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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回日本建法西斯内阁
华北成再分裂态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并没有摆脱危机。而军部对政治的影响力迅速加强，它意味着军事法西斯体制正在形成。到19年，日本已有数百个法西斯团体，其中较大的就有80多个。194年7月，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相的内阁辞职，另一个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继任首相。
随着国际战争危险加深，特别是侵华战争步步得逞，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气焰嚣张。为扩大对外侵略，日本国内盛行“非常时期”的论调，这就是进一步实行高压政策，以便把人民驱赶到战场上去。
在如何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问题上，日本法西斯军人内部分成两大派：即皇道派和统制派。双方都要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但皇道派以“新兴财伐”为靠山，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绝对精神主义，认为对政党、重臣的势力必须给予坚决的打击。他们主张用政变、暴力以致暗杀等恐怖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派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为中心，在军队青年军官中颇有影响，其成员主要是少壮军人。
与之对立的统制派，同旧财伐合作，以树立国家“总体战体制”为特点。他们主张用合法手段，在陆军中央机关将校的统制下，实行“断然改革”。统制派强调加强现有国家机关，使天皇制法西斯化。这一派以永田铁山和东条英机等人为中心。两派的对立由于人事上的勾心斗角，而变得更加激烈。
196年月6日，皇道派军官以“昭和维新”发动武装叛乱。晨5时，村中孝次、野中四郎等人，率领东京驻军第1师团第1联队、第联队、近卫师团第联队等部147名官兵，分几路袭击东京市内的首相官邸、内大臣私邸、警视厅、朝日新闻社等地。冈田启介首相侥幸从官邸逃出。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藏相高桥是清等当场遇害。
第一步袭击成功后，叛乱部队迅速占据包括首相官邸和国会议事堂在内的东京政治活动中心，切断以永田町为中心的西南部交通。叛乱者拟就《奋起趣意书》，包围《朝日新闻》等报社，阻止报纸的正常发行，要各报社发表《奋起趣意书》，并对陆军上层开展政治攻势。
此时，日本内阁一片混乱。后藤新平内相被任命为临时代理首相，因为传说冈田启介已在叛乱中被杀。7日晨时，根据紧急敕令，东京地区实行戒严。叛乱部队在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指挥下，叛乱者所占地区成为他们的守备区。
陆军军官的叛乱，极大震动了日本统治集团。陆军统帅部虽然最初有过动摇，甚至发表了《陆军大臣告示》那样的文件，但很快做出对叛乱部队进行讨伐的决定。
陆军内部意见并不一致。陆军参谋次长杉山元和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大佐，以及武藤章大佐等主流派，坚决主张对叛乱部队实行讨伐。他们掌控着戒严司令部的实权。
从叛乱者来说，叛乱发动后，没有任何明确的行动方针。7日午前，杉山元进宫，接到天皇敕令，要求“戒严司令官务必占领三宅坂附近，迫使军官以下人等迅速撤离，回归各所属师团管辖之下”。天皇敕令一下，叛乱军官们立即陷入混乱状态。叛乱军官们经过一段摇摆之后，决定抵抗。这期间，同情政变的香椎浩平曾向参谋本部提出，如果能得到天皇“昭和维新”的“圣旨”，就可以使事件和平解决。这一提议遭到杉山元的坚决反对，使香椎浩平极为愤怒，于是决心武力讨伐。
9日晨，香椎浩平出动4000多官兵，包围了武装叛乱部队驻地。在战斗态势下，从飞机、战车和无线电广播里，发出了《告下级官兵书》，要求叛乱部队立即放下武器投降。叛军在天皇敕令的招唤下，很快“归顺”了，9日下午时，领导这次叛乱的军官们聚集在陆相官邸。结果，除野中四郎大尉自杀外，其他均被捕。经历4天的武装叛乱，未经任何抵抗就被镇压了。
二.二六事件后，军部最初曾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政变的结果，成立一个军事独裁内阁。由于种种因素未能得逞。但表现在政变上的军部压力非常明显，各政党对于继任内阁人选问题，已经完全丧失了发言权，元老、重臣和宫廷势力，也不得不考虑军部意图的前提下，决定继任内阁人选。作为继任首相的首要条件，必须是军部所同意的人物。广田弘毅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经过军部同意被推出组阁的。军部对组阁进行了露骨的干涉，在它的控制下，寺内寿一大将被任命为陆相。广田内阁一开始，就接受了军部提出的“庶政一新”和“广义国防”要求，开始推行准战时体制。
