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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原始人类,浑浑噩噩,无有组织,成为无政府状态,文明人则有组织,有政府,克鲁泡特金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
我们生在文明社会中,要考察人类心理真相,有两个方法:(1)一部二十五史,是人类心理留下的影像,我们熟察历史事迹,既可见人类心理真相,这是本书前面业已说明了的;(2)凡物体,每一分子的性质,与全物体的性质是相同的,社会是积人而成的,人身是社会之一分子,我们把身体之组织法运用到社会上,一定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
治国采用互竞主义有流弊,采用互助主义,也有流弊,必须采用合力主义。人身之组织,既是合力主义,身体是许多细胞构成,每一细胞都有知觉,等于国中之人民,大脑等于中央政府,全身神经,都可直达于脑,等于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人的力线,都可直达中央,成为合力之政府。目不与耳竞争,口不与鼻竞争,手不与足竞争,双方之间非常调协,故达尔文之互竞主义用不着;目不须耳之帮助而能视,口不须鼻之帮助而能言,手不须足之帮助而能执持,个个独立,自由表现其能力,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也用不着。目尽其视之能力,耳尽其听之能力,口鼻手足,亦各尽各之能力,把各种能力,集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健全之身体,是之谓合力主义。我国古人有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已经见了这个原则。
国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人身亦然。我们的脚被蚊子咬了,脚政府报告脑政府,立派右手来,把蚊子打死。万一右手被蚊子咬,自己无法办理,报告脑政府,立派左手来,把蚊子打死。有时睡着了,脑政府失其作用,额上被蚊子咬,延髓脊髓政府代行职务,电知手政府把蚊子打死,脑政府还不知道。耳鼻为寒气所侵,温度降低,各处本救灾恤邻之道,输送血液来救济,于是耳鼻就呈红色。万一天气太寒,输送了许多血液,寒气仍进逼不已,各地方政府协商道:“我们再输送血液去,仍无济于事,只好各守防地,把输送到耳的血液,与他截留了。”于是耳鼻就呈青白色。
我说至此处,一定有人起而质问道:“你说的救灾恤邻之道,正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他的学说,何尝会错?”我说道:他讲的互助不错,错在无政府主义,必须有了政府,才能谈互助,无政府是不能互助的。举例来说:前清时,我们四川对于云贵各省有协饷,这可说是互助了,满清政府一倒,协饷即停止,这即是无政府即不能互助之明证。并且满清政府一倒,川滇黔即互相战争起来,由此知:在无政府之下,只能生互竞的现象,断不会生互助的现象。
人身有中央政府,有省县市区各种政府,脑中记忆的事,都由各政府转报而来,各政府仍有档案可查,施催眠术的人,是蒙蔽了中央政府,在省县市区政府调阅旧卷,所以人在催眠中,能将平素所做之事说出,而醒来时又全不知道。疯人胡言乱语,这是脑政府受病,中央政府失了作用,省县市区政府,乱号令。所以疯人说的话,都是他平日的事,不过莫得中央政府统一指挥,故话不连贯;夜间做梦,是中央政府休职,各处政府的人,跳上中央舞台来了,人一醒,中央政府复职,他们立即躲藏。有时中央政府也能察觉,故梦中的事,也能略记一二。我们可以说:疯狂和做梦,都是讲无政府主义的。
古来亡国之时,许多人说要死节,及到临头,忽然战栗退缩。因为想死节,是出于理智,从脑中出,是中央政府的命令;战栗退缩,是肌肉收缩,是全国人民不愿意。文天祥一流人,从容就死,是平日厉行军国民教育,人民与中央政府,业已行动一致了。许多人平日讲不好色,及至美色当前,又情不自禁,因为不好色是脑政府的主张,情不自禁,是身体他部分的主张。我们走路,心中想朝某方走,最初一二步注意,以后即无须注意,自然会向前走去,这回是中央政府布号令后,人民依着命令做去,如果步步注意,等于地方上事事要劳中央政府,那就不胜其烦了。我们每日有许多无意识的动作,都是这个原因。古人作诗,无意中得佳句,疑有神助。大醉后写出之字,比醒时更好,这是由于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训练好了,遇有事来,不需中央指挥,人民自动作出之事,比中央指挥办理还要好些。心理学书上,有所谓“下意识”者,盖指除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
