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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员。他们那洗衣厂特别大，员工有将近一百人。龙都大酒店内部的活儿也就够吃个半饱，他们还得拉社会上的活儿，有好多大使馆、外国商社都在他们这儿洗衣服，洗窗帘，还请他们上门洗地毯什么的。他们原来有一个业务推销员，但形象太寒碜，而且外语不行，外国人的生意一直拉不住。
于是我就在龙都洗衣厂干上了。跟刘明浩当初说的差不多，每月工资奖金一千挂零，管两顿饭，可以在单位里洗澡，上下班还有班车。而且，我是搞推销的，还给我配了一台汉显的BP机，还发我一身不太合体的西服，我没穿。每天出去都穿自己原来的西服，我的西服有“都彭”的，有“华伦天奴”的，最次也是“皮尔·卡丹”的，穿上去特贴身。我们厂长还同意免费给我洗烫。这西服一穿厂里的师傅都说这小伙子真是漂亮，有个老师傅还想把她的闺女介绍给我谈恋爱呢。
上班的头一个月我就拉来四个新客户，其中一个是一家自己没设洗衣厂的小宾馆，一下子给厂里增加了近五万元的营业额。按厂里的销售奖励办法我个人提成九百多块钱，我和安心的生活一下子显得宽裕起来。那个月我挣的加上她挣的，一共有三千多块，我们一到晚上上了床就讨论钱多了怎么办，该给小熊买些什么东西，该拿出多少钱还给刘明浩和潘队长他们，等等。
我在龙都大酒店洗衣厂工作了一个多月，心情很好。也许是经历了生活的磨练，也许是体会了工作机会的难得，我的表现有时好得连我自己都能惊讶起来。我不出去推销的时候，就常常主动帮其他师傅干活儿，干洗、大烫、发货、接单，什么活儿都干过。我才来一个多月，就得了一块酒店服务质量委员会发的红色微笑牌，据说全店将近两千人每个月红色微笑牌只发六七个，而且大都是一线员工获得。洗衣厂是二线单位，我得了这个红牌是整个儿洗衣厂的光荣，我的照片还因此挂在了职工食堂门口的光荣榜上。
可惜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我的新鲜感尚未结束的时候，我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就突然地以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
那天我因为要等一位非洲使馆的外交官来取衣服，没有出去跑推销。那外交官是我新拉来的客户，脾气古怪，有点挑剔，我怕别人处理不好，就留在厂里等他，顺便帮其他人往餐厅里送台布。我们一个包房一个包房地送，送到大餐厅，一个穿黑西服的管理人员走过来，问我：“你是叫杨瑞吗？”我不知道这人是哪个部门的，但脸熟，好像在职工食堂吃饭时见过，便答：“是啊。”那人又说：“你来一下。”我就跟着他走，手里还抱着一摞洗净浆好的台布，一直走到餐厅外的一个雪茄吧里。那个雪茄吧还不到营业的时间，但里边好像有人。我跟那黑西服走进去。雪茄吧装潢很古老，家具都是深色的，光线也是暗暗的，从阳光充沛的大走廊走进雪茄吧眼睛总要适应一阵。但我能看清屋里有两位是饭店保卫部的干部，还有两位民警，戴着大盖帽站在暗影里，如我梦中一样面目不清。另有一位中年人站在前面，我认出来了，就是一个多月前来过我家的检察院的人，是那个一声不响地做记录的男的。
饭店保卫部的人见我进来，向检察院那个男的点头使了个眼色，那男的就先冲我开了口。他明明见过我，一上来还是例行公事地问：
“你叫杨瑞吗？”
他的口气比那天在我家还要横，横多了。我皱着眉答了句：
“啊。”
那男的接下去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反贪污贿赂条例的规定，你涉嫌受贿，现在依法对你执行逮捕！”
我愣在屋子当中，手里还抱着那摞台布。一个保卫干部过来把台布从我手里接过去，旁边那两位民警马上走出阴影，过来给我上了铐子。我想说什么，想告诉他们这肯定是搞错了，但一时愣着什么都说不出，可能是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下子傻掉了。等我镇定下来可以说话的时候我也没再开口，我冷静地想了一下决定算了，我想在这儿说什么大概都没用，这儿不是容我申辩的地方。
