆站起身来振作精神。毛泽东一眼看到了我，问：“小王，怎么好久没见你来？生病了么？”
“没有。”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站错队了，领导没叫我来。”
毛泽东稍稍一怔，摇摇头：“群众么，站错了再站过来就是了，也值得这么搞！
我陪毛泽东跳舞，冷冷清清的舞厅突然使我伤感起来。就在一年前春节，我们还曾在这里表演节民那时的气氛多热烈啊。我们自编自演唱着“正月里来是新春”.给领袖们拜年。一拜毛主席。二拜刘主席，三拜委员长还有许多著名演员跟我们一道联欢。可现在呢，我瞟一眼毛泽东经常坐着休息的那张大沙发，仿佛又看到参加“四清”回来的王光美坐在毛泽东身边汇报工作景物依旧.只是人事已非。
“主席，”我小声说“前几天我们统一去清华大学参加斗争王光美的大会。他们.他们用乒乓球做项链，给王光美挂到脖子上了”
“胡闹！”毛泽东声音很大，显得有些激动不安，有些气恼。
我犹豫一下，又说：“刺大富还踢了王光美，叫王光美跪下
“蠢么！我一再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怎么还打人？”毛泽东不跳了，满面怒容“他们都说拥护我，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话！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就是毛泽东那双曾经扭转乾坤的手也控制不住运动的发展了。就在这一年，我也告别了春藕斋。我们全体文上团员都下列河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脚步像历史的车轮滚动一般沉重有声。他高大魁梧，在他面前我显得那么娇小，不得不拼命踮起脚，使劲迈大步，我怕节奏错，怕踩住他脚，精神过于紧张，刚跳一圈就出了一头汗。毛泽东发觉了，便亲切地同我聊天，以消除我的紧张。
“小王，今年多大了？”
“十六。
“家是哪里啊？
“大连。”
“在文工团学什么？”
“舞蹈。”
“跳舞要放松。爸爸干什么哪？
“唱京剧的。”
“噢，艺术之家么”
谈着谈着，我忘了紧张，脚步变得舒展灵活，并且越跳越感到意气风发。
跳着跳着，毛泽东那双扭转乾坤的巨手忽然在我肩上一按。我身不由己坐下去。定定神，发现乐曲已终，我正好坐在自己原来的座位上。而毛泽东微笑着点头致礼.已经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我终于发现毛泽东跳舞时的一个习惯。他很注意舞伴原来坐在哪里，曲终时把你送回原位，在最后一声乐点轻轻把舞伴按坐下去。点头致礼，而后独自走回自己休息的座位。1
随着接触渐渐增多，我最初见到毛泽东的那种神秘感开始消失，因而也更觉得毛泽东平易近人。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五年多，毛泽东一直穿着那双红棕色的大头皮鞋，鞋底很厚，每一步下去都是那么沉重有力，仿佛要给大地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深痕。他总是穿一身灰色中山装，袖筒遮手一半；夏天穿一件肥大的绸衬
1据当时常参加乐队伴奏的高亚林同志说，实际情况是乐曲的节奏和起止时间一般由乐队根据情况灵活掌握，往往在毛泽东舞到临近座位时。乐曲即行停止。衫，右后背还补着补丁。坐在沙发上，他有时习惯把双腿伸出去休息，于是便露出粗线袜子，袜子上也是补丁。我曾问秘书：“主席怎么穿补了衣服呀？”秘书笑了：“人民能穿，人民的领袖当然也能穿。”我说：“可主席毕竟是主席”秘书作个手势：“你想得太神了，毛主席也是靠工资生活。
毛泽东非常富于幽默感，喜欢热闹，喜欢和我们说说笑笑。他烟瘾大，一支接一支。为控制烟量，他吸烟时总是把烟一折两截，只把半截插到烟嘴上吸燃。我不解地问：“主席，您为啥把烟掰两半呀？毛泽东笑着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么。”其实他是一支烟分两次抽。
