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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的时间。这是郝队长他们当初调查过的人，请二老看看，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重要的遗漏。”
陶为善从陈杰的手上接过笔记本，将老伴递到他手上的老花镜戴在鼻梁上，然后慢慢看了起来。老伴赵碧莲也和他一起看。
三四分钟以后，陶为善取下眼镜：“和为良走得比较近的人全在里面了，老太婆，好像没有什么遗漏。”
“是啊！这个名单已经很详细了，我们知道的也是这些人，”赵碧莲道，“你们还可以去问问为英。”
“对，你们再去找为英问问，自从我母亲去世以后，我们和为良，包括老爷子走动的就少了，为良和为英是一个母亲生的，他们之间走得很近，为英对为良的情况知道的比较多。”陶为善道。
“我们之所以和老爷子走动的少，是不想给老爷子增添麻烦，我们夫妻俩的工作都是老爷子安排的，我们的经济条件比较好，老爷子带着为良和为英过，生活勉强能过得去，所以，我们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都是自己解决，从不去打扰老爷子。虽然我和为良不是一母所生，但为良对我们还是很不错的，他条件好了以后，还经常帮助我们。”
陶为善是想说，他和陶为良之间没有什么恩怨。
“我们认为，杀害陶为良一家四口的凶手，应该就藏在这些人中间——”陈杰指着笔记本上的名单道，“一定是这些人中的某一个人对警方说了谎话。
陶为善沉思片刻道：“你们可以再和这两个人接触一下——”陶为善重新戴上眼镜，俯下身体，指着笔记本上两个人的名字道，“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案子的事情，我总觉得这两人有问题。”
陶为善所说的两个人就是陶为良的两个表弟索大友和索大贵。
陶为善的想法和郝科长的想法不谋而合。郝队长曾经说过，他担心和索家相关的证人证言可能有问题，因为和索家相关的证人基本是索家的亲戚。索大友说案发当晚，他在老表陈怀仁家打麻将，一起打麻将的还有李正林和蒲永江两个人，后经调查，李正林是陈怀仁的连襟，蒲永江和李正林是远房表亲。郝队长不能排除李正林和蒲永江做假证的可能，总而言之，索大友想找人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应该是一件非常简单容易的事情，因为，索家在当地的亲戚太多，一根棍子倒地上，就能砸到好几个索家的亲戚；至于证明索大贵案发当晚在他家打八十分的范小军和另外两个证人的证词也很值得推敲。搞不好，他们也是索家的什么亲戚。至于索大贵的儿子，索大贵想让他说谎，也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么，陶为善是怎么想的呢？他把目光投到索大友和索大贵兄弟俩的身上，总应该有一些东西做支撑吧！
“您觉得索大友兄弟俩有些可疑，根据是什么呢？”
“为良的舅舅索梁栋在沿江一带名声很不好，他常做一些欺男霸女的事情，手上有好几条人命，他还开过烟馆，经营过鸦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他仗着家里有钱，一次次化险为夷。我们陶家是军属，是‘光荣之家”。我爷爷是二等残废军人，爷爷平时告诫我父亲和索家人少来往，保持正常的关系即可，不要走得太近。为良他母亲也不希望和娘家人多走动，土改的时候，土改工作队领着乡亲们分索家的不义之财，索家得到消息后，连夜拉了几箱子东西到我家来，我爷爷虽然不高兴，但碍于亲戚情面，就把东西收下了。索家之所以把东西藏到我家来，就是看中了我家是军属和’光荣之家’这块招牌。风声过去以后，我爷爷就让索家人把东西拖走了，我爷爷怕这些东西给家人带来灭顶之灾。所以，跟索家人说好了存放几天，时间一到，就请索家把东西取回。我爷爷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亲戚遇到了困难，肯定要帮忙，但索家人也要为我们陶家人想一想，万一事情败露，连累了我们陶家，以后连亲戚都没得做了。到规定的期限，索家把东西拖走了，又藏到了别的亲戚家，结果被工作队的人知道了，于是，派人把三箱东西抄走了，为此，索家恨死了我们陶家人，如果不把东西转移到别的亲戚家，那三箱子东西就不会出事了。后来，连为良他娘都不怎么回娘家了。”
