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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故乡”这个词，它在罗马尼亚被两种人占有着。一类是村里的施瓦本波尔卡男人和道德专家，另一类是政府的机关干部。村庄故乡是德意志狂的，国家故乡属于无主见和盲目恐惧。两种故乡概念都是偏狭的、惧外（国人）的和傲慢的，四处嗅着背叛的气息。二者都需要敌人，做出的判断笼统、敌意、最终有效，即便错了也不屑于更改。我第一本书出版后，村里人在街上遇见我，会朝我脸上吐唾沫，从此我不敢再回村子了；给我九十岁的外公刮了几十年胡子的理发师宣称，以后再也不伺候他了；社员们不再和我母亲同坐一辆拖拉机或马车，他们在辽阔的玉米地里用孤立惩罚她，只为她有个可耻的女儿。母亲和女儿，因为不同的原因陷入同样的孤独。母亲进城来找我，她不想对我抱怨，但我从她的眼泪中听出了明明白白的谴责：“别再给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写点别的。你以后是不用回村了，但我还得在那里生活呀。”政府把我带走审问时，村里的警察把母亲在办公室整整关了一天。我不为家人的劝说所动，我不能让别人左右我该写什么，该说什么，让我收回我对他们和政府说的哪怕一个字，我都做不到。我做的事从不对他们说，他们也不问，本希望不要把家人牵扯进来，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明白这些。但在村子和政府的株连政策下，他们也被牵连进来。我欠家人很多，但又无力改变现状。如果说这就是我的故乡，那只是因为我会说这个地方的语言。然而，正因为我会他们的语言，我们之间永远没有共同语言。在最短的一句话里，我们要说的内容已经大相径庭。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乔治塞姆朗（jorgesemprun）的一句话上，这句话出自他的弗德里克桑切斯（federicosanchez）的告别。塞姆朗曾被关在集中营，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移民到这块陌生的国土，塞姆朗说：“并非语言即家园，家园是被说出者。”这说明他了解人们内心需要与表达的内容有最起码的认同，以便归属它们。在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他的母语之所承载与他的生命格格不入，这时的西语怎能成为他的故乡？塞姆朗的“家园即被说出者”在思考，而不是在卖弄有关故乡生存的最悲惨细节。有多少人依然会因为一句话锒铛入狱，又有多少人从未在他们的母语中找到家园。萨沙洛夫被囚禁在家中的时候，他在俄语中还能找到家园吗？
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错了，词语也会失落。所有专制政权，不论右派还是左派，无神论的还是宗教的，都会将语言作为自己的工具。我的第一本书描写我在巴纳特施瓦本地区一个小村庄的童年生活，罗马尼亚出版社审查的词语之一竟是箱子。政府禁止德国少数族裔移民国外，箱子也成了敏感词汇。强权将词语的眼睛牢牢捂住，意欲熄灭语言的内在理性。被置于监督之下的语言和其他形式的侮辱一样充满敌意，所谓故乡也就更无从谈起。
罗马尼亚语中，上腭被称作“嘴的天空”（crulgurii），但发音并不显出庄重。罗语的表达总是常出常新，出人意料，施展着它们长长的诅咒。相形之下，德语的严谨则中规中矩，纽扣紧锁。我常想“上腭是嘴的天空”的地方，空间应该很大，诅咒在这里成为痛苦无法估量的、充满恶毒诗意的长篇独白。我曾经对罗马尼亚友人说过，一个成功的罗语诅咒是上腭的一小次革命。独裁统治下的人们之所以不再抱怨，是因为诅咒已经平息了他们的怒气。