只剩一个烟头了，在烟嘴里一明一灭地闪。毛泽东赶紧再吸一口，将烟蒂拨入烟灰缸。烟蒂在烟灰缸里有气无力地冒着残烟。毛泽东用感伤的腔调叹口气说：“唉，帝国主义气息奄奄哩。我们女团员们拨弄那支烟头，为毛泽东的幽默哈哈大笑。
毛泽东的烟嘴是褐色的，跳舞时就放在茶几上。我们年岁小的女团员跟毛泽东接触多了，就“放肆”起来，常拿起毛泽东的烟嘴玩。老同志批评我们：“别玩主席的烟嘴，看弄脏了！”毛泽东听见了，笑着说：“玩玩没关系么，就是别学抽烟。烟里可是有尼古丁，要害人呢。”
有一次，毛泽东的左手破了，结了痴。坐在沙发上休息时，皱着眉头搔痒，那样子简直像个受委屈的孩子。我惊讶极了，问：“主席，您，您怎么也挠手呀？
“痒痒啊，你痒痒不挠吗？”毛泽东对我的问话也很奇怪。
“我挠。可是，可是您“哈哈哈，”毛泽东明白了我的想法，笑出声“我怎么了？我也是人哪，普通人么，也得吃五谷杂粮，刀子割了肉也要流血，伤口结了痴也要痒痒，痒痒了就想挠么。
是啊，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
实际生活中却不然。有一次跳舞，江青忽然心血来潮，对毛泽东说：“你不是喜欢江姐里的歌吗？正好我们有些歌要作者帮忙，叫他来，你也见见。
于是，一个电话打到空政文工团，全团人马立刻出动去找这位作者，把他从一个剧场直接带到了春藕斋。这位作者没来得及换衣服。他平时不修边幅，穿一件油泥发亮的棉衣和满是褶子的肥大的军棉裤，脚上芽一双部队发的黑色棉布鞋，上面也有不少油迹污垢，他个子本来不高，便更显窝里窝囊。一进春藕斋，他的胳膊腿立刻僵硬得像木头棍似的，紧张得脸色煞白。江青带他来到毛泽东面前，他嘴巴张几次也说不出话，目光不知朝哪里落才好，便深深地鞠躬下去，腰弯得超过了九十度。我们在一个文工队平时很熟。见他这副样子，我们再也忍俊不住，一起放开嗓子哈哈大笑。越笑他越慌，他越慌我们越笑得厉害。他慌得直不起腰，就那么九十度地躬着，我们这些女孩子便也笑得弯下腰直不起来了。
毛泽东也笑了。连连示意叫作者坐下说话。作者却无论如何不敢坐，一句话也讲不连贯，简直要晕倒了。江青只好叫人把他领走了。
“唉，不了解呵，不了解就容易盲目，盲目就乱崇拜。毛泽东摇着头感叹“他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听了他作的歌。观众也会崇拜。写出这么好的歌，会是什么样了不起的人物啊？其实。就是他，普通人么。关键是要互相了解”
这番话今天想起来回味无穷。当时我却不曾真正理解，尤其不曾想到毛泽东也是在说别人对他的崇拜含有某种不了解，带有一些盲目性。
1964年我参加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演出前，在中南海出任务，我曾问毛泽东：“主席，我们排演了东方红，场面好大呢，您看不看？”毛泽东说：“安排了我就看。”
演出那天，我正在化妆，忽听前台传来一声儿童的呼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顿时间，大会堂里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演员们纷纷冲出化妆室，融入欢呼的浪潮。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已经熟悉，可是受那气氛影响，普通人的毛泽东形象消失了，我眼中看到的又变成了那个伟大而神秘的领袖人物。我跟着大家欢呼跳跃，跟着大家一道流泪。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再回到春藕斋出任务时，见到毛泽东，我感到前天那次演出就像是一场梦。毛泽东还是有血有肉活生生坐在我们中间谈笑风生，喝茶、抽烟、跳舞。聊天，一切都和普通人一样。两腿朝沙发前伸出时，又露出了线袜子上的两块补丁。我心有所动，对毛泽东说：“主席，您接见演出人员那天；我们都特别激动。大家都哭了，我也哭了。”