他们让我在逮捕证上签字，我就签了，并且按要求，把红印泥沾在食指上按了手印。当他们把我往外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安心，我就站下来，冲那位检察官说道：
“我得和我家里的人说一声。”
那个检察官说：“我们会通知你家属的。”他话音没落我身边的警察就拉了我一把，说：
“走吧。”
他们把我从职工通道押出饭店，有好多员工迎面碰上都吓坏了。其中有几个女孩儿平时都挺爱跟我逗的，见我被警察铐出去都惊得说不出话来。男的则窃窃私语，议论我是谁是谁是哪个部门的，我听着觉得自己像被游街示众似的那么难受。
我被押上警车，送到了附近公安分局的看守所里关起来了。
关到看守所的第一天没人找我。我坐在押号的墙角，心里难过极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安心。我不知道我一旦真回不去了她一个人带着小熊该怎么过，也不知道我爸爸会不会收回那房子把他们赶出去，安心会不会认为我真的贪污受贿了而对我失望而移情别恋……想到这些我控制不住地心酸想哭。
号里还有几个老犯人，看我进来对谁都爱搭不理挺没规矩的，就过来想欺负我，没话找话地问我什么事儿进来的，带烟了吗，哭什么哭什么……等等。我没有一点心情，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的这副样子让这帮社会渣子以为我是个娘娘腔的小孩子，得寸进尺地嘲笑我，甚至还动手拍我的脸，翻我的衣兜。我站起来，想摆脱他们，他们以为我是不服，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挤在墙角，上面扇嘴巴下面用膝盖撞我老二。我急了，一肚子悲愤全发出来，我那会儿就想老子他妈拼了，不活了，我连死在今天的心都有！
那些人当然是小看我了，我在大学练排球后来又练跆拳道的身手在脸上是一点看不出来的。我甩开他们，不等他们上来就用一连串的下劈、前踢、后摆等动作，把那几个关了些天已经关虚了的老犯人踢得东倒西歪，口鼻蹿红，直到看守所的民警听见声儿不对了赶过来开门把我拉出去，这场架才算打完。
我被单独关进一间没有阳光的小号里，警察让我戴了三个小时的背铐。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才给我摘了。吃完饭，我看见新接班的警察拿着铐子又过来了，就哀求他，说我的胳膊都麻了，别给我戴了成不成？那夜班警察问：白天为什么给你戴呀？我说：因为他们欺负我来着。警察说：他们欺负你怎么不给他们戴呀？我说：他们欺负我，我反抗来着。警察说：听说你是个大学生是吧，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我说：因为冤枉进来的。警察说：都这么说，干了坏事儿谁愿意承认呀。我知道跟他争辩没一点用，弄不好他一不高兴又给我铐上了，便不吭声。警察说：你自己说，还戴不戴了？我说：不戴了。警察说：不戴你又动手打人怎么办呀？我说：要把我关回去呀？警察说：想得美，你一个人老实在这儿呆着吧。我说：我一个人打谁去？警察愣了一下，说：你小子怎么那么贫呀，告诉你，到了这儿你可老实点儿，再出什么幺蛾子就再把你铐起来。我低着头，没再接话，警察就锁上门走了。
第二天，检察院来人了，提审我。还是那一男一女两个人，还是那女的问，那男的记。这下我才知道，我折进来是因为刘明浩和龙华公司那位老总给我两万块钱的那件事。
他们这次提审只是向我核实这件事的细节——在什么地方吃的饭，钱是谁给的，是装在什么东西里给我的，当时我们都说了什么，然后这钱我都怎么“挥霍”的，等等。我每次要解释他们都打断我，让我只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回答是或者不是，别扯别的。今天我们来只是核实情况，以后有的是时间让你解释你急什么！
