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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场冒险的主角，恩斯特·谢弗年轻时就在自然科学界崭露头角。父亲是成功的商人，谢弗却很反感生意场上的勾心斗角，上中学时经常去山中狩猎。开始系统地学习生物学后不久，这位高材生和美国百万富翁布鲁克·多兰二世成了朋友。后者打算前往闭塞的中国西南部地区考察，需要一位能干的伙伴。
1931年，两人首次进入中国川藏交界地带的原始森林。根据多兰的回忆，谢弗展现了优秀猎手的本色，很快，他们的行李里就塞满了动物毛皮，不仅有喜马拉雅斑羚、鬣羚和扭角羚，还有大熊猫。
美国费城自然科学院发现了谢弗的才干，将其招揽为特邀研究员。回国后，谢弗凭借在旅程中记录下的文字赚了一笔稿费。1933年，德国进入纳粹统治时代，这位学者依然醉心于荒野的呼唤，和“美国佬”多兰在长江源头又待了差不多两年。
当这位学术新星在多兰的豪华牧场庆祝26岁生日时，向他献殷勤的除了美国人，还有纳粹政权的宣传部门乃至军队——根据希特勒与希姆莱的授意，后者试图为第三帝国的西藏探险计划披上学术外衣。
彼时，欧美人想象中的西藏隐藏着无限的秘密。虽然英国在20世纪初就派遣士兵用武力打开了西藏的大门，但此后30多年间，当地仍处于封闭状态，拒绝外国人游览。
西藏的封闭进一步激发了纳粹德国对它的兴趣。1936年春，希姆莱发了一封越洋电报给谢弗：“请返回德国，有要事相商。”后者同意了。
战争结束后，谢弗曾懊悔地表示，自己和后来成为大屠杀设计者的希姆莱结盟，是“这辈子最后悔的错误”，但梅耶-胡辛的新书指出，谢弗的举动完全是出于功利动机。
谢弗意识到，摆在自己和党卫军之间的是笔“浮士德式的交易”。在希姆莱及其亲信那里，所谓“雅利安史前文明论”十分流行，这些人宣称，雅利安人的祖先很早就建立了现代化国家，后来毁于天灾。到20世纪，只有喜马拉雅山附近还有这个“超级人种”的残余。
数十年来，公众舆论紧抓不放的正是纳粹德国西藏探险活动的政治意涵。在文学家笔下和互联网上，以科学家身份卷入这场活动的谢弗，也被描绘成寻找圣杯的希特勒门徒。
这种观点随着一尊“来自太空的佛像”的曝光而登峰造极。这尊佛像据说是谢弗等人在考察中获得的战利品的一部分。材料学分析表明，佛像所用的材质来自1万年前在西伯利亚和蒙古之间坠落的一块陨石。
不过，《纳粹在西藏》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材料的确来自太空，但佛像本身是由现代人打造的。有人试图围绕这个物件的来源编造传说，目的只是为了让它身价倍增。
探险队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分裂”，梅耶-胡辛在书中如是说。他认为，希姆莱等人对雅利安文明起源的狂热追寻，对作为名誉队长的恩斯特·谢弗并无实质影响，相反，纳粹高层与谢弗观念不合，双方多次闹得不欢而散。最终，希姆莱决定全盘接手该计划，他大笔一挥，所有队员摇身一变，都获得了党卫军军官身份。
探险队员头盔上的卐字标志引起了英国方面的警觉。队伍于1938年4月踏上旅程时，谢弗发现，他们拿不到英属印度的入境许可，因为殖民当局认为他们有间谍嫌疑。
好在，这位出身上流社会的学者懂得如何运用个人魅力。队伍到达加尔各答后，他独自坐了36小时的火车，穿过无数个土邦，觐见时任印度总督林利斯哥勋爵。殖民地当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谢弗表现得“精通谄媚”，让东道主无法请他吃闭门羹。
在伦敦，外交场内外的运作也在加紧进行。受在德国的亲朋好友之托，不少英国右翼分子争相游说时任首相张伯伦。最终，出于绥靖主义，张伯伦给谢弗等人开了绿灯。
德国人重新上路时，日历已翻到夏天。这些不速之客赶着牛车和马匹，气喘吁吁地翻越一个又一个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口，逐步接近青藏高原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考察开始前的1937年11月，恩斯特·谢弗的妻子意外身亡，让他郁郁寡欢。每到夜晚，和周围的职业军人说不上话的他便钻进帐篷，朗诵歌德的《浮士德》。收音机里传来的舞曲不足以提高他的兴致，更不用说那一成不变的食物，“除了面条，还是面条”。
麻烦并未至此结束。因为不能“合法”进入西藏，探险队在边境无所事事地度过了几个月，才等到了“走后门”的机会。某日，边界对面过来一位西藏当局的行政人员，谢弗对其奉承有加，端茶倒酒不说，还故作慷慨地向前者赠送了大堆食物和生活用品。