“你们还哭什么？”毛泽东淡淡的眉毛皱了皱“我们经常见面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低下头，稍停片刻转了话头。“接见时，总理宣布了我们爆炸原子弹成功的消息。大家简直高兴得不知喊什么才好。”
“嗯，这件事还是值得高兴的。
“现在社会上笑话可多呢？”我继续说“郊区农民卖小猪的不说卖小猪，说牵个赫鲁晓夫回去吧。
毛泽东笑着摇摆头，大概觉得这个笑话不适合严肃的政治斗争。他吸燃半截香烟，然后又慢条斯理说：“赫鲁晓夫伤了中国人的感情，不得人心哪，不得人心。我看他要不行了。
这话讲过不到一星期，赫鲁晓夫便“由于健康原因”.“辞去一切职务”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同志轻步走过来，把一张戏单交给我，小声说：“小玉，问问主席听哪段？”
毛泽东喜欢听京剧，跳舞休息时常放几段京剧听听，由中央台的同志负责放录音或是唱片。我将戏单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点了一出老生唱段。我已忘了戏名。
毛泽东听京剧常常用手敲着板眼，逢上老生戏还跟着唱几句。有时也请一些名角来表演。记得著名京剧演员裘盛戎见到毛泽东后，也是紧张得喘不过气，说不连贯话。毛泽东对此很皱眉头。现在想来，毛泽东固然伟大，但当时有些宣传搞得过分也是一个原回。把毛泽东神化了，因而有些人见了毛泽东就像见了神一样诚惶诚恐。我虽然经常见到毛泽东，不那么觉得神秘，但也并没完全摆脱这种“神化”宣传和弥漫全国的个人崇拜气氛的影响。春节时茶几上摆一些糖果，毛泽东随手抓糖给我吃，我从来舍不得吃一块，都是小心翼翼揣兜里，带回去分给同志们和家里的亲友。“这是毛主席给的糖啊！”我总是这样骄傲而又神秘他说。于是，同志们和家里的亲友也舍不得吃了，甚至不敢吃，宝贝似地保存起来——糖也被神化了。
我感到毛泽东不喜欢这种情况发生，但他有时也无可奈何。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非常想见毛主席，哪怕是远远望一眼呢。可她父亲解放前开一个小理发店，在那个年代这是属于出身不好。根本进不了中南海。她很羡慕我，常暗暗流泪，几次让我替她向毛主席问好。我对毛主席说：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每次都让我代她向您问好，她特别想您。毛泽东连连说：“谢谢她，谢谢她。代我谢谢她。”毛泽东并不是想见谁就可以见谁的，他曾解释说：“我做事也得听党的安排，听组织安排。”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种“神化”宣传越搞越厉害。有一次我对毛泽东说：“主席：您连续接见红卫兵多累呀？弄个高高的凳子坐***上就行了。”毛泽东笑道：“那怎么行？真是孩子气。”我说：“有个小学生等您乘车检阅，等呀等，实在憋不住上厕所，才走您的车就开过去了。这孩子回来没见上您，躺在地上就打滚，哭昏过去了。”
毛泽东皱起眉头，思索着什么很久没有说话。他后来又连续几次大规模接见了红卫兵。”
毛泽东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并且不大掩饰自己的感情。有次跳舞休息，我坐在毛泽东身边同他聊天。毛泽东关心地问：“你们练功累不累？”我说：“累。挺苦的，夏天腿往外一踢，地上就踢出一串汗珠子。有时候还会出事故呢。”毛泽东问：“练功还会出事故？”我说：“可不吗。听说天津一个剧团里，演哮夭大的演员翻跟斗，不小心摔下来，把脖子戳进去了，戳进”
“哎呀，不要说了，”毛泽东突然打断我讲话，一脸不忍的表情，连连摆手：“别说了，不要再讲了”