从他们的言语之中我分析出，龙华公司的那位老总大概出了什么问题，似乎也被抓了，我受贿的情节是他的案子捎带出来的。但他们的另一些话又使我感到，我是国宁公司内部的人检举揭发出来的。也许这两种分析都成立，钟国庆不是说过吗，他要照死了整我。要不是我今天在这儿坐在检察官的面前，他的这句话我几乎都忘在后脑勺了。
那天提审完了，让我到看守所的一间办公室去取了被子，民警说是我家里人送来的。我一看那套被褥和几件衣服，就知道安心来过了。我急着问民警：“我家里人说什么没有？”民警瞪着眼反问我：“说什么呀，啊？等以后你们能见面的时候，她说什么你自己听，现在能说什么呀！”
这儿的警察说话都像吃了枪药似的，火气特大，好像不大不足以压住我们这帮犯人的嚣张气焰。我抱着被子，满脑袋胡思乱想着，又被押回了刚进来时关押的那间大号。昨天挨打的那几个犯人见我回来了，都不吭声。我故意做出满脸横肉的样子，目光歹毒地四下打量，以威慑他们。其实，我心里还是怕他们，不知道他们会再用什么法子报复我。
后来我才发觉，这帮人都他妈属于欺软怕硬的主儿，我一回来他们也特害怕，他们还怕我报复他们呢。后来他们跟我熟了，居然全都贱兮兮的对我好起来，一个赛着一个亲热地好起来。
我在看守所的日子也就好起来，不必再像刚进来时那样每分钟提心吊胆，高度紧张，防备暗算。人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会自然习惯下来，松弛下来，再差的环境也会品出些快乐。人兽同源，人的适应性其实跟动物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来检察院又提审了我一次，是那男的一个人来的。这次主要是让我交代我是怎么在得到了龙华公司给的好处之后，设法使他们中标的。其次，也听了我对他们的指控发表辩解。我辩解完了他没有表态，无论批驳还是认可，都没有，倾向性的表情也没有。听完了，扼要地记在他那个黑皮本子上，就走了。
又过了几天，一切消息都没有。我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不像刚过来时吃不下睡不着的样子。想安心想得也麻木了。偶尔，也会想起我爸。我想我爸当领导那么多年，公检法方面绕着弯的关系肯定是有的，他要真想救我，不至于一点动作都做不出吧。但我自从上次和他吵架动了手之后，就再也没去看过他。他的脾气我知道，我们父子一样，跟那帮老犯人的脾气正相反，都是吃软不吃硬的。我越不去看他，他越赌气，要不然怎么让刘明浩告诉我他要把我住的房子收回去呢，多狠！他准是气到一定份儿上才这么做的，并不是真缺了这份房租就过不下去了。我想说不定我爸知道我被抓了多少会有些解气的快感，他会对别人，至少对刘明浩显摆他的先见之明：我早料到了，他跟上那个女的，早晚有一天得摔个大跟头！我说什么来着……
我爸要是觉得他说对了，他得意还来不及呢，还能靠他救我吗？我才不想呢。
后来，有一天上午，我又被提出去了。进了审讯室，看见检察院的那两个都没来，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让我在桌前坐下来，态度严肃，但很放松。她给了我一张名片，还没等我低头看就开口说道：
“我是宏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应你的朋友安心的要求，准备担任你受贿一案的辩护人，你对由我来为你辩护，要提出反对意见吗？”
我呆呆的，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似乎是想了一下，或许是什么都没想，竟脱口反问了一句：
“安心请你，得花多少钱？”
那女律师对这问题有点意外，没想到的，但她还是认真严肃地回答了我：
“我们事务所是根据司法部规定的标准收取代理费和辩护费的，至于说你这个案子该收多少费用，那还要看案件的难易程度和审理的时间，还要看一审之后有无上诉和抗诉，才能确定。”
紧接着下面的话，我知道是不能问律师的，但我还是自言自语地、傻傻地问了出来：