196年月17日，广田内阁提出所谓“全面革新政治”。这是以军部提出的加强国防、明征国体、安定国民生活和刷新外交四条大纲为中心。其实质是要建立用天皇权威来统制一切，以军部为轴心，大力加强军事和国防的准战时体制，为在亚洲的侵略扩张铺平道路。至于陆军提出的充实军备、调整税制、加强国防等项“改革”要求，广田内阁一一予以接受，从而开辟了军部操纵政府，干预政治的道路。
军队内部清算派系后，寺内寿一陆相及杉山元、梅津美治郎等为首的新统制派，作为主流派掌握了军部实权。这一班人要求实现国家全面法西斯化，并且毫不隐晦地要挟政府：“政治主导权如不让给军部，就会发生第二、第三个‘二.二六’事件。”
通过肃整，军部和广田内阁成为一体，推动了广田内阁走向战争和法西斯化。这突出表现为军部大臣现役军官制的恢复。陆海军大臣现役军官从明治时期以来，就是军阀干预政治的最有力武器。经过大正初期的第一次护宪运动，于191年把它废除了。现在在军部的强烈要求和高压下，广田内阁于5月18日决定，修改陆海军两省的官制，恢复被废除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任命现役的大、中将担任陆海军大臣。中、少将担任次官，以保障军部特权。
从此，日本法西斯军阀便可以通过陆、海军大臣左右内阁，从而掌握了此后内阁的存亡命运。他们有了对政府的控制权，就可以对内放手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对外可以随意扩大战争。
二.二六事件发生前后，日本所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19年日本退出国联，196年6月，它又退出裁军会议。日本的举动严重打击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加深了同欧美一些国家间的矛盾。不断扩大的侵华战争，更激化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面对这种局面，日本统治集团急待制定出下一步行动方针。
日本军部要求强化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迫使政府建立战时体制，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决定国家的国策和外交政策。然而在国防方针上，陆军和海军持有不同的意见：陆军把对苏作战作为第一目标；海军则把对美作战作为第一目标。双方经过激烈争吵和秘密讨论，意见才趋于一致。196年6月，它们共同拟定了《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改方案，并据此提出了《用兵纲领》。6月0日又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上述文件，对日本战略目标、扩军备战、作战方针，以及帝国战时所需要的兵力等，都做了新的决策。
修改后的《帝国国防方针》决定，“以美国、俄国为目标，并防备中国和英国”，即把苏联和美国并列为第一位的假想敌国，同时准备进攻中国和英国的属地。为实现这一方针，确定国防所需兵力：常备师团为0个，战争初期所需兵力：陆军为50个地面师团，陆军航空兵为14个飞行中队；海军对外作战部队应配备战列舰1艘、航空母舰10艘、巡洋舰8艘，其它舰只179艘，海军常备基地航空兵为65个飞行队。
陆军以此为目标，制定了扩充军备的六年计划；海军制定了五年内充实必须兵力的第三次补充计划。为了实现陆海军的扩充计划，必须实行大规模扩充军需产业为中心的经济战时体制。这样一来，日本的国策必须大转变。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广田召开了五相会议。196年8月7日，广田弘毅召开了有陆相寺内寿一、海相永野修身、外相（广田兼任）、藏相马场瑛一等参加的五相会议，决定在新形势下实行国策大转变。五相会议以军部提出的《国防政策大纲》为基础，通过了决定日本国策的纲领性文件——《国策基准》。
《国策基准》提出：日本的根本国策是“在大义的名分下，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就是要牢固确立日本在东亚的统治地位。从这一点出发，《国策基准》为“在外交国防密切配合下，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洋发展。”为此提出了四项基本纲要，分别规定了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的基本方针。
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于：“谋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巩固日满国防，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并防范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
海洋政策的基本方针为：“向南洋，特别是向外南洋方面，谋求我国民族的经济发展，力图避免刺激其他国家，逐步以和平手段扩张我国势力。”
日本统治集团认识到同美英的对立情况下，仍然这样提出问题，可以认为不是“出于单纯的军人征服欲望，而是侵略满洲以来的战时经济的必然结果。”中日战争对于日本来说，不论是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难以负担的。随着战争的扩大，军需物资的需求迅速增加，其国内经济不断恶化，日本统治集团不能不决定到南洋去谋求“民族经济的发展”以“充实和加强国力”，为此不惜激化同美英法荷等国的矛盾。
