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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思想的大解放之后，建立一个廉洁、高效、公平正义的好政府，就成了李经述关注的焦点。鲁迅还为此上书李经述总统，要求政府放开舆论监督，称这有助于遏制官员*，建立一个好政府。
鲁迅在李经述接见他时，说：“古今中外，官员的贪腐问题所在皆有。说要根本解决，倒也没有这个可能。但将之遏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其实也不难。汲取古今中外的经验，无非就是两种方法：一是大幅度削减官员的权力，不给官员贪污的机会；二是加强监督，多几双眼睛看着，放开报禁，开放舆论监督，就等于让六万万老百姓的眼睛盯着所有政府官员，这对廉政局的监管是一种有力补充。”
李经述点点头，说：“中国的古代也有御史制度，近代出现了报纸，报纸可以把御史不管的事情公开。报纸的舆论监督确实是监督官员的一*宝。我会让国会通过相关法律，准备开放报禁，让民间人士自由办报。”
李经述要国会制定法律、放开舆论监督的意见后，袁世凯急匆匆赶来总统府，脸色很不好看，问李经述道：“我听说大总统要开放报禁？”
这时，李经述正在总统府的后湖钓鱼，算是小憩。袁世凯赶来时，正好一条半尺长的鲤鱼上钩，在耀眼的阳光中活蹦乱跳，他将鱼取下放进鱼桶里，哈哈大笑，说：“项城，我正要去找你呢。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是于民有利的好事，你为何如此忧心？”
袁世凯说：“卑职以为，这样可能会使我们将来失去政权！”
这时，带有一丝凉意的风，吹皱了四周的水面，李经述淡淡地回答袁世凯道:“世上的政权都是人民选的，没有谁能永远在台上。而且人民不是一架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它规定好了的工作；人民像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它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趋向自由生长和发展。而言论自由，是他们最重要的自由，政府不能剥夺啊。”
李经述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分明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袁世凯第一次有点摸不透李经述的心思，他问道：“二十年前，大总统不是反对开放报禁吗？这样会不会搞乱人民的思想？”
李经述说：“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我们的国家内忧外患，主权没有完全独立，民众多为吃饱饭而努力，当然不能开放报禁。不过，被剥夺了言论自主的人民，没有尊严，不能叫活着，只能说没死而已。现在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应该还给民众了。这对监督我们政府的公职人员，防止贪污*，是大有好处的。”
袁世凯说：“万一有人又趁机捣乱怎么办？”
李经述说：“不足虑。开放报禁之前，国会会通过新闻法，禁止煽动暴力、对有损于国家利益、颠覆政府的言论予以禁止，还有侮辱诽谤他人等言论，也会被禁止。我们的政府也都是由人去执政的，不会‘一贯正确’，被强行压制下去的声音可能是正确的。要对不同的声音多一些宽容。”
袁世凯说：“我还是有点担心局面会失控，社会的思想会混乱。”
李经述说：“我们要吸取前车之鉴。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文化又早熟，在汉代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儒家思想！但是独尊儒术后，中国却已变成静止的了，几千年来原封未动，甚至倒退。五代就不是唐朝，元朝又比宋朝退步，明朝被野蛮的满清取代，这是对儒家最大的讽刺！我们只接受一种声音，就不可能再进步。反观欧洲是不一样的，中世纪的时候是黑暗的，基督教的统治也是垄断，但在后期文艺复兴之后不同的思想出现了，这才导致了他们社会进步很快。这一点，用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如果总是要追求一种思想，追求所有人有统一思想的话，中国不可能进步。所以我们现在要保障言论自由。多一些不同意见，不代表思想混乱，我还是希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袁世凯说：“就怕国民理性不够，思想不统一，社会就会一片混乱。”
李经述说：“过去之所以说不乱，是被压抑住了。那么现在可以放开。放出来以后公开地讨论，把所有的问题拿到桌面上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走向成熟的一条路，那么将来总有一天会成熟的，这是民主政治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步骤。我反而觉得开放舆论监督之后，反而会使得我们政府受到更多人的尊敬，我不要一个满嘴谎言的政府啊！而且我们提倡建设法制社会，舆论监督是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中华帝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舆论监督具有公开性、广泛性和及时性的特点，影响广，时效快，容易引起重视，还是放开吧。”
袁世凯说：“我现在担心的，是全国的记者队伍素质不一，很多都只是读了几天书的秀才，思想迂腐不堪，根本不能引领社会的进步！记者本来就是一个浮光掠影的职业，如果不受约束，那社会就乱套了。”
“项城，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李经述想了想说：“这个我有办法。可以成立中国新闻局，负责组织全国记者的考试，发放记者证。今后。新闻工作者要职业化，一律要通过国家组织的考试。”
说完，李经述拿出身边的一叠资料，是职业新闻记者道德守则，“这是我到美国访问，找人搜集的职业记者操作守则，已经结合中国国情修改。你以这个为蓝本，编写资料向社会公开，然后找专家学者出考题，组织考试，发放记者证，今后，国内报纸聘用的记者，都要有记者证。随时把不合格的记者剔除出局。”
袁世凯接过资料来一看，上面写得特别具体：“职业记者的成员相信，公众启蒙是公正的前驱，是民主的基础。而我们记者的职责是，报道事实，通过对事实和问题公正而全面报道，去推进这个目标的实现。来自所有媒体和各个领域的有良知的记者，将竭尽全力，服务于公众，提供全面而诚实的报道。职业上的公正、客观，是记者公信力的基石。
