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想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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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基础上，为中国的强大出谋划策，指出绝不能把建立政府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且从考虑表层，学习西方先进的政体，到以先进思想为依托，发掘和建立中国自身的民族主义来走向强大。
“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所以本着史学不昌则民族主义失根的目的，梁氏于1902年2月8日写中国之旧史，指出中国旧史学的状况“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衍生的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902年3月10日写史学之界说，除了对历史叙述的公平公正、客观性的要求。还在指出历史的范围是“叙述进化之现象”和“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以上观点表明梁氏的历史观。梁氏认为历史是线性的，而非循环的，而且只有线性的历史的人民才能组成民族。为提倡民族主义，梁氏呼吁“史学界之革命”论及史学革命的还有写于1902年7月5日的论正统等文章，颠覆传统史学，提倡新史学，建立中国固有的民族主义。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1902年3月10日），保教非所以尊孔论（1902年2月22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11月14日），释革（1902年12月14日），及大致是作于1902年下半年的拟讨专制政体檄文等等都是梁氏有关民族国家的思考，其间有自我自我修正，也有与时具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所做的努力尝试。
在有关历史分期的讨论中，除了梁启超之外，还应该特别关注的是傅斯年。傅氏发表在北京大学学刊1918年4月17日至23日的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描述汉族历史的分期方法，是以汉族为民族主体的分期。强调四点“宜知中国所谓汉族于陈隋之间大气变化”“宜知唐宋两代有汉胡消长之迹南宋之亡又为中国历史一大关键”“宜据中国种族之变迁升降为分朝之标准”“宜别作枝分（subdivision），勿使与初分相混”傅氏认为中国历史的断层不是秦朝的中央集权，而是在魏晋结束后的西晋时中原被胡人统治的时期。傅氏认为这之前的汉人一直保持自己民族本身的纯洁性，他称这两千多年为“第一中国”
隋唐时期的特征是汉、胡之间的血缘、文化及政治上的混合，之中的南宋，汉人再度为外人所统治。傅氏称之为“第二中国”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之间的联系是东晋，依据是两者之间的血缘联系。此外，傅斯年还暗示“第三中国”起于民国，不过就是没有明确说明。
傅氏有关历史分期的讨论，反映出的是有关民族主体的问题。傅斯年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体应该是汉族，历史应以汉族为主体进行划分，同时还要保持民族主体的完整性和纯洁性。傅氏有关民族问题的思考，是对主体的辨析，在提倡“民族主义”的背景下是有意义的，也是对民族国家问题的思考。
另一位对中国近现代有极大影响的人物，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介于文学与历史之间，其中对几件中国近代的历史重大事件的分析，尤其是对1911年辛亥革命的评论，极其到位。阿q正传以寓言形式把中国近代史讲成一个失败的民族性寓言，这本身并未太偏离启蒙的历史轨道。但鲁迅用讽刺疏离和自嘲等，来不断瓦解历史声音的极权形式的独白。
鲁迅1927年写的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不认为魏晋保存了原始的民族文化，强调此时期文化的叛逆性。鲁迅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学总体上包含一种难得的现代性独立的文学自觉意识，反对儒家把艺术从属于历史的道德化的政治。
鲁迅质疑历史的叙事，文中指出“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鲁氏还强调传统儒家思想指导下撰写的历史具有压抑性，有必要恢复被压抑的历史“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并不是对刘师培的研究成果有不满，只是鲁迅更关注被人遗忘的、处在主流历史边缘的、被压抑的历史。可以说，鲁迅的思想是很有现代性的，和福柯的谱系学理论不谋而合，横向上见出历史横断面中一些散失的部分，在纵向上可见出现代时刻是过去时代的投射。鲁迅写魏晋时期，就是在写民国时期，两者同为无政府，竞争和创造性的历史时期。
通过梁启超、傅斯年、鲁迅的学说，考察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各种想象。在20世纪初年，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社会进化论、线性历史观等等纷纷出炉。中国的历史对叙述结构中预设了现代化的乌托邦理想。把现代性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旧的历史叙述结构和通俗文化便被拒之门外。单一的现代性标准是在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想象中普遍存在的弊病。但启蒙历史在民族兴起并通过竞争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确实是丰碑性的，至少中国如此。