五相会议所通过的《国策基准》，是日本法西斯军人依靠和利用天皇制，推行国家法西斯化的产物，它充分暴露了日本称霸远东进而向太平洋扩张的野心。五相会议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走上了国家战争总动员的道路。
五相会议后不久，8月11日，广田弘毅内阁根据《国策基准》，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的政策》和《第二次处理华北要纲》，进一步重申要使华北五省“特殊化”，以达到对华北五省实行“政治分治”战略，最终肢解中国的目标。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的侵略。继19年发动“一.二八”侵略战事之后，19年，日军继续向热河推进。
19年1月1日上午，绥中日军向榆关（即山海关）调动，下午，日军在南关外鸣枪、投手榴弹进行挑衅。并向南门外中国守军的步哨射击，哨兵被迫退入城内。中国守军第9旅派人责问，日军反诬陷中国驻军挑衅。
日军制造榆关事件后不断扩大事态，4日，日军五六百人在战车掩护下，进攻何国柱部防地五里台附近阵地，同时出动飞机轰炸石河阵地。6日，日军在榆关已增兵达6000余人，在飞机、坦克配合下，进攻三河阵地，并轰炸秦皇岛附近的村庄。驻秦皇岛日军第二特遣舰队司令津田，提出中国军队撤出秦皇岛的无理要求。
11日，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4日提出的抗议复照外交部，诬称榆关事件是由于中国军队向日本宪兵住宅掷弹，开枪及开炮所造成的，日方对此“不能不采取自卫行动”。这一天，日本陆军省发表声明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而满洲国对于扰乱该省治安或侵入该省内的不逞分子，应视为侵略者而讲求自卫手段或讨伐手段。”
同日，中国外交部为榆关事件向英、美、法、意、比、西、荷七国政府分致节略，抗议日本非法利用《辛丑条约》特权侵略山海关，屠杀该城无辜平民，敦请各国注意日方行动。
日军侵占榆关，激起了全中国各界人民的反对，各民众团体纷纷电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海外华侨团体亦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收回失地，并表示华侨誓为后盾。全国各地工商界通告工会会员抵制日货，禁用日货，要求政府迅速出兵。
中国军界人士纷纷要求出兵抗日。冯玉祥、蔡廷锴、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徐永昌等，明确表示愿率本部北上抗日。曾在19年底被日... -->>
第十三回日本建法西斯内阁
华北成再分裂态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并没有摆脱危机。而军部对政治的影响力迅速加强，它意味着军事法西斯体制正在形成。到19年，日本已有数百个法西斯团体，其中较大的就有80多个。194年7月，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相的内阁辞职，另一个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继任首相。
随着国际战争危险加深，特别是侵华战争步步得逞，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气焰嚣张。为扩大对外侵略，日本国内盛行“非常时期”的论调，这就是进一步实行高压政策，以便把人民驱赶到战场上去。
在如何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问题上，日本法西斯军人内部分成两大派：即皇道派和统制派。双方都要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但皇道派以“新兴财伐”为靠山，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绝对精神主义，认为对政党、重臣的势力必须给予坚决的打击。他们主张用政变、暴力以致暗杀等恐怖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派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为中心，在军队青年军官中颇有影响，其成员主要是少壮军人。
与之对立的统制派，同旧财伐合作，以树立国家“总体战体制”为特点。他们主张用合法手段，在陆军中央机关将校的统制下，实行“断然改革”。统制派强调加强现有国家机关，使天皇制法西斯化。这一派以永田铁山和东条英机等人为中心。两派的对立由于人事上的勾心斗角，而变得更加激烈。
196年月6日，皇道派军官以“昭和维新”发动武装叛乱。晨5时，村中孝次、野中四郎等人，率领东京驻军第1师团第1联队、第联队、近卫师团第联队等部147名官兵，分几路袭击东京市内的首相官邸、内大臣私邸、警视厅、朝日新闻社等地。冈田启介首相侥幸从官邸逃出。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藏相高桥是清等当场遇害。
第一步袭击成功后，叛乱部队迅速占据包括首相官邸和国会议事堂在内的东京政治活动中心，切断以永田町为中心的西南部交通。叛乱者拟就《奋起趣意书》，包围《朝日新闻》等报社，阻止报纸的正常发行，要各报社发表《奋起趣意书》，并对陆军上层开展政治攻势。