在流利而准确地掌握了罗语之后很久，我依然需要竖起耳朵，倾听它向我描绘的大胆画面，结果还是常常令我瞠目结舌。许多词语看似平常，却暗藏精确的政治态度。有些词本身就在讲故事。那时的罗马尼亚贫困遍地，到处都有蟑螂。蟑螂在罗语中叫做“俄国人”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叫“俄罗斯吊灯”葵花子是“俄罗斯口香糖”老百姓天天都在用机智的词语游戏贬低着他们的老大哥。词与意之间的关联很隐讳，因而更具有讽刺意味。商店里没肉可卖，只有带爪的熏猪蹄作为替代品，人们给它冠名“体操鞋”这种高度政治化的表达方式无法禁绝。贫困是日常生活的装备，人们在讥讽少得可怜的商品时也在嘲弄自己，这嘲弄中又清晰地寄托着渴望。这样的语言自然独具魅力。但也有例外情况：我曾在一所轻工业部门下属的中学短期任课，一位老师把他的学生都叫做“？机组”比如波佩斯库机组，等等等等。另外的例子：某机械厂有三个部门分散在不同城区，信差的任务就是在各部门之间传递文件。有个信使是侏儒，个头还不到门玻璃，敲门时屋里人看不见，于是得了个“不—在—这儿—先生”的绰号。再有吉卜赛人的例子，他们脱离了黏土房的苦难生活，到工厂做火夫或是钳工，被戏称为“穿绸衫的吉卜赛人”
在独裁统治下，欣赏俏皮的、几乎天衣无缝的幽默，也意味着美化它的离题。无望中诞生的幽默，绝望之处生出的噱头，模糊了娱乐与羞辱之间的界限。幽默需要出人意料的高xdx潮，只有不留情面才会引人入胜，绽放言语的光芒。有些人能把任何事情变成笑话，他们口若悬河，敏锐俏皮，通晓变形和组合手法，是训练有素的幽默老手。然而，许多笑话在长期的实践中流于低俗的种族主义，把歧视他人当消遣。我观察过工厂的一些同事，他们可以几个小时不停地讲笑话，谈笑风生的同时，居高临下俯视着周围的人和事，在这个过程中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噱头中隐藏的傲慢成为一种非条件反射的习惯。讲笑话的人像得了职业病，得意之中完全忘了自己原本的目的。很多笑话的主题是颠覆罪恶的国家权力的，同时又是种族主义的。我当时真应该帮他们统计一下，在颠覆性笑话中，有多少具有种族歧视的色彩。
同样，日常生活中的固定用法及顺口溜的调子也非常便于记忆，词与词之间搭配得天衣无缝，无可争议，很容易在坊间口口相传。在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广告也会运用文字和画面的幽默效果。我移居德国后，某搬家公司的广告语着实吓了我一跳：“我们能让你的家具长腿”在我的记忆中，长腿的家具是秘密警察来过的标志：推开家门，发现椅子进了厨房，墙上的画横穿房间落到床上。最近，柏林... -->>
我不喜欢“故乡”这个词，它在罗马尼亚被两种人占有着。一类是村里的施瓦本波尔卡男人和道德专家，另一类是政府的机关干部。村庄故乡是德意志狂的，国家故乡属于无主见和盲目恐惧。两种故乡概念都是偏狭的、惧外（国人）的和傲慢的，四处嗅着背叛的气息。二者都需要敌人，做出的判断笼统、敌意、最终有效，即便错了也不屑于更改。我第一本书出版后，村里人在街上遇见我，会朝我脸上吐唾沫，从此我不敢再回村子了；给我九十岁的外公刮了几十年胡子的理发师宣称，以后再也不伺候他了；社员们不再和我母亲同坐一辆拖拉机或马车，他们在辽阔的玉米地里用孤立惩罚她，只为她有个可耻的女儿。母亲和女儿，因为不同的原因陷入同样的孤独。母亲进城来找我，她不想对我抱怨，但我从她的眼泪中听出了明明白白的谴责：“别再给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写点别的。你以后是不用回村了，但我还得在那里生活呀。”政府把我带走审问时，村里的警察把母亲在办公室整整关了一天。我不为家人的劝说所动，我不能让别人左右我该写什么，该说什么，让我收回我对他们和政府说的哪怕一个字，我都做不到。我做的事从不对他们说，他们也不问，本希望不要把家人牵扯进来，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明白这些。但在村子和政府的株连政策下，他们也被牵连进来。我欠家人很多，但又无力改变现状。如果说这就是我的故乡，那只是因为我会说这个地方的语言。然而，正因为我会他们的语言，我们之间永远没有共同语言。在最短的一句话里，我们要说的内容已经大相径庭。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乔治塞姆朗（jorgesemprun）的一句话上，这句话出自他的弗德里克桑切斯（federicosanchez）的告别。塞姆朗曾被关在集中营，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移民到这块陌生的国土，塞姆朗说：“并非语言即家园，家园是被说出者。”这说明他了解人们内心需要与表达的内容有最起码的认同，以便归属它们。在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他的母语之所承载与他的生命格格不入，这时的西语怎能成为他的故乡？塞姆朗的“家园即被说出者”在思考，而不是在卖弄有关故乡生存的最悲惨细节。有多少人依然会因为一句话锒铛入狱，又有多少人从未在他们的母语中找到家园。萨沙洛夫被囚禁在家中的时候，他在俄语中还能找到家园吗？