在收集、报道、破译信息的过程中，记者应该诚实、公正、富于勇气。记者应该调集一切资源，确保信息的准确度，始终注意避免因为疏忽或主观而导致错误，故意歪曲事实，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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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思想的大解放之后，建立一个廉洁、高效、公平正义的好政府，就成了李经述关注的焦点。鲁迅还为此上书李经述总统，要求政府放开舆论监督，称这有助于遏制官员*，建立一个好政府。
鲁迅在李经述接见他时，说：“古今中外，官员的贪腐问题所在皆有。说要根本解决，倒也没有这个可能。但将之遏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其实也不难。汲取古今中外的经验，无非就是两种方法：一是大幅度削减官员的权力，不给官员贪污的机会；二是加强监督，多几双眼睛看着，放开报禁，开放舆论监督，就等于让六万万老百姓的眼睛盯着所有政府官员，这对廉政局的监管是一种有力补充。”
李经述点点头，说：“中国的古代也有御史制度，近代出现了报纸，报纸可以把御史不管的事情公开。报纸的舆论监督确实是监督官员的一*宝。我会让国会通过相关法律，准备开放报禁，让民间人士自由办报。”
李经述要国会制定法律、放开舆论监督的意见后，袁世凯急匆匆赶来总统府，脸色很不好看，问李经述道：“我听说大总统要开放报禁？”
这时，李经述正在总统府的后湖钓鱼，算是小憩。袁世凯赶来时，正好一条半尺长的鲤鱼上钩，在耀眼的阳光中活蹦乱跳，他将鱼取下放进鱼桶里，哈哈大笑，说：“项城，我正要去找你呢。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是于民有利的好事，你为何如此忧心？”
袁世凯说：“卑职以为，这样可能会使我们将来失去政权！”
这时，带有一丝凉意的风，吹皱了四周的水面，李经述淡淡地回答袁世凯道:“世上的政权都是人民选的，没有谁能永远在台上。而且人民不是一架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它规定好了的工作；人民像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它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趋向自由生长和发展。而言论自由，是他们最重要的自由，政府不能剥夺啊。”
李经述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分明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袁世凯第一次有点摸不透李经述的心思，他问道：“二十年前，大总统不是反对开放报禁吗？这样会不会搞乱人民的思想？”
李经述说：“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我们的国家内忧外患，主权没有完全独立，民众多为吃饱饭而努力，当然不能开放报禁。不过，被剥夺了言论自主的人民，没有尊严，不能叫活着，只能说没死而已。现在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应该还给民众了。这对监督我们政府的公职人员，防止贪污*，是大有好处的。”
袁世凯说：“万一有人又趁机捣乱怎么办？”
李经述说：“不足虑。开放报禁之前，国会会通过新闻法，禁止煽动暴力、对有损于国家利益、颠覆政府的言论予以禁止，还有侮辱诽谤他人等言论，也会被禁止。我们的政府也都是由人去执政的，不会‘一贯正确’，被强行压制下去的声音可能是正确的。要对不同的声音多一些宽容。”
袁世凯说：“我还是有点担心局面会失控，社会的思想会混乱。”
李经述说：“我们要吸取前车之鉴。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文化又早熟，在汉代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儒家思想！但是独尊儒术后，中国却已变成静止的了，几千年来原封未动，甚至倒退。五代就不是唐朝，元朝又比宋朝退步，明朝被野蛮的满清取代，这是对儒家最大的讽刺！我们只接受一种声音，就不可能再进步。反观欧洲是不一样的，中世纪的时候是黑暗的，基督教的统治也是垄断，但在后期文艺复兴之后不同的思想出现了，这才导致了他们社会进步很快。这一点，用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如果总是要追求一种思想，追求所有人有统一思想的话，中国不可能进步。所以我们现在要保障言论自由。多一些不同意见，不代表思想混乱，我还是希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袁世凯说：“就怕国民理性不够，思想不统一，社会就会一片混乱。”
李经述说：“过去之所以说不乱，是被压抑住了。那么现在可以放开。放出来以后公开地讨论，把所有的问题拿到桌面上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走向成熟的一条路，那么将来总有一天会成熟的，这是民主政治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步骤。我反而觉得开放舆论监督之后，反而会使得我们政府受到更多人的尊敬，我不要一个满嘴谎言的政府啊！而且我们提倡建设法制社会，舆论监督是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中华帝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舆论监督具有公开性、广泛性和及时性的特点，影响广，时效快，容易引起重视，还是放开吧。”
袁世凯说：“我现在担心的，是全国的记者队伍素质不一，很多都只是读了几天书的秀才，思想迂腐不堪，根本不能引领社会的进步！记者本来就是一个浮光掠影的职业，如果不受约束，那社会就乱套了。”
“项城，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李经述想了想说：“这个我有办法。可以成立中国新闻局，负责组织全国记者的考试，发放记者证。今后。新闻工作者要职业化，一律要通过国家组织的考试。”
说完，李经述拿出身边的一叠资料，是职业新闻记者道德守则，“这是我到美国访问，找人搜集的职业记者操作守则，已经结合中国国情修改。你以这个为蓝本，编写资料向社会公开，然后找专家学者出考题，组织考试，发放记者证，今后，国内报纸聘用的记者，都要有记者证。随时把不合格的记者剔除出局。”
袁世凯接过资料来一看，上面写得特别具体：“职业记者的成员相信，公众启蒙是公正的前驱，是民主的基础。而我们记者的职责是，报道事实，通过对事实和问题公正而全面报道，去推进这个目标的实现。来自所有媒体和各个领域的有良知的记者，将竭尽全力，服务于公众，提供全面而诚实的报道。职业上的公正、客观，是记者公信力的基石。
在收集、报道、破译信息的过程中，记者应该诚实、公正、富于勇气。记者应该调集一切资源，确保信息的准确度，始终注意避免因为疏忽或主观而导致错误，故意歪曲事实，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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