此时，日本内阁一片混乱。后藤新平内相被任命为临时代理首相，因为传说冈田启介已在叛乱中被杀。7日晨时，根据紧急敕令，东京地区实行戒严。叛乱部队在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指挥下，叛乱者所占地区成为他们的守备区。
陆军军官的叛乱，极大震动了日本统治集团。陆军统帅部虽然最初有过动摇，甚至发表了《陆军大臣告示》那样的文件，但很快做出对叛乱部队进行讨伐的决定。
陆军内部意见并不一致。陆军参谋次长杉山元和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大佐，以及武藤章大佐等主流派，坚决主张对叛乱部队实行讨伐。他们掌控着戒严司令部的实权。
从叛乱者来说，叛乱发动后，没有任何明确的行动方针。7日午前，杉山元进宫，接到天皇敕令，要求“戒严司令官务必占领三宅坂附近，迫使军官以下人等迅速撤离，回归各所属师团管辖之下”。天皇敕令一下，叛乱军官们立即陷入混乱状态。叛乱军官们经过一段摇摆之后，决定抵抗。这期间，同情政变的香椎浩平曾向参谋本部提出，如果能得到天皇“昭和维新”的“圣旨”，就可以使事件和平解决。这一提议遭到杉山元的坚决反对，使香椎浩平极为愤怒，于是决心武力讨伐。
9日晨，香椎浩平出动4000多官兵，包围了武装叛乱部队驻地。在战斗态势下，从飞机、战车和无线电广播里，发出了《告下级官兵书》，要求叛乱部队立即放下武器投降。叛军在天皇敕令的招唤下，很快“归顺”了，9日下午时，领导这次叛乱的军官们聚集在陆相官邸。结果，除野中四郎大尉自杀外，其他均被捕。经历4天的武装叛乱，未经任何抵抗就被镇压了。
二.二六事件后，军部最初曾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政变的结果，成立一个军事独裁内阁。由于种种因素未能得逞。但表现在政变上的军部压力非常明显，各政党对于继任内阁人选问题，已经完全丧失了发言权，元老、重臣和宫廷势力，也不得不考虑军部意图的前提下，决定继任内阁人选。作为继任首相的首要条件，必须是军部所同意的人物。广田弘毅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经过军部同意被推出组阁的。军部对组阁进行了露骨的干涉，在它的控制下，寺内寿一大将被任命为陆相。广田内阁一开始，就接受了军部提出的“庶政一新”和“广义国防”要求，开始推行准战时体制。
196年月17日，广田内阁提出所谓“全面革新政治”。这是以军部提出的加强国防、明征国体、安定国民生活和刷新外交四条大纲为中心。其实质是要建立用天皇权威来统制一切，以军部为轴心，大力加强军事和国防的准战时体制，为在亚洲的侵略扩张铺平道路。至于陆军提出的充实军备、调整税制、加强国防等项“改革”要求，广田内阁一一予以接受，从而开辟了军部操纵政府，干预政治的道路。
军队内部清算派系后，寺内寿一陆相及杉山元、梅津美治郎等为首的新统制派，作为主流派掌握了军部实权。这一班人要求实现国家全面法西斯化，并且毫不隐晦地要挟政府：“政治主导权如不让给军部，就会发生第二、第三个‘二.二六’事件。”
通过肃整，军部和广田内阁成为一体，推动了广田内阁走向战争和法西斯化。这突出表现为军部大臣现役军官制的恢复。陆海军大臣现役军官从明治时期以来，就是军阀干预政治的最有力武器。经过大正初期的第一次护宪运动，于191年把它废除了。现在在军部的强烈要求和高压下，广田内阁于5月18日决定，修改陆海军两省的官制，恢复被废除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任命现役的大、中将担任陆海军大臣。中、少将担任次官，以保障军部特权。
从此，日本法西斯军阀便可以通过陆、海军大臣左右内阁，从而掌握了此后内阁的存亡命运。他们有了对政府的控制权，就可以对内放手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对外可以随意扩大战争。
二.二六事件发生前后，日本所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19年日本退出国联，196年6月，它又退出裁军会议。日本的举动严重打击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加深了同欧美一些国家间的矛盾。不断扩大的侵华战争，更激化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面对这种局面，日本统治集团急待制定出下一步行动方针。
日本军部要求强化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迫使政府建立战时体制，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决定国家的国策和外交政策。然而在国防方针上，陆军和海军持有不同的意见：陆军把对苏作战作为第一目标；海军则把对美作战作为第一目标。双方经过激烈争吵和秘密讨论，意见才趋于一致。196年6月，它们共同拟定了《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改方案，并据此提出了《用兵纲领》。6月0日又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上述文件，对日本战略目标、扩军备战、作战方针，以及帝国战时所需要的兵力等，都做了新的决策。