理智从脑而出,能辨别事理,**从五官百骸而出,是盲目的,故目好色,耳好声,身体肌肤好愉快,往往与脑之主张相违反。古代哲学家,如希腊的柏拉图等,和中国的程朱等,都是崇奉理智,抑制**。例如程子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又把韩昌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二语,极力称赞,只要脑中自认为真理,就可把五官百骸置之死地,与暴君之**是一样。所以这样学说昌明时代,也即是君权极盛时代。后来君主打倒了,民主主义出现,同时学说上也盛行**主义,纵肆耳目之欲,任意盲动,无所谓理智,等于政治上之暴民**。我们读历史,看出一种通例:君主时代,政府压制人民,同时哲学家即崇理智而抑**,民主时代,人民敌视政府,同时哲学家即重**而轻理智。
据上面之研究,可知身体之组织,与国家之组织是很相同的,我们返观吾身,知道脑与五官百骸是很调协的,即知道:我们创设一种学说,必使理智与**相调协,不能凭着脑之空想,以虐苦五官百骸,亦不能放纵五官百骸,而不受理智之裁判。建设一个国家,必使政府与人民调协,不能凭着脑政府之威力压制人民;而为人民者,亦不能对政府取敌视行为。吾身之组织,每一神经俱可直达于脑,故脑为神经之总汇处,与五官百骸,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因此每一人民之力线,必使之可以径达中央,中央为全国力线之总汇处,政府与人民,不用调协而自然调协。能这样的办理,即是合力主义,才可以救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两说之弊,而与天然之理相合。
达尔文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原始人类,浑浑噩噩,无有组织,成为无政府状态,文明人则有组织,有政府,克鲁泡特金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
我们生在文明社会中,要考察人类心理真相,有两个方法:(1)一部二十五史,是人类心理留下的影像,我们熟察历史事迹,既可见人类心理真相,这是本书前面业已说明了的;(2)凡物体,每一分子的性质,与全物体的性质是相同的,社会是积人而成的,人身是社会之一分子,我们把身体之组织法运用到社会上,一定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
治国采用互竞主义有流弊,采用互助主义,也有流弊,必须采用合力主义。人身之组织,既是合力主义,身体是许多细胞构成,每一细胞都有知觉,等于国中之人民,大脑等于中央政府,全身神经,都可直达于脑,等于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人的力线,都可直达中央,成为合力之政府。目不与耳竞争,口不与鼻竞争,手不与足竞争,双方之间非常调协,故达尔文之互竞主义用不着;目不须耳之帮助而能视,口不须鼻之帮助而能言,手不须足之帮助而能执持,个个独立,自由表现其能力,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也用不着。目尽其视之能力,耳尽其听之能力,口鼻手足,亦各尽各之能力,把各种能力,集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健全之身体,是之谓合力主义。我国古人有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已经见了这个原则。
