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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区了。现在江西要找一个没什么人的地方真可不容易。
山洞距离甘溪镇只有三十多公里,但由于是山区,这儿已经没有手机信号了。所以,他看不到股市行情,也没法与小k联系。“都是这该死的小k!如果我的股票因此有损失的话,都要小k来赔!”不过他也知道这不过是骂骂而已,因为这炒股的一百万还是小k送给他的,而且是在他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拯救了他的公司。
外号财迷的徐辉与外号小k的高翔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如果不是高中时在一张桌子坐了三年,他们怎么也不会成为朋友的。二人的家庭出身就相差悬殊:高翔爷爷是老红军,高干,爸爸是大老板,大款;而徐辉的家庭是最普通不过的一般人家。
徐辉是宁波人,父母亲属于“长身体时遇上困难时期,该学习时遇到文革,该工作时遇到上山下乡,结婚后遇到计划生育,要养老养小时遇到下岗”的一代。父亲文革中的老三届,毕业后去了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文革后回城,进了宁波锅炉厂当了一名电焊工。他苦练技术,不光买了焊接设备和工艺方面的书,还买了锅炉设计、机械加工等书籍自学,成为厂里有名的技术能手。
徐辉的母亲文革中插队下乡后,受了几个月的培训后成了生产队的“赤脚医生”回城后进了宁波大昌布厂,在厂医务室工作。回城的大龄青年没什么挑剔的,对上眼了就赶紧结婚生子,就有了徐辉。
这是个普通不过的家庭,所以也遇到了普通不过的人都会遇到的普通事:徐辉读初三那年,父母亲先后下岗了。徐辉父亲在下岗后的第三天就上街摆了个修自行车摊。
生活清苦可以想象,使徐辉很懂事,不光节约,放学后也会到摊子上帮忙修自行车。就这样,徐辉的学习成绩并没受什么影响,中考考上了重点高中,在兴宁桥旁的宁波一中。一年后,徐父开了一个家电维修店,兼修钟表、配钥匙。母亲也找了一份工,在一家药店当店员,不算辛苦,只是工作时间长,离家又远。所以徐辉放学也是到父亲的维修店里吃饭、做作业。在父亲出去上门维修时,徐辉就看店,接待顾客。要接待顾客当然也要会点维修技术的,所以他还学习各种维修技术,后来就能帮着修理钟表和家电了。
而高翔是在南京的部队大院里长大的。爷爷是老八路,是南京军区的师级干部,文革结束时离休。高翔的爸爸在文革中靠关系,到北京军区当了兵,当年的兵不同现在的兵,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跳了几年忠字舞”
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时为副连长的高父自己要求退伍,与几个**一起在北京开公司做起了生意。他们找了父辈的战友批了些“条子”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为他退伍的事高爷爷非常生气,差点不认这个儿子,因为他有逃避参加对越南作战的嫌疑。不过这倒是冤枉了儿子,因为他办退伍的时候确实不知道就要打仗了。
合伙做生意三年后,几个人的手里有了一笔当时看来很大的钱,中间的多数人起了见好就收的念头。于是大家散了伙,同伙中有的到国外去了,有的提前“退休”享福去了,反正这钱算下来够用一辈子的了。高父却继续事业,因为他的手下还有一些员工,老板们散了公司,员工一下子不好找工作。他独自开了一家公司,后来发展到了好几家公司。什么房地产、进出口、实业工厂,什么赚钱开什么公司,业务主要在北京。
高翔一岁时,被爸爸带到在南京部队大院中的爷爷家探亲,离休后闲在家里的爷爷奶奶高兴得很,让孩子“多留几天”
这一留就是十多年:开始由于他爸爸妈妈忙于生意,而部队大院的幼儿园质量也还好,最关键是有利于缓和、沟通和老爷子的关系。所以他们就答应让小孩在南京住,等要上小学时才去北京。
可是还没等高翔到读小学,二年后,事情有了变化。高翔的爸爸遇到了大款们常发生的事情:他不小心让一个小秘怀孕了。所以他与高翔的妈妈离婚了,高翔跟了爸爸。离婚二个月后,高翔有了后妈,半年后还有了个弟弟。
分了几千万资产(包括二家公司)的高翔妈妈,二年后也另成了家。而高翔就一直跟着爷爷了,与爸爸、妈妈每年见不上几次面。也许是受部队大院环境影响,高翔成了一个军事迷。
高翔中考考得不好(其实已经比他的正常水平还高一点了),进不了重点高中。他爸爸要让他进一个贵族学校读高中,爷爷不同意;让他与部队大院的一伙同学一样进普通高中,他爸爸又不肯。这时,爷爷在宁波的一个老战友来看他,帮他们拿了主意:去宁波重点中学读书。这老战友的儿子在宁波市里当大官,他早就要请高爷爷去宁波住了。
就这样,托了关系,高翔爸爸还交了“择校费”高翔就进了宁波一中。高翔爸爸还上校领导家去拜访了一下,让在学习上多关心高翔。校领导让班主任给高翔找个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做同桌。于是,徐辉成了高翔的同桌。