还有一次。跳完一圈舞坐下休息，我掏出一方演出用的红手绢，正想擦擦汗，毛泽东忽然说：“这是手绢吗？我看看。”他拿去那个手绢，翻来覆去看，眼里露出一种孩子似的新鲜好奇的神色，用惊讶的声音说：“还有这么好看的手绢呀？
跳舞又开始了。我接回手绢，陪毛泽东跳入场地中间。
忽然，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吓一跳，毛泽东也不例外。音乐停了，跳舞也停了。原来是雕花木板墙掉下一块，有一米见方。好险哪，正好砸在毛泽东坐过的沙发上，板角把坐在旁边休息的一名女团员砸伤了。毛泽东随大家一起跑过去，脸上十分焦急，就像父亲看到女儿受到伤害一样焦急担心，连声问：“小赵，砸坏没有？啊？砸哪儿了？”小赵捂着腿咧嘴：“没。没啥，不要紧。毛泽东转身招呼工作人员：“快，快帮助检查一下，要抓紧治。”
1966年8月，我从云南边疆演出回来，特别想念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委员长。好容易盼到星期六去中南海出任务，可是春藕斋里的气氛已经全变了。变得冷清，变得沉闷。我再也没能见到刘少奇和王光美。当时的形势，我什么也不敢多问，见到毛泽东和朱德，也不像过去那样说话随便，尽量避开政治问题，到年底，朱德和康克清也不来跳舞了，春藕斋里只剩了毛泽东。
毛泽东也很少来了，即使来了也显得郁郁寡欢，总是带着思虑重重的表情。有时显得很疲惫，有几次甚至连眼都睁不开，限度浮肿.眼里有红丝，深深地打着呵欠，勉强跳一圈就想离开。但是医生不允许，看着表计算时间，要求毛泽东必须达到一定运动量才能离开。
有些问题我想不通，不大赞成那种乱造反，为此得了个“保皇派”的帽子，不许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了。但是，毛泽东性格中有一种怀；日的感情，熟悉了便不愿换，也常打听我们这些熟人。于是。在我作了一番检查之后，领导又让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了。
1967年的一天，我又来到了春藕斋。毛泽东很晚才来。我们正坐在沙发里打盹，都匆匆站起身来振作精神。毛泽东一眼看到了我，问：“小王，怎么好久没见你来？生病了么？”
“没有。”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站错队了，领导没叫我来。”
毛泽东稍稍一怔，摇摇头：“群众么，站错了再站过来就是了，也值得这么搞！
我陪毛泽东跳舞，冷冷清清的舞厅突然使我伤感起来。就在一年前春节，我们还曾在这里表演节民那时的气氛多热烈啊。我们自编自演唱着“正月里来是新春”.给领袖们拜年。一拜毛主席。二拜刘主席，三拜委员长还有许多著名演员跟我们一道联欢。可现在呢，我瞟一眼毛泽东经常坐着休息的那张大沙发，仿佛又看到参加“四清”回来的王光美坐在毛泽东身边汇报工作景物依旧.只是人事已非。
“主席，”我小声说“前几天我们统一去清华大学参加斗争王光美的大会。他们.他们用乒乓球做项链，给王光美挂到脖子上了”
“胡闹！”毛泽东声音很大，显得有些激动不安，有些气恼。
我犹豫一下，又说：“刺大富还踢了王光美，叫王光美跪下
“蠢么！我一再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怎么还打人？”毛泽东不跳了，满面怒容“他们都说拥护我，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话！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就是毛泽东那双曾经扭转乾坤的手也控制不住运动的发展了。就在这一年，我也告别了春藕斋。我们全体文上团员都下列河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