陶为善提供的情况已经超出了郝队长了解到的情况，“72117”灭门惨案的历史背景比卷宗里面反映出来的背景还要复杂。
陶为善涉及到了一些细节。
“有一次，为良的母亲回娘家——女人吗？她走的再远，娘家总是要回的，她敲了半天门，竟然没有一个人开门。最后，为良他母亲是哭着回家的。可见索家人有多恨陶家人，连自己的女儿都拒之门外。其实，我们陶家对索家人一直很好，索家在当地是一个大家族，七大姑八大姨，亲戚特别多，只要他们进城，那肯定是要到我们陶家来的，好酒好菜招待不说，临走的时候，还要带一点礼物回去，索家的亲戚，不管是结婚还是死人，连过生日，我们陶家都上份子，每次份子都是最高的，我父亲在部队当团长，索家人扛着我父亲团长的牌子，为自己撑门面。为良的母亲在娘家吃了闭门羹以后，回到家就生病了，看为良的母亲整天郁郁寡欢，我父亲就亲自出面，备了一份大礼，亲自上门致歉赔礼，索家人才勉强把气消了。为这件事情，我爷爷越发瞧不起索家人，但看在为良母亲的份上，也就把气憋在了心里。一九五零年秋天，”陶为善也提到了一九五零年秋天，他提供的情况或许会比郝队长了解到的情况更详细一些。
“刚解放的时候，索梁栋整天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发现天真的变了，过去，有好几个仇家到上面去告索梁栋，都被索家用钱一一化解了。解放以后，情况不一样了，一个又一个恶霸被人民政府枪毙了。仇家见机会来了，就写联名信到市政府去告状，上面就派了一个工作组住在沿江专门调查索梁栋的罪行。
作案的时间。这是郝队长他们当初调查过的人，请二老看看，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重要的遗漏。”
陶为善从陈杰的手上接过笔记本，将老伴递到他手上的老花镜戴在鼻梁上，然后慢慢看了起来。老伴赵碧莲也和他一起看。
三四分钟以后，陶为善取下眼镜：“和为良走得比较近的人全在里面了，老太婆，好像没有什么遗漏。”
“是啊！这个名单已经很详细了，我们知道的也是这些人，”赵碧莲道，“你们还可以去问问为英。”
“对，你们再去找为英问问，自从我母亲去世以后，我们和为良，包括老爷子走动的就少了，为良和为英是一个母亲生的，他们之间走得很近，为英对为良的情况知道的比较多。”陶为善道。
“我们之所以和老爷子走动的少，是不想给老爷子增添麻烦，我们夫妻俩的工作都是老爷子安排的，我们的经济条件比较好，老爷子带着为良和为英过，生活勉强能过得去，所以，我们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都是自己解决，从不去打扰老爷子。虽然我和为良不是一母所生，但为良对我们还是很不错的，他条件好了以后，还经常帮助我们。”
陶为善是想说，他和陶为良之间没有什么恩怨。
“我们认为，杀害陶为良一家四口的凶手，应该就藏在这些人中间——”陈杰指着笔记本上的名单道，“一定是这些人中的某一个人对警方说了谎话。
陶为善沉思片刻道：“你们可以再和这两个人接触一下——”陶为善重新戴上眼镜，俯下身体，指着笔记本上两个人的名字道，“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案子的事情，我总觉得这两人有问题。”
陶为善所说的两个人就是陶为良的两个表弟索大友和索大贵。