的山区了。现在江西要找一个没什么人的地方真可不容易。
山洞距离甘溪镇只有三十多公里,但由于是山区,这儿已经没有手机信号了。所以,他看不到股市行情,也没法与小k联系。“都是这该死的小k!如果我的股票因此有损失的话,都要小k来赔!”不过他也知道这不过是骂骂而已,因为这炒股的一百万还是小k送给他的,而且是在他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拯救了他的公司。
外号财迷的徐辉与外号小k的高翔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如果不是高中时在一张桌子坐了三年,他们怎么也不会成为朋友的。二人的家庭出身就相差悬殊:高翔爷爷是老红军,高干,爸爸是大老板,大款;而徐辉的家庭是最普通不过的一般人家。
徐辉是宁波人,父母亲属于“长身体时遇上困难时期,该学习时遇到文革,该工作时遇到上山下乡,结婚后遇到计划生育,要养老养小时遇到下岗”的一代。父亲文革中的老三届,毕业后去了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文革后回城,进了宁波锅炉厂当了一名电焊工。他苦练技术,不光买了焊接设备和工艺方面的书,还买了锅炉设计、机械加工等书籍自学,成为厂里有名的技术能手。
徐辉的母亲文革中插队下乡后,受了几个月的培训后成了生产队的“赤脚医生”回城后进了宁波大昌布厂,在厂医务室工作。回城的大龄青年没什么挑剔的,对上眼了就赶紧结婚生子,就有了徐辉。
这是个普通不过的家庭,所以也遇到了普通不过的人都会遇到的普通事:徐辉读初三那年,父母亲先后下岗了。徐辉父亲在下岗后的第三天就上街摆了个修自行车摊。
生活清苦可以想象,使徐辉很懂事,不光节约,放学后也会到摊子上帮忙修自行车。就这样,徐辉的学习成绩并没受什么影响,中考考上了重点高中,在兴宁桥旁的宁波一中。一年后,徐父开了一个家电维修店,兼修钟表、配钥匙。母亲也找了一份工,在一家药店当店员,不算辛苦,只是工作时间长,离家又远。所以徐辉放学也是到父亲的维修店里吃饭、做作业。在父亲出去上门维修时,徐辉就看店,接待顾客。要接待顾客当然也要会点维修技术的,所以他还学习各种维修技术,后来就能帮着修理钟表和家电了。
而高翔是在南京的部队大院里长大的。爷爷是老八路,是南京军区的师级干部,文革结束时离休。高翔的爸爸在文革中靠关系,到北京军区当了兵,当年的兵不同现在的兵,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跳了几年忠字舞”
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时为副连长的高父自己要求退伍,与几个**一起在北京开公司做起了生意。他们找了父辈的战友批了些“条子”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为他退伍的事高爷爷非常生气,差点不认这个儿子,因为他有逃避参加对越南作战的嫌疑。不过这倒是冤枉了儿子,因为他办退伍的时候确实不知道就要打仗了。
合伙做生意三年后,几个人的手里有了一笔当时看来很大的钱,中间的多数人起了见好就收的念头。于是大家散了伙,同伙中有的到国外去了,有的提前“退休”享福去了,反正这钱算下来够用一辈子的了。高父却继续事业,因为他的手下还有一些员工,老板们散了公司,员工一下子不好找工作。他独自开了一家公司,后来发展到了好几家公司。什么房地产、进出口、实业工厂,什么赚钱开什么公司,业务主要在北京。
高翔一岁时,被爸爸带到在南京部队大院中的爷爷家探亲,离休后闲在家里的爷爷奶奶高兴得很,让孩子“多留几天”
这一留就是十多年:开始由于他爸爸妈妈忙于生意,而部队大院的幼儿园质量也还好,最关键是有利于缓和、沟通和老爷子的关系。所以他们就答应让小孩在南京住,等要上小学时才去北京。
可是还没等高翔到读小学,二年后,事情有了变化。高翔的爸爸遇到了大款们常发生的事情:他不小心让一个小秘怀孕了。所以他与高翔的妈妈离婚了,高翔跟了爸爸。离婚二个月后,高翔有了后妈,半年后还有了个弟弟。
分了几千万资产(包括二家公司)的高翔妈妈,二年后也另成了家。而高翔就一直跟着爷爷了,与爸爸、妈妈每年见不上几次面。也许是受部队大院环境影响,高翔成了一个军事迷。
高翔中考考得不好(其实已经比他的正常水平还高一点了),进不了重点高中。他爸爸要让他进一个贵族学校读高中,爷爷不同意;让他与部队大院的一伙同学一样进普通高中,他爸爸又不肯。这时,爷爷在宁波的一个老战友来看他,帮他们拿了主意:去宁波重点中学读书。这老战友的儿子在宁波市里当大官,他早就要请高爷爷去宁波住了。
就这样,托了关系,高翔爸爸还交了“择校费”高翔就进了宁波一中。高翔爸爸还上校领导家去拜访了一下,让在学习上多关心高翔。校领导让班主任给高翔找个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做同桌。于是,徐辉成了高翔的同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