他的贿赂战术成功了。几星期后，西藏当局允许这群“外宾”访问戒备森严的拉萨，条件是不得携带技术设备。许可文件还注明，不许他们“捕杀禽类或哺乳动物”。
1938年12月22日，身着党卫军制服的一行人终于正式踏入此前被视为“禁区”的西藏核心地带。在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徒步穿越积雪覆盖的草原期间，他们不忘用自制的金箔装饰了一棵圣诞树。到达拉萨时，这些被希特勒寄予厚望的精英看上去活像一群流浪汉——“金发碧眼，胡子拉碴”，所到之处总能吸引大批当地人围观。
20世纪30年代末，拉萨这座城市约有2.5万名居民，周边地区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僧侣。《纳粹在西藏》一书称，游览布达拉宫等地时，德国人与那些派头十足且不苟言笑的英国外交官不同，始终衣着随意、神情放松。连续多日，他们邀请当地的达官显贵参加宴会，留声机里播放着欧洲风情的乐曲。他们的酒量也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
名义上是奉“元首”的命令，前去搜寻“被遗忘的雅利安人宗亲”，但梅耶-胡辛写道，那些党卫军成员似乎更乐意把这次行动看成公费旅游。事实上，在外界想象中充满未知数、本应秘而不宣的异域探险，绝大多数时候是在觥筹交错和声色犬马中度过的。
学术成就遭“政治”拖累
以恩斯特·谢弗为首的学者没有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无视禁令，大肆捕杀飞禽走兽，完成地磁测量，开展人类学研究，还拍摄了宗教人士主持“天葬”的影片。有几次，这些带着相机的德国人在宗教仪式上过度活跃，差点被民众处以私刑。
在备忘录中，紧盯探险队一举一动的英国官员指责德国人举止粗鲁，把谢弗描绘成“法西斯主义的传教士”，但他们的言辞中也含有一丝嫉妒。作为梅耶-胡辛笔下的“社交高手”，谢弗甚至说服当局把探险队的停留期限延长了半年。1939年年底的一份文件显示，谢弗等人试图将军火送进西藏，但直到今天，这一举动的目的仍然是谜。
二战爆发3周前，这一混杂着“间谍活动、醉酒狂欢和资源劫掠”的奇特任务告一段落。除了3000多具动物标本，考察队还带回了矿物样本、地形图和数万张照片。
作为这场冒险的主角，恩斯特·谢弗年轻时就在自然科学界崭露头角。父亲是成功的商人，谢弗却很反感生意场上的勾心斗角，上中学时经常去山中狩猎。开始系统地学习生物学后不久，这位高材生和美国百万富翁布鲁克·多兰二世成了朋友。后者打算前往闭塞的中国西南部地区考察，需要一位能干的伙伴。
1931年，两人首次进入中国川藏交界地带的原始森林。根据多兰的回忆，谢弗展现了优秀猎手的本色，很快，他们的行李里就塞满了动物毛皮，不仅有喜马拉雅斑羚、鬣羚和扭角羚，还有大熊猫。
美国费城自然科学院发现了谢弗的才干，将其招揽为特邀研究员。回国后，谢弗凭借在旅程中记录下的文字赚了一笔稿费。1933年，德国进入纳粹统治时代，这位学者依然醉心于荒野的呼唤，和“美国佬”多兰在长江源头又待了差不多两年。
当这位学术新星在多兰的豪华牧场庆祝26岁生日时，向他献殷勤的除了美国人，还有纳粹政权的宣传部门乃至军队——根据希特勒与希姆莱的授意，后者试图为第三帝国的西藏探险计划披上学术外衣。
彼时，欧美人想象中的西藏隐藏着无限的秘密。虽然英国在20世纪初就派遣士兵用武力打开了西藏的大门，但此后30多年间，当地仍处于封闭状态，拒绝外国人游览。
西藏的封闭进一步激发了纳粹德国对它的兴趣。1936年春，希姆莱发了一封越洋电报给谢弗：“请返回德国，有要事相商。”后者同意了。
战争结束后，谢弗曾懊悔地表示，自己和后来成为大屠杀设计者的希姆莱结盟，是“这辈子最后悔的错误”，但梅耶-胡辛的新书指出，谢弗的举动完全是出于功利动机。
谢弗意识到，摆在自己和党卫军之间的是笔“浮士德式的交易”。在希姆莱及其亲信那里，所谓“雅利安史前文明论”十分流行，这些人宣称，雅利安人的祖先很早就建立了现代化国家，后来毁于天灾。到20世纪，只有喜马拉雅山附近还有这个“超级人种”的残余。
数十年来，公众舆论紧抓不放的正是纳粹德国西藏探险活动的政治意涵。在文学家笔下和互联网上，以科学家身份卷入这场活动的谢弗，也被描绘成寻找圣杯的希特勒门徒。
这种观点随着一尊“来自太空的佛像”的曝光而登峰造极。这尊佛像据说是谢弗等人在考察中获得的战利品的一部分。材料学分析表明，佛像所用的材质来自1万年前在西伯利亚和蒙古之间坠落的一块陨石。