“她哪儿来的钱？”
销员。他们那洗衣厂特别大，员工有将近一百人。龙都大酒店内部的活儿也就够吃个半饱，他们还得拉社会上的活儿，有好多大使馆、外国商社都在他们这儿洗衣服，洗窗帘，还请他们上门洗地毯什么的。他们原来有一个业务推销员，但形象太寒碜，而且外语不行，外国人的生意一直拉不住。
于是我就在龙都洗衣厂干上了。跟刘明浩当初说的差不多，每月工资奖金一千挂零，管两顿饭，可以在单位里洗澡，上下班还有班车。而且，我是搞推销的，还给我配了一台汉显的BP机，还发我一身不太合体的西服，我没穿。每天出去都穿自己原来的西服，我的西服有“都彭”的，有“华伦天奴”的，最次也是“皮尔·卡丹”的，穿上去特贴身。我们厂长还同意免费给我洗烫。这西服一穿厂里的师傅都说这小伙子真是漂亮，有个老师傅还想把她的闺女介绍给我谈恋爱呢。
上班的头一个月我就拉来四个新客户，其中一个是一家自己没设洗衣厂的小宾馆，一下子给厂里增加了近五万元的营业额。按厂里的销售奖励办法我个人提成九百多块钱，我和安心的生活一下子显得宽裕起来。那个月我挣的加上她挣的，一共有三千多块，我们一到晚上上了床就讨论钱多了怎么办，该给小熊买些什么东西，该拿出多少钱还给刘明浩和潘队长他们，等等。
我在龙都大酒店洗衣厂工作了一个多月，心情很好。也许是经历了生活的磨练，也许是体会了工作机会的难得，我的表现有时好得连我自己都能惊讶起来。我不出去推销的时候，就常常主动帮其他师傅干活儿，干洗、大烫、发货、接单，什么活儿都干过。我才来一个多月，就得了一块酒店服务质量委员会发的红色微笑牌，据说全店将近两千人每个月红色微笑牌只发六七个，而且大都是一线员工获得。洗衣厂是二线单位，我得了这个红牌是整个儿洗衣厂的光荣，我的照片还因此挂在了职工食堂门口的光荣榜上。
可惜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我的新鲜感尚未结束的时候，我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就突然地以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
那天我因为要等一位非洲使馆的外交官来取衣服，没有出去跑推销。那外交官是我新拉来的客户，脾气古怪，有点挑剔，我怕别人处理不好，就留在厂里等他，顺便帮其他人往餐厅里送台布。我们一个包房一个包房地送，送到大餐厅，一个穿黑西服的管理人员走过来，问我：“你是叫杨瑞吗？”我不知道这人是哪个部门的，但脸熟，好像在职工食堂吃饭时见过，便答：“是啊。”那人又说：“你来一下。”我就跟着他走，手里还抱着一摞洗净浆好的台布，一直走到餐厅外的一个雪茄吧里。那个雪茄吧还不到营业的时间，但里边好像有人。我跟那黑西服走进去。雪茄吧装潢很古老，家具都是深色的，光线也是暗暗的，从阳光充沛的大走廊走进雪茄吧眼睛总要适应一阵。但我能看清屋里有两位是饭店保卫部的干部，还有两位民警，戴着大盖帽站在暗影里，如我梦中一样面目不清。另有一位中年人站在前面，我认出来了，就是一个多月前来过我家的检察院的人，是那个一声不响地做记录的男的。
饭店保卫部的人见我进来，向检察院那个男的点头使了个眼色，那男的就先冲我开了口。他明明见过我，一上来还是例行公事地问：
“你叫杨瑞吗？”
他的口气比那天在我家还要横，横多了。我皱着眉答了句：
“啊。”
那男的接下去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反贪污贿赂条例的规定，你涉嫌受贿，现在依法对你执行逮捕！”
我愣在屋子当中，手里还抱着那摞台布。一个保卫干部过来把台布从我手里接过去，旁边那两位民警马上走出阴影，过来给我上了铐子。我想说什么，想告诉他们这肯定是搞错了，但一时愣着什么都说不出，可能是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下子傻掉了。等我镇定下来可以说话的时候我也没再开口，我冷静地想了一下决定算了，我想在这儿说什么大概都没用，这儿不是容我申辩的地方。