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错了，词语也会失落。所有专制政权，不论右派还是左派，无神论的还是宗教的，都会将语言作为自己的工具。我的第一本书描写我在巴纳特施瓦本地区一个小村庄的童年生活，罗马尼亚出版社审查的词语之一竟是箱子。政府禁止德国少数族裔移民国外，箱子也成了敏感词汇。强权将词语的眼睛牢牢捂住，意欲熄灭语言的内在理性。被置于监督之下的语言和其他形式的侮辱一样充满敌意，所谓故乡也就更无从谈起。
罗马尼亚语中，上腭被称作“嘴的天空”（crulgurii），但发音并不显出庄重。罗语的表达总是常出常新，出人意料，施展着它们长长的诅咒。相形之下，德语的严谨则中规中矩，纽扣紧锁。我常想“上腭是嘴的天空”的地方，空间应该很大，诅咒在这里成为痛苦无法估量的、充满恶毒诗意的长篇独白。我曾经对罗马尼亚友人说过，一个成功的罗语诅咒是上腭的一小次革命。独裁统治下的人们之所以不再抱怨，是因为诅咒已经平息了他们的怒气。
在流利而准确地掌握了罗语之后很久，我依然需要竖起耳朵，倾听它向我描绘的大胆画面，结果还是常常令我瞠目结舌。许多词语看似平常，却暗藏精确的政治态度。有些词本身就在讲故事。那时的罗马尼亚贫困遍地，到处都有蟑螂。蟑螂在罗语中叫做“俄国人”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叫“俄罗斯吊灯”葵花子是“俄罗斯口香糖”老百姓天天都在用机智的词语游戏贬低着他们的老大哥。词与意之间的关联很隐讳，因而更具有讽刺意味。商店里没肉可卖，只有带爪的熏猪蹄作为替代品，人们给它冠名“体操鞋”这种高度政治化的表达方式无法禁绝。贫困是日常生活的装备，人们在讥讽少得可怜的商品时也在嘲弄自己，这嘲弄中又清晰地寄托着渴望。这样的语言自然独具魅力。但也有例外情况：我曾在一所轻工业部门下属的中学短期任课，一位老师把他的学生都叫做“？机组”比如波佩斯库机组，等等等等。另外的例子：某机械厂有三个部门分散在不同城区，信差的任务就是在各部门之间传递文件。有个信使是侏儒，个头还不到门玻璃，敲门时屋里人看不见，于是得了个“不—在—这儿—先生”的绰号。再有吉卜赛人的例子，他们脱离了黏土房的苦难生活，到工厂做火夫或是钳工，被戏称为“穿绸衫的吉卜赛人”
在独裁统治下，欣赏俏皮的、几乎天衣无缝的幽默，也意味着美化它的离题。无望中诞生的幽默，绝望之处生出的噱头，模糊了娱乐与羞辱之间的界限。幽默需要出人意料的高xdx潮，只有不留情面才会引人入胜，绽放言语的光芒。有些人能把任何事情变成笑话，他们口若悬河，敏锐俏皮，通晓变形和组合手法，是训练有素的幽默老手。然而，许多笑话在长期的实践中流于低俗的种族主义，把歧视他人当消遣。我观察过工厂的一些同事，他们可以几个小时不停地讲笑话，谈笑风生的同时，居高临下俯视着周围的人和事，在这个过程中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噱头中隐藏的傲慢成为一种非条件反射的习惯。讲笑话的人像得了职业病，得意之中完全忘了自己原本的目的。很多笑话的主题是颠覆罪恶的国家权力的，同时又是种族主义的。我当时真应该帮他们统计一下，在颠覆性笑话中，有多少具有种族歧视的色彩。
同样，日常生活中的固定用法及顺口溜的调子也非常便于记忆，词与词之间搭配得天衣无缝，无可争议，很容易在坊间口口相传。在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广告也会运用文字和画面的幽默效果。我移居德国后，某搬家公司的广告语着实吓了我一跳：“我们能让你的家具长腿”在我的记忆中，长腿的家具是秘密警察来过的标志：推开家门，发现椅子进了厨房，墙上的画横穿房间落到床上。最近，柏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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