国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人身亦然。我们的脚被蚊子咬了,脚政府报告脑政府,立派右手来,把蚊子打死。万一右手被蚊子咬,自己无法办理,报告脑政府,立派左手来,把蚊子打死。有时睡着了,脑政府失其作用,额上被蚊子咬,延髓脊髓政府代行职务,电知手政府把蚊子打死,脑政府还不知道。耳鼻为寒气所侵,温度降低,各处本救灾恤邻之道,输送血液来救济,于是耳鼻就呈红色。万一天气太寒,输送了许多血液,寒气仍进逼不已,各地方政府协商道:“我们再输送血液去,仍无济于事,只好各守防地,把输送到耳的血液,与他截留了。”于是耳鼻就呈青白色。
我说至此处,一定有人起而质问道:“你说的救灾恤邻之道,正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他的学说,何尝会错?”我说道:他讲的互助不错,错在无政府主义,必须有了政府,才能谈互助,无政府是不能互助的。举例来说:前清时,我们四川对于云贵各省有协饷,这可说是互助了,满清政府一倒,协饷即停止,这即是无政府即不能互助之明证。并且满清政府一倒,川滇黔即互相战争起来,由此知:在无政府之下,只能生互竞的现象,断不会生互助的现象。
人身有中央政府,有省县市区各种政府,脑中记忆的事,都由各政府转报而来,各政府仍有档案可查,施催眠术的人,是蒙蔽了中央政府,在省县市区政府调阅旧卷,所以人在催眠中,能将平素所做之事说出,而醒来时又全不知道。疯人胡言乱语,这是脑政府受病,中央政府失了作用,省县市区政府,乱号令。所以疯人说的话,都是他平日的事,不过莫得中央政府统一指挥,故话不连贯;夜间做梦,是中央政府休职,各处政府的人,跳上中央舞台来了,人一醒,中央政府复职,他们立即躲藏。有时中央政府也能察觉,故梦中的事,也能略记一二。我们可以说:疯狂和做梦,都是讲无政府主义的。
古来亡国之时,许多人说要死节,及到临头,忽然战栗退缩。因为想死节,是出于理智,从脑中出,是中央政府的命令;战栗退缩,是肌肉收缩,是全国人民不愿意。文天祥一流人,从容就死,是平日厉行军国民教育,人民与中央政府,业已行动一致了。许多人平日讲不好色,及至美色当前,又情不自禁,因为不好色是脑政府的主张,情不自禁,是身体他部分的主张。我们走路,心中想朝某方走,最初一二步注意,以后即无须注意,自然会向前走去,这回是中央政府布号令后,人民依着命令做去,如果步步注意,等于地方上事事要劳中央政府,那就不胜其烦了。我们每日有许多无意识的动作,都是这个原因。古人作诗,无意中得佳句,疑有神助。大醉后写出之字,比醒时更好,这是由于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训练好了,遇有事来,不需中央指挥,人民自动作出之事,比中央指挥办理还要好些。心理学书上,有所谓“下意识”者,盖指除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
理智从脑而出,能辨别事理,**从五官百骸而出,是盲目的,故目好色,耳好声,身体肌肤好愉快,往往与脑之主张相违反。古代哲学家,如希腊的柏拉图等,和中国的程朱等,都是崇奉理智,抑制**。例如程子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又把韩昌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二语,极力称赞,只要脑中自认为真理,就可把五官百骸置之死地,与暴君之**是一样。所以这样学说昌明时代,也即是君权极盛时代。后来君主打倒了,民主主义出现,同时学说上也盛行**主义,纵肆耳目之欲,任意盲动,无所谓理智,等于政治上之暴民**。我们读历史,看出一种通例:君主时代,政府压制人民,同时哲学家即崇理智而抑**,民主时代,人民敌视政府,同时哲学家即重**而轻理智。
据上面之研究,可知身体之组织,与国家之组织是很相同的,我们返观吾身,知道脑与五官百骸是很调协的,即知道:我们创设一种学说,必使理智与**相调协,不能凭着脑之空想,以虐苦五官百骸,亦不能放纵五官百骸,而不受理智之裁判。建设一个国家,必使政府与人民调协,不能凭着脑政府之威力压制人民;而为人民者,亦不能对政府取敌视行为。吾身之组织,每一神经俱可直达于脑,故脑为神经之总汇处,与五官百骸,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因此每一人民之力线,必使之可以径达中央,中央为全国力线之总汇处,政府与人民,不用调协而自然调协。能这样的办理,即是合力主义,才可以救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两说之弊,而与天然之理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