他们让我在逮捕证上签字，我就签了，并且按要求，把红印泥沾在食指上按了手印。当他们把我往外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安心，我就站下来，冲那位检察官说道：
“我得和我家里的人说一声。”
那个检察官说：“我们会通知你家属的。”他话音没落我身边的警察就拉了我一把，说：
“走吧。”
他们把我从职工通道押出饭店，有好多员工迎面碰上都吓坏了。其中有几个女孩儿平时都挺爱跟我逗的，见我被警察铐出去都惊得说不出话来。男的则窃窃私语，议论我是谁是谁是哪个部门的，我听着觉得自己像被游街示众似的那么难受。
我被押上警车，送到了附近公安分局的看守所里关起来了。
关到看守所的第一天没人找我。我坐在押号的墙角，心里难过极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安心。我不知道我一旦真回不去了她一个人带着小熊该怎么过，也不知道我爸爸会不会收回那房子把他们赶出去，安心会不会认为我真的贪污受贿了而对我失望而移情别恋……想到这些我控制不住地心酸想哭。
号里还有几个老犯人，看我进来对谁都爱搭不理挺没规矩的，就过来想欺负我，没话找话地问我什么事儿进来的，带烟了吗，哭什么哭什么……等等。我没有一点心情，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的这副样子让这帮社会渣子以为我是个娘娘腔的小孩子，得寸进尺地嘲笑我，甚至还动手拍我的脸，翻我的衣兜。我站起来，想摆脱他们，他们以为我是不服，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挤在墙角，上面扇嘴巴下面用膝盖撞我老二。我急了，一肚子悲愤全发出来，我那会儿就想老子他妈拼了，不活了，我连死在今天的心都有！
那些人当然是小看我了，我在大学练排球后来又练跆拳道的身手在脸上是一点看不出来的。我甩开他们，不等他们上来就用一连串的下劈、前踢、后摆等动作，把那几个关了些天已经关虚了的老犯人踢得东倒西歪，口鼻蹿红，直到看守所的民警听见声儿不对了赶过来开门把我拉出去，这场架才算打完。
我被单独关进一间没有阳光的小号里，警察让我戴了三个小时的背铐。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才给我摘了。吃完饭，我看见新接班的警察拿着铐子又过来了，就哀求他，说我的胳膊都麻了，别给我戴了成不成？那夜班警察问：白天为什么给你戴呀？我说：因为他们欺负我来着。警察说：他们欺负你怎么不给他们戴呀？我说：他们欺负我，我反抗来着。警察说：听说你是个大学生是吧，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我说：因为冤枉进来的。警察说：都这么说，干了坏事儿谁愿意承认呀。我知道跟他争辩没一点用，弄不好他一不高兴又给我铐上了，便不吭声。警察说：你自己说，还戴不戴了？我说：不戴了。警察说：不戴你又动手打人怎么办呀？我说：要把我关回去呀？警察说：想得美，你一个人老实在这儿呆着吧。我说：我一个人打谁去？警察愣了一下，说：你小子怎么那么贫呀，告诉你，到了这儿你可老实点儿，再出什么幺蛾子就再把你铐起来。我低着头，没再接话，警察就锁上门走了。
第二天，检察院来人了，提审我。还是那一男一女两个人，还是那女的问，那男的记。这下我才知道，我折进来是因为刘明浩和龙华公司那位老总给我两万块钱的那件事。
他们这次提审只是向我核实这件事的细节——在什么地方吃的饭，钱是谁给的，是装在什么东西里给我的，当时我们都说了什么，然后这钱我都怎么“挥霍”的，等等。我每次要解释他们都打断我，让我只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回答是或者不是，别扯别的。今天我们来只是核实情况，以后有的是时间让你解释你急什么！