不过，《纳粹在西藏》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材料的确来自太空，但佛像本身是由现代人打造的。有人试图围绕这个物件的来源编造传说，目的只是为了让它身价倍增。
探险队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分裂”，梅耶-胡辛在书中如是说。他认为，希姆莱等人对雅利安文明起源的狂热追寻，对作为名誉队长的恩斯特·谢弗并无实质影响，相反，纳粹高层与谢弗观念不合，双方多次闹得不欢而散。最终，希姆莱决定全盘接手该计划，他大笔一挥，所有队员摇身一变，都获得了党卫军军官身份。
探险队员头盔上的卐字标志引起了英国方面的警觉。队伍于1938年4月踏上旅程时，谢弗发现，他们拿不到英属印度的入境许可，因为殖民当局认为他们有间谍嫌疑。
好在，这位出身上流社会的学者懂得如何运用个人魅力。队伍到达加尔各答后，他独自坐了36小时的火车，穿过无数个土邦，觐见时任印度总督林利斯哥勋爵。殖民地当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谢弗表现得“精通谄媚”，让东道主无法请他吃闭门羹。
在伦敦，外交场内外的运作也在加紧进行。受在德国的亲朋好友之托，不少英国右翼分子争相游说时任首相张伯伦。最终，出于绥靖主义，张伯伦给谢弗等人开了绿灯。
德国人重新上路时，日历已翻到夏天。这些不速之客赶着牛车和马匹，气喘吁吁地翻越一个又一个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口，逐步接近青藏高原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考察开始前的1937年11月，恩斯特·谢弗的妻子意外身亡，让他郁郁寡欢。每到夜晚，和周围的职业军人说不上话的他便钻进帐篷，朗诵歌德的《浮士德》。收音机里传来的舞曲不足以提高他的兴致，更不用说那一成不变的食物，“除了面条，还是面条”。
麻烦并未至此结束。因为不能“合法”进入西藏，探险队在边境无所事事地度过了几个月，才等到了“走后门”的机会。某日，边界对面过来一位西藏当局的行政人员，谢弗对其奉承有加，端茶倒酒不说，还故作慷慨地向前者赠送了大堆食物和生活用品。
他的贿赂战术成功了。几星期后，西藏当局允许这群“外宾”访问戒备森严的拉萨，条件是不得携带技术设备。许可文件还注明，不许他们“捕杀禽类或哺乳动物”。
1938年12月22日，身着党卫军制服的一行人终于正式踏入此前被视为“禁区”的西藏核心地带。在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徒步穿越积雪覆盖的草原期间，他们不忘用自制的金箔装饰了一棵圣诞树。到达拉萨时，这些被希特勒寄予厚望的精英看上去活像一群流浪汉——“金发碧眼，胡子拉碴”，所到之处总能吸引大批当地人围观。
20世纪30年代末，拉萨这座城市约有2.5万名居民，周边地区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僧侣。《纳粹在西藏》一书称，游览布达拉宫等地时，德国人与那些派头十足且不苟言笑的英国外交官不同，始终衣着随意、神情放松。连续多日，他们邀请当地的达官显贵参加宴会，留声机里播放着欧洲风情的乐曲。他们的酒量也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
名义上是奉“元首”的命令，前去搜寻“被遗忘的雅利安人宗亲”，但梅耶-胡辛写道，那些党卫军成员似乎更乐意把这次行动看成公费旅游。事实上，在外界想象中充满未知数、本应秘而不宣的异域探险，绝大多数时候是在觥筹交错和声色犬马中度过的。
学术成就遭“政治”拖累
以恩斯特·谢弗为首的学者没有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无视禁令，大肆捕杀飞禽走兽，完成地磁测量，开展人类学研究，还拍摄了宗教人士主持“天葬”的影片。有几次，这些带着相机的德国人在宗教仪式上过度活跃，差点被民众处以私刑。
在备忘录中，紧盯探险队一举一动的英国官员指责德国人举止粗鲁，把谢弗描绘成“法西斯主义的传教士”，但他们的言辞中也含有一丝嫉妒。作为梅耶-胡辛笔下的“社交高手”，谢弗甚至说服当局把探险队的停留期限延长了半年。1939年年底的一份文件显示，谢弗等人试图将军火送进西藏，但直到今天，这一举动的目的仍然是谜。
二战爆发3周前，这一混杂着“间谍活动、醉酒狂欢和资源劫掠”的奇特任务告一段落。除了3000多具动物标本，考察队还带回了矿物样本、地形图和数万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