陶为善的想法和郝科长的想法不谋而合。郝队长曾经说过，他担心和索家相关的证人证言可能有问题，因为和索家相关的证人基本是索家的亲戚。索大友说案发当晚，他在老表陈怀仁家打麻将，一起打麻将的还有李正林和蒲永江两个人，后经调查，李正林是陈怀仁的连襟，蒲永江和李正林是远房表亲。郝队长不能排除李正林和蒲永江做假证的可能，总而言之，索大友想找人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应该是一件非常简单容易的事情，因为，索家在当地的亲戚太多，一根棍子倒地上，就能砸到好几个索家的亲戚；至于证明索大贵案发当晚在他家打八十分的范小军和另外两个证人的证词也很值得推敲。搞不好，他们也是索家的什么亲戚。至于索大贵的儿子，索大贵想让他说谎，也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么，陶为善是怎么想的呢？他把目光投到索大友和索大贵兄弟俩的身上，总应该有一些东西做支撑吧！
“您觉得索大友兄弟俩有些可疑，根据是什么呢？”
“为良的舅舅索梁栋在沿江一带名声很不好，他常做一些欺男霸女的事情，手上有好几条人命，他还开过烟馆，经营过鸦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他仗着家里有钱，一次次化险为夷。我们陶家是军属，是‘光荣之家”。我爷爷是二等残废军人，爷爷平时告诫我父亲和索家人少来往，保持正常的关系即可，不要走得太近。为良他母亲也不希望和娘家人多走动，土改的时候，土改工作队领着乡亲们分索家的不义之财，索家得到消息后，连夜拉了几箱子东西到我家来，我爷爷虽然不高兴，但碍于亲戚情面，就把东西收下了。索家之所以把东西藏到我家来，就是看中了我家是军属和’光荣之家’这块招牌。风声过去以后，我爷爷就让索家人把东西拖走了，我爷爷怕这些东西给家人带来灭顶之灾。所以，跟索家人说好了存放几天，时间一到，就请索家把东西取回。我爷爷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亲戚遇到了困难，肯定要帮忙，但索家人也要为我们陶家人想一想，万一事情败露，连累了我们陶家，以后连亲戚都没得做了。到规定的期限，索家把东西拖走了，又藏到了别的亲戚家，结果被工作队的人知道了，于是，派人把三箱东西抄走了，为此，索家恨死了我们陶家人，如果不把东西转移到别的亲戚家，那三箱子东西就不会出事了。后来，连为良他娘都不怎么回娘家了。”
陶为善提供的情况已经超出了郝队长了解到的情况，“72117”灭门惨案的历史背景比卷宗里面反映出来的背景还要复杂。
陶为善涉及到了一些细节。
“有一次，为良的母亲回娘家——女人吗？她走的再远，娘家总是要回的，她敲了半天门，竟然没有一个人开门。最后，为良他母亲是哭着回家的。可见索家人有多恨陶家人，连自己的女儿都拒之门外。其实，我们陶家对索家人一直很好，索家在当地是一个大家族，七大姑八大姨，亲戚特别多，只要他们进城，那肯定是要到我们陶家来的，好酒好菜招待不说，临走的时候，还要带一点礼物回去，索家的亲戚，不管是结婚还是死人，连过生日，我们陶家都上份子，每次份子都是最高的，我父亲在部队当团长，索家人扛着我父亲团长的牌子，为自己撑门面。为良的母亲在娘家吃了闭门羹以后，回到家就生病了，看为良的母亲整天郁郁寡欢，我父亲就亲自出面，备了一份大礼，亲自上门致歉赔礼，索家人才勉强把气消了。为这件事情，我爷爷越发瞧不起索家人，但看在为良母亲的份上，也就把气憋在了心里。一九五零年秋天，”陶为善也提到了一九五零年秋天，他提供的情况或许会比郝队长了解到的情况更详细一些。
“刚解放的时候，索梁栋整天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发现天真的变了，过去，有好几个仇家到上面去告索梁栋，都被索家用钱一一化解了。解放以后，情况不一样了，一个又一个恶霸被人民政府枪毙了。仇家见机会来了，就写联名信到市政府去告状，上面就派了一个工作组住在沿江专门调查索梁栋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