从他们的言语之中我分析出，龙华公司的那位老总大概出了什么问题，似乎也被抓了，我受贿的情节是他的案子捎带出来的。但他们的另一些话又使我感到，我是国宁公司内部的人检举揭发出来的。也许这两种分析都成立，钟国庆不是说过吗，他要照死了整我。要不是我今天在这儿坐在检察官的面前，他的这句话我几乎都忘在后脑勺了。
那天提审完了，让我到看守所的一间办公室去取了被子，民警说是我家里人送来的。我一看那套被褥和几件衣服，就知道安心来过了。我急着问民警：“我家里人说什么没有？”民警瞪着眼反问我：“说什么呀，啊？等以后你们能见面的时候，她说什么你自己听，现在能说什么呀！”
这儿的警察说话都像吃了枪药似的，火气特大，好像不大不足以压住我们这帮犯人的嚣张气焰。我抱着被子，满脑袋胡思乱想着，又被押回了刚进来时关押的那间大号。昨天挨打的那几个犯人见我回来了，都不吭声。我故意做出满脸横肉的样子，目光歹毒地四下打量，以威慑他们。其实，我心里还是怕他们，不知道他们会再用什么法子报复我。
后来我才发觉，这帮人都他妈属于欺软怕硬的主儿，我一回来他们也特害怕，他们还怕我报复他们呢。后来他们跟我熟了，居然全都贱兮兮的对我好起来，一个赛着一个亲热地好起来。
我在看守所的日子也就好起来，不必再像刚进来时那样每分钟提心吊胆，高度紧张，防备暗算。人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会自然习惯下来，松弛下来，再差的环境也会品出些快乐。人兽同源，人的适应性其实跟动物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来检察院又提审了我一次，是那男的一个人来的。这次主要是让我交代我是怎么在得到了龙华公司给的好处之后，设法使他们中标的。其次，也听了我对他们的指控发表辩解。我辩解完了他没有表态，无论批驳还是认可，都没有，倾向性的表情也没有。听完了，扼要地记在他那个黑皮本子上，就走了。
又过了几天，一切消息都没有。我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不像刚过来时吃不下睡不着的样子。想安心想得也麻木了。偶尔，也会想起我爸。我想我爸当领导那么多年，公检法方面绕着弯的关系肯定是有的，他要真想救我，不至于一点动作都做不出吧。但我自从上次和他吵架动了手之后，就再也没去看过他。他的脾气我知道，我们父子一样，跟那帮老犯人的脾气正相反，都是吃软不吃硬的。我越不去看他，他越赌气，要不然怎么让刘明浩告诉我他要把我住的房子收回去呢，多狠！他准是气到一定份儿上才这么做的，并不是真缺了这份房租就过不下去了。我想说不定我爸知道我被抓了多少会有些解气的快感，他会对别人，至少对刘明浩显摆他的先见之明：我早料到了，他跟上那个女的，早晚有一天得摔个大跟头！我说什么来着……
我爸要是觉得他说对了，他得意还来不及呢，还能靠他救我吗？我才不想呢。
后来，有一天上午，我又被提出去了。进了审讯室，看见检察院的那两个都没来，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让我在桌前坐下来，态度严肃，但很放松。她给了我一张名片，还没等我低头看就开口说道：
“我是宏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应你的朋友安心的要求，准备担任你受贿一案的辩护人，你对由我来为你辩护，要提出反对意见吗？”
我呆呆的，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似乎是想了一下，或许是什么都没想，竟脱口反问了一句：
“安心请你，得花多少钱？”
那女律师对这问题有点意外，没想到的，但她还是认真严肃地回答了我：
“我们事务所是根据司法部规定的标准收取代理费和辩护费的，至于说你这个案子该收多少费用，那还要看案件的难易程度和审理的时间，还要看一审之后有无上诉和抗诉，才能确定。”
紧接着下面的话，我知道是不能问律师的，但我还是自言自语地、傻傻地问了出来：
“她哪儿来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