修改后的《帝国国防方针》决定，“以美国、俄国为目标，并防备中国和英国”，即把苏联和美国并列为第一位的假想敌国，同时准备进攻中国和英国的属地。为实现这一方针，确定国防所需兵力：常备师团为0个，战争初期所需兵力：陆军为50个地面师团，陆军航空兵为14个飞行中队；海军对外作战部队应配备战列舰1艘、航空母舰10艘、巡洋舰8艘，其它舰只179艘，海军常备基地航空兵为65个飞行队。
陆军以此为目标，制定了扩充军备的六年计划；海军制定了五年内充实必须兵力的第三次补充计划。为了实现陆海军的扩充计划，必须实行大规模扩充军需产业为中心的经济战时体制。这样一来，日本的国策必须大转变。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广田召开了五相会议。196年8月7日，广田弘毅召开了有陆相寺内寿一、海相永野修身、外相（广田兼任）、藏相马场瑛一等参加的五相会议，决定在新形势下实行国策大转变。五相会议以军部提出的《国防政策大纲》为基础，通过了决定日本国策的纲领性文件——《国策基准》。
《国策基准》提出：日本的根本国策是“在大义的名分下，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就是要牢固确立日本在东亚的统治地位。从这一点出发，《国策基准》为“在外交国防密切配合下，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洋发展。”为此提出了四项基本纲要，分别规定了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的基本方针。
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于：“谋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巩固日满国防，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并防范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
海洋政策的基本方针为：“向南洋，特别是向外南洋方面，谋求我国民族的经济发展，力图避免刺激其他国家，逐步以和平手段扩张我国势力。”
日本统治集团认识到同美英的对立情况下，仍然这样提出问题，可以认为不是“出于单纯的军人征服欲望，而是侵略满洲以来的战时经济的必然结果。”中日战争对于日本来说，不论是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难以负担的。随着战争的扩大，军需物资的需求迅速增加，其国内经济不断恶化，日本统治集团不能不决定到南洋去谋求“民族经济的发展”以“充实和加强国力”，为此不惜激化同美英法荷等国的矛盾。
五相会议所通过的《国策基准》，是日本法西斯军人依靠和利用天皇制，推行国家法西斯化的产物，它充分暴露了日本称霸远东进而向太平洋扩张的野心。五相会议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走上了国家战争总动员的道路。
五相会议后不久，8月11日，广田弘毅内阁根据《国策基准》，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的政策》和《第二次处理华北要纲》，进一步重申要使华北五省“特殊化”，以达到对华北五省实行“政治分治”战略，最终肢解中国的目标。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的侵略。继19年发动“一.二八”侵略战事之后，19年，日军继续向热河推进。
19年1月1日上午，绥中日军向榆关（即山海关）调动，下午，日军在南关外鸣枪、投手榴弹进行挑衅。并向南门外中国守军的步哨射击，哨兵被迫退入城内。中国守军第9旅派人责问，日军反诬陷中国驻军挑衅。
日军制造榆关事件后不断扩大事态，4日，日军五六百人在战车掩护下，进攻何国柱部防地五里台附近阵地，同时出动飞机轰炸石河阵地。6日，日军在榆关已增兵达6000余人，在飞机、坦克配合下，进攻三河阵地，并轰炸秦皇岛附近的村庄。驻秦皇岛日军第二特遣舰队司令津田，提出中国军队撤出秦皇岛的无理要求。
11日，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4日提出的抗议复照外交部，诬称榆关事件是由于中国军队向日本宪兵住宅掷弹，开枪及开炮所造成的，日方对此“不能不采取自卫行动”。这一天，日本陆军省发表声明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而满洲国对于扰乱该省治安或侵入该省内的不逞分子，应视为侵略者而讲求自卫手段或讨伐手段。”
同日，中国外交部为榆关事件向英、美、法、意、比、西、荷七国政府分致节略，抗议日本非法利用《辛丑条约》特权侵略山海关，屠杀该城无辜平民，敦请各国注意日方行动。
日军侵占榆关，激起了全中国各界人民的反对，各民众团体纷纷电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海外华侨团体亦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收回失地，并表示华侨誓为后盾。全国各地工商界通告工会会员抵制日货，禁用日货，要求政府迅速出兵。
中国军界人士纷纷要求出兵抗日。冯玉祥、蔡廷锴、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徐永昌等，明确表示愿率本部北上抗日。曾在19年底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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