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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室里得人反而比被点走得人更焦灼，更忐忑不安。事情正在发生着，一窗之隔，你却对它一无所知。
教室低处的窗户上贴了红黄蓝绿的菱形格纹玻璃纸。同意大利那些教堂的花玻璃一样。教堂里的人看到的是玻璃上的故事，教堂外的人看到的也是玻璃上的故事。大家看到的就都是一样的故事了。只是教室的玻璃纸上连故事都没有，干巴巴的，罗列着一个个格子。
坐在窗边胆子大点的学生便把耳朵贴在玻璃上。大多数时候真相大白时候都是一堆小事，比如安排值日生啦，比如商量下周的黑板报啦。可是他为什么不能在点的时候就告诉大家呢？他点来点去的手指总让人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那个画面？
最大的事情无非就是调换座位了。八十多个学生要坐到十排座位上，看起来公平的办法是按照身高排。但家长们都想要自家的孩子有个成绩好的同桌帮忙带带，能坐到前边几排在老师眼皮底下被管着，将来才能考个好高中，考个好高中才能考个好大学，考个好大学才能找个好工作。这个要求，看起来不过分吧？一家人就这么一个孩子，全部的希望了。人说，那你孩子别吃那么好，个子压一压。那怎么行呢？！个子不高将来找对象是要被嫌弃的。哎，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操碎了。这一条产业链，不能一开始就断了。况且别人的开始更早，可能从选择胚胎就开始，从选择精子卵子就开始。对自己的选择真的那么有把握吗？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扼杀的自己放弃的不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一个霍金？他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一定要给最好的，他们眼中的最好的。他们给得了最好的，却给不起最合适的。他们用乌鸦的方式把孩子养成一只鹰。孩子在乌鸦和鹰之间徘徊，变得不伦不类。成功是不断的飞离，失败才困守原地。飞离是狼心狗肺，困守是没有出息。可怜天下父母心，然而最大的枷锁只不过这份心。
莎莎的个子不是特别高，但也不矮，就像她的成绩不是最好，但也没有很差，她的同桌老是换来换去。她经常坐第三排，比她同样身高的人要坐得前好多排。每次换座位前，她都会特意把自己的鞋子换成平底鞋。她也不想去后边坐，老师讲课时候闹哄哄的，什么都听不到。但有时候，她也会被调到最后几排，因为她的新同桌上半身太长太长了，坐到前边会像座山一样，挡着所有人。大家都知道，那个新同桌是老师的亲戚。但她也不用特别的懊恼，过不了几天，她就会被调到前边陪其它同学了。总有比亲戚还厉害的新同桌。
但她应该懊恼其实是坐前排的时候。她后来时常用力想，那时候她的时间都去哪里了呢？
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李懋的东西也在那句没关系后都不见了。也许留下的，只是回头望去的那张脸。
——————
老头班主任咳嗽了下嗓子，让大家停下手中的作业。他语气凝重，表情严肃，首先定义这是一件影响多么恶劣的事情，然后声明必须向受害者道歉，要当着全班人的面。她想起了那火辣辣的一巴掌，啪。她只在文字，在电视剧，在电影里见过。她不由自主的摸了摸自己的脸。
她看到潘远缓缓站起来，低着头说，“对不起。”潘远的个子很高，他的背微微驮着。他总穿一件白衬衫。他很白很白，有着很精致的眉毛和鼻子。他的嘴唇薄薄的，很红很红。他应该就是潘安的后代吧。
女生仍旧是把头埋在桌子里。
“声音不够大，重来！”班主任厉声喝道。
“对——不——起——！”
女生仍旧是把头埋在桌子里。
她转过头去，想要看清潘远的脸，但是他低着头。等她回过头来的时候，才意识到李懋正看着自己。
讲台上，老头班主任背后一串鞭炮屁，噼里啪啦。她赶快低下头，不敢笑。
整个教室鸦雀无声，风扇呼啦啦的吹。
她脑海中闪现出一幅画，多年之后她才终于给那幅画补上一个名字，《ThePrisoner》(Jean-LeonGerome)。画的近景是一条船，船尾处一个白衣囚犯横向躺在上面。他的双手被紧紧捆绑，嘴巴也被堵上了。旁边的人腰间别着把枪，正对着囚犯弹琴，也许还挂着那些拿卫生巾当足球踢的笑脸。她被那幅画莫名的感动着。相比囚犯，拿枪唱歌的看守似乎更悲哀一些，因为他一开始就处于下风，一开始就被给予了强者头衔。只要他哪怕漏出一丝的嘲笑，有意的无意的，在庞大的陪审团眼中，他就输了。他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潘远的爸爸是警察，李懋的爸爸因为贪污坐牢了。她脑海里想的就这些了。
她那时候还不懂什么是坐牢，直到疫情期间终于回得国时才体验到。
画地为牢，酒店的一个房间，就是十四天活动得全部范围。睡觉吃饭测体温组成了十四天的每一天。
除了睡觉，每一样都被人小心翼翼的照顾着。米饭有没有太硬了？鸡蛋要不要加一个？水果要酸的还是甜的？汤是不是太淡了？见到了紫色的重阳糕，见到了绿色得抹茶饼，见到了明黄色得窝窝头，喝到了鸡汤喝到了海带排骨汤喝到了罗宋汤，还吃到了很多不知道什么名字得菜。每一餐，都好像要穷尽脑汁变花样。
试问肥宅应不好？好。
