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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对抗五军已经很熟悉了，想报复抗五军打大庆油田而去打热河，肯定是日军的下策。在热河那儿已经与抗五军打了两次了，没什么收获，牺牲还不小。而且他们的飞机侦察表明，热河的抗五军已经做好了日军进攻的准备。确实，抗五军预计日军要对抗五军报复，让部队和民兵都作好了准备。这些时间以来，热河一些村庄的地雷、地道的，还有山上的密营，都已经建设得不错了。
当然，日军愿意付代价的话，多派部队进攻，占领几个热河城市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如果有关内不断支持抗五军，日军要保持占领这些城市的代价太大了。
而且，光关东军要抽这么多部队，那么东北的抗日武装又要袭击一些地方，他们的损失会很大的。
日军虽然很气愤，但他们并不是会冲动的傻瓜，在评估了进攻热河可能付出的代价后，他们没有行动。对急进派来说，打热河就不干脆如打华北！
但是，打华北是要一些借口和准备的。而且他们的军事上也要准备，还希望国内的政府也能支持。打华北，可是有可能引起大华全国的抗日，日喷各方还是有些不同看法的。
五月三日，两个靠帮日喷写文章的汉奸，天津”振报的主笔白逾桓及”国权报的主笔胡恩溥在日本租界被暗杀。这不是抗五军敢死队干的，而是日军特务土肥原策划的。动手的是北平的几个热血青年、大学生，他们也想抗日，想比敢死队更出名，而且觉得共济会的政策太保守了，应该不停地杀杀杀！不停地战斗！结果有人找了他们，为他们提供武器，还给他们情报，让他们去杀死汉奸。于是，两个住在租界、无足轻重的汉奸就被学生哥轻松打死了。
而日军马上抓住这件事，在华北闹了起来。不外是抗议、威胁政府，要肃清华北的抗日力量，否则他们就要自己动手了。
过了几天，军国主义分子又从杜重远先生办的刊物新生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了一点茬。
五月四日出版的新生周刊上，登了一篇文章，闲话皇帝。这本来是一篇中立的文章，它从自有“皇帝”起说起，从中国皇帝说起，说到外国皇帝；最后说到日本天皇，说天皇空有其名而无实权，如果当个生物学家（听说这个天皇喜欢生物学？）的话说不定能搞出点成绩。
这些话要放在另一时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说他是个人而不是神、说他没什么实权，基本都是大实话。但这个时候可不得了！日喷国内已经把天皇神化了，天皇要国民干什么，国民就必须干什么！怎么能把天皇说成是人而不是神呢？
另外是这个时候也有点巧合，日喷的急进派正想进一步扩大在东北和我国的侵略了，没事都要搞点事出来。这篇文章又是一个让他们闹事的好借口。
于是，他们借这两件事大闹起来，什么抗议啊、游行的，闹得很起劲。他们的外交部门也提出强烈抗议，一些军国主义分子更是扬言要发动战争。这是不是说明这篇文章说出了事实，点到了他们的痛处？
日喷急进派在自己国内做了一些舆论准备，压倒了缓进派，在军事上也装模作样地作了一些准备工作，把在大庆时拳头打到棉花上的部队调到了辽宁。
到五月二十九日，准备工作差不多了，天津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参谋长酒井隆、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要求，谓天津两报社长胡恩溥、白逾桓之被暗杀，与大华政府有关，系排外举动，要求（一）撤换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省政府移保定。（二）撤换天津巿长张廷谔，公安局长李俊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三）撤退驻北平之宪兵第三团，军分会政治训练处长，蓝衣社及驻扎河北之中央军及于部，河北各级党部，（四）采取行动清理共济会等抗日团体。如果以上要求不能满足，日军将采取“自卫”行动。
宪兵第三团在北平、天津驻守，里面的一些年轻军人还是不怕东洋人的，以前看到东洋浪人闹事，就上去打了浪人。这样与东洋浪人结了仇，后来又打了几架，到底是宪兵人多，把浪人狠揍了几顿。这也是他们维护社会治安的本职工作嘛。但这事让东洋人记恨在心，现在要赶他们走。
撤离宪兵三团的事，得到了蒋中才的同意，后来宪兵三团调回去改为了蒋中才的警卫团。
其实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此非常紧张，在天津命令要快点破了胡、白的案件，抓住凶手。酒井隆真是个非常狂妄的人，六月二日又向何应钦提出国民党、共济会、蓝衣社、宪兵队均须逐出华北，最后蒋中正必须离职。
这何应钦对日军的态度实在是软弱，他马上为酒井隆的要求作了反应，让宪兵团作出撤离的准备。不过他也耍了点花招，说没有什么蓝衣社，也不知道北方有没有共济会。确实，共济会又不是什么挂牌的组织，他何应钦是管不到的；蓝衣社是人们对“复兴社”的口头说法，确实没有这个社。
在上海，东洋人发现了闲话皇帝，并开始提抗议后，中央政府立即下令查封新生周刊，还要抓作者。别人知道作者只有一个笔名，真人只有刊物编辑等少数人知道，杜重远让作者躲了起来，自己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日军说文章是对天皇大不敬，中央政府就说作者是“藐视友邦”日军说文章是对他们的挑衅，中央政府就说作者是“破坏邦交”而且政府很快就将杜重远起诉到法院。这可是我国目前“最友好”的“友邦”了，正侵占了我国的领土，在用刺刀“帮助”我国人民享受“东亚共荣”的“友邦”！