情的基础上，为中国的强大出谋划策，指出绝不能把建立政府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且从考虑表层，学习西方先进的政体，到以先进思想为依托，发掘和建立中国自身的民族主义来走向强大。
“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所以本着史学不昌则民族主义失根的目的，梁氏于1902年2月8日写中国之旧史，指出中国旧史学的状况“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衍生的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902年3月10日写史学之界说，除了对历史叙述的公平公正、客观性的要求。还在指出历史的范围是“叙述进化之现象”和“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以上观点表明梁氏的历史观。梁氏认为历史是线性的，而非循环的，而且只有线性的历史的人民才能组成民族。为提倡民族主义，梁氏呼吁“史学界之革命”论及史学革命的还有写于1902年7月5日的论正统等文章，颠覆传统史学，提倡新史学，建立中国固有的民族主义。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1902年3月10日），保教非所以尊孔论（1902年2月22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11月14日），释革（1902年12月14日），及大致是作于1902年下半年的拟讨专制政体檄文等等都是梁氏有关民族国家的思考，其间有自我自我修正，也有与时具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所做的努力尝试。
在有关历史分期的讨论中，除了梁启超之外，还应该特别关注的是傅斯年。傅氏发表在北京大学学刊1918年4月17日至23日的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描述汉族历史的分期方法，是以汉族为民族主体的分期。强调四点“宜知中国所谓汉族于陈隋之间大气变化”“宜知唐宋两代有汉胡消长之迹南宋之亡又为中国历史一大关键”“宜据中国种族之变迁升降为分朝之标准”“宜别作枝分（subdivision），勿使与初分相混”傅氏认为中国历史的断层不是秦朝的中央集权，而是在魏晋结束后的西晋时中原被胡人统治的时期。傅氏认为这之前的汉人一直保持自己民族本身的纯洁性，他称这两千多年为“第一中国”
隋唐时期的特征是汉、胡之间的血缘、文化及政治上的混合，之中的南宋，汉人再度为外人所统治。傅氏称之为“第二中国”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之间的联系是东晋，依据是两者之间的血缘联系。此外，傅斯年还暗示“第三中国”起于民国，不过就是没有明确说明。
傅氏有关历史分期的讨论，反映出的是有关民族主体的问题。傅斯年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体应该是汉族，历史应以汉族为主体进行划分，同时还要保持民族主体的完整性和纯洁性。傅氏有关民族问题的思考，是对主体的辨析，在提倡“民族主义”的背景下是有意义的，也是对民族国家问题的思考。
另一位对中国近现代有极大影响的人物，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介于文学与历史之间，其中对几件中国近代的历史重大事件的分析，尤其是对1911年辛亥革命的评论，极其到位。阿q正传以寓言形式把中国近代史讲成一个失败的民族性寓言，这本身并未太偏离启蒙的历史轨道。但鲁迅用讽刺疏离和自嘲等，来不断瓦解历史声音的极权形式的独白。
鲁迅1927年写的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不认为魏晋保存了原始的民族文化，强调此时期文化的叛逆性。鲁迅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学总体上包含一种难得的现代性独立的文学自觉意识，反对儒家把艺术从属于历史的道德化的政治。
鲁迅质疑历史的叙事，文中指出“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鲁氏还强调传统儒家思想指导下撰写的历史具有压抑性，有必要恢复被压抑的历史“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并不是对刘师培的研究成果有不满，只是鲁迅更关注被人遗忘的、处在主流历史边缘的、被压抑的历史。可以说，鲁迅的思想是很有现代性的，和福柯的谱系学理论不谋而合，横向上见出历史横断面中一些散失的部分，在纵向上可见出现代时刻是过去时代的投射。鲁迅写魏晋时期，就是在写民国时期，两者同为无政府，竞争和创造性的历史时期。
通过梁启超、傅斯年、鲁迅的学说，考察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各种想象。在20世纪初年，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社会进化论、线性历史观等等纷纷出炉。中国的历史对叙述结构中预设了现代化的乌托邦理想。把现代性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旧的历史叙述结构和通俗文化便被拒之门外。单一的现代性标准是在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想象中普遍存在的弊病。但启蒙历史在民族兴起并通过竞争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确实是丰碑性的，至少中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