关东军对抗五军已经很熟悉了，想报复抗五军打大庆油田而去打热河，肯定是日军的下策。在热河那儿已经与抗五军打了两次了，没什么收获，牺牲还不小。而且他们的飞机侦察表明，热河的抗五军已经做好了日军进攻的准备。确实，抗五军预计日军要对抗五军报复，让部队和民兵都作好了准备。这些时间以来，热河一些村庄的地雷、地道的，还有山上的密营，都已经建设得不错了。
当然，日军愿意付代价的话，多派部队进攻，占领几个热河城市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如果有关内不断支持抗五军，日军要保持占领这些城市的代价太大了。
而且，光关东军要抽这么多部队，那么东北的抗日武装又要袭击一些地方，他们的损失会很大的。
日军虽然很气愤，但他们并不是会冲动的傻瓜，在评估了进攻热河可能付出的代价后，他们没有行动。对急进派来说，打热河就不干脆如打华北！
但是，打华北是要一些借口和准备的。而且他们的军事上也要准备，还希望国内的政府也能支持。打华北，可是有可能引起大华全国的抗日，日喷各方还是有些不同看法的。
五月三日，两个靠帮日喷写文章的汉奸，天津”振报的主笔白逾桓及”国权报的主笔胡恩溥在日本租界被暗杀。这不是抗五军敢死队干的，而是日军特务土肥原策划的。动手的是北平的几个热血青年、大学生，他们也想抗日，想比敢死队更出名，而且觉得共济会的政策太保守了，应该不停地杀杀杀！不停地战斗！结果有人找了他们，为他们提供武器，还给他们情报，让他们去杀死汉奸。于是，两个住在租界、无足轻重的汉奸就被学生哥轻松打死了。
而日军马上抓住这件事，在华北闹了起来。不外是抗议、威胁政府，要肃清华北的抗日力量，否则他们就要自己动手了。
过了几天，军国主义分子又从杜重远先生办的刊物新生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了一点茬。
五月四日出版的新生周刊上，登了一篇文章，闲话皇帝。这本来是一篇中立的文章，它从自有“皇帝”起说起，从中国皇帝说起，说到外国皇帝；最后说到日本天皇，说天皇空有其名而无实权，如果当个生物学家（听说这个天皇喜欢生物学？）的话说不定能搞出点成绩。
这些话要放在另一时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说他是个人而不是神、说他没什么实权，基本都是大实话。但这个时候可不得了！日喷国内已经把天皇神化了，天皇要国民干什么，国民就必须干什么！怎么能把天皇说成是人而不是神呢？
另外是这个时候也有点巧合，日喷的急进派正想进一步扩大在东北和我国的侵略了，没事都要搞点事出来。这篇文章又是一个让他们闹事的好借口。
于是，他们借这两件事大闹起来，什么抗议啊、游行的，闹得很起劲。他们的外交部门也提出强烈抗议，一些军国主义分子更是扬言要发动战争。这是不是说明这篇文章说出了事实，点到了他们的痛处？
日喷急进派在自己国内做了一些舆论准备，压倒了缓进派，在军事上也装模作样地作了一些准备工作，把在大庆时拳头打到棉花上的部队调到了辽宁。
到五月二十九日，准备工作差不多了，天津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参谋长酒井隆、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要求，谓天津两报社长胡恩溥、白逾桓之被暗杀，与大华政府有关，系排外举动，要求（一）撤换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省政府移保定。（二）撤换天津巿长张廷谔，公安局长李俊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三）撤退驻北平之宪兵第三团，军分会政治训练处长，蓝衣社及驻扎河北之中央军及于部，河北各级党部，（四）采取行动清理共济会等抗日团体。如果以上要求不能满足，日军将采取“自卫”行动。
宪兵第三团在北平、天津驻守，里面的一些年轻军人还是不怕东洋人的，以前看到东洋浪人闹事，就上去打了浪人。这样与东洋浪人结了仇，后来又打了几架，到底是宪兵人多，把浪人狠揍了几顿。这也是他们维护社会治安的本职工作嘛。但这事让东洋人记恨在心，现在要赶他们走。
撤离宪兵三团的事，得到了蒋中才的同意，后来宪兵三团调回去改为了蒋中才的警卫团。
其实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此非常紧张，在天津命令要快点破了胡、白的案件，抓住凶手。酒井隆真是个非常狂妄的人，六月二日又向何应钦提出国民党、共济会、蓝衣社、宪兵队均须逐出华北，最后蒋中正必须离职。
这何应钦对日军的态度实在是软弱，他马上为酒井隆的要求作了反应，让宪兵团作出撤离的准备。不过他也耍了点花招，说没有什么蓝衣社，也不知道北方有没有共济会。确实，共济会又不是什么挂牌的组织，他何应钦是管不到的；蓝衣社是人们对“复兴社”的口头说法，确实没有这个社。
在上海，东洋人发现了闲话皇帝，并开始提抗议后，中央政府立即下令查封新生周刊，还要抓作者。别人知道作者只有一个笔名，真人只有刊物编辑等少数人知道，杜重远让作者躲了起来，自己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日军说文章是对天皇大不敬，中央政府就说作者是“藐视友邦”日军说文章是对他们的挑衅，中央政府就说作者是“破坏邦交”而且政府很快就将杜重远起诉到法院。这可是我国目前“最友好”的“友邦”了，正侵占了我国的领土，在用刺刀“帮助”我国人民享受“东亚共荣”的“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