好到像爱情。明知一间牢，坐到最后犯人都不想离开。
又好到只会逃避。被无视被忽略被遗弃那么久，突然这样被关心着被在乎着，竟然受宠若惊得不自在。
只是不希望那些所谓得监狱警察们要小心翼翼。
在教室里得人反而比被点走得人更焦灼，更忐忑不安。事情正在发生着，一窗之隔，你却对它一无所知。
教室低处的窗户上贴了红黄蓝绿的菱形格纹玻璃纸。同意大利那些教堂的花玻璃一样。教堂里的人看到的是玻璃上的故事，教堂外的人看到的也是玻璃上的故事。大家看到的就都是一样的故事了。只是教室的玻璃纸上连故事都没有，干巴巴的，罗列着一个个格子。
坐在窗边胆子大点的学生便把耳朵贴在玻璃上。大多数时候真相大白时候都是一堆小事，比如安排值日生啦，比如商量下周的黑板报啦。可是他为什么不能在点的时候就告诉大家呢？他点来点去的手指总让人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那个画面？
最大的事情无非就是调换座位了。八十多个学生要坐到十排座位上，看起来公平的办法是按照身高排。但家长们都想要自家的孩子有个成绩好的同桌帮忙带带，能坐到前边几排在老师眼皮底下被管着，将来才能考个好高中，考个好高中才能考个好大学，考个好大学才能找个好工作。这个要求，看起来不过分吧？一家人就这么一个孩子，全部的希望了。人说，那你孩子别吃那么好，个子压一压。那怎么行呢？！个子不高将来找对象是要被嫌弃的。哎，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操碎了。这一条产业链，不能一开始就断了。况且别人的开始更早，可能从选择胚胎就开始，从选择精子卵子就开始。对自己的选择真的那么有把握吗？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扼杀的自己放弃的不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一个霍金？他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一定要给最好的，他们眼中的最好的。他们给得了最好的，却给不起最合适的。他们用乌鸦的方式把孩子养成一只鹰。孩子在乌鸦和鹰之间徘徊，变得不伦不类。成功是不断的飞离，失败才困守原地。飞离是狼心狗肺，困守是没有出息。可怜天下父母心，然而最大的枷锁只不过这份心。
莎莎的个子不是特别高，但也不矮，就像她的成绩不是最好，但也没有很差，她的同桌老是换来换去。她经常坐第三排，比她同样身高的人要坐得前好多排。每次换座位前，她都会特意把自己的鞋子换成平底鞋。她也不想去后边坐，老师讲课时候闹哄哄的，什么都听不到。但有时候，她也会被调到最后几排，因为她的新同桌上半身太长太长了，坐到前边会像座山一样，挡着所有人。大家都知道，那个新同桌是老师的亲戚。但她也不用特别的懊恼，过不了几天，她就会被调到前边陪其它同学了。总有比亲戚还厉害的新同桌。
但她应该懊恼其实是坐前排的时候。她后来时常用力想，那时候她的时间都去哪里了呢？
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李懋的东西也在那句没关系后都不见了。也许留下的，只是回头望去的那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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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班主任咳嗽了下嗓子，让大家停下手中的作业。他语气凝重，表情严肃，首先定义这是一件影响多么恶劣的事情，然后声明必须向受害者道歉，要当着全班人的面。她想起了那火辣辣的一巴掌，啪。她只在文字，在电视剧，在电影里见过。她不由自主的摸了摸自己的脸。
她看到潘远缓缓站起来，低着头说，“对不起。”潘远的个子很高，他的背微微驮着。他总穿一件白衬衫。他很白很白，有着很精致的眉毛和鼻子。他的嘴唇薄薄的，很红很红。他应该就是潘安的后代吧。
女生仍旧是把头埋在桌子里。
“声音不够大，重来！”班主任厉声喝道。
“对——不——起——！”
女生仍旧是把头埋在桌子里。
她转过头去，想要看清潘远的脸，但是他低着头。等她回过头来的时候，才意识到李懋正看着自己。
讲台上，老头班主任背后一串鞭炮屁，噼里啪啦。她赶快低下头，不敢笑。
整个教室鸦雀无声，风扇呼啦啦的吹。
她脑海中闪现出一幅画，多年之后她才终于给那幅画补上一个名字，《ThePrisoner》(Jean-LeonGerome)。画的近景是一条船，船尾处一个白衣囚犯横向躺在上面。他的双手被紧紧捆绑，嘴巴也被堵上了。旁边的人腰间别着把枪，正对着囚犯弹琴，也许还挂着那些拿卫生巾当足球踢的笑脸。她被那幅画莫名的感动着。相比囚犯，拿枪唱歌的看守似乎更悲哀一些，因为他一开始就处于下风，一开始就被给予了强者头衔。只要他哪怕漏出一丝的嘲笑，有意的无意的，在庞大的陪审团眼中，他就输了。他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潘远的爸爸是警察，李懋的爸爸因为贪污坐牢了。她脑海里想的就这些了。
她那时候还不懂什么是坐牢，直到疫情期间终于回得国时才体验到。
画地为牢，酒店的一个房间，就是十四天活动得全部范围。睡觉吃饭测体温组成了十四天的每一天。
除了睡觉，每一样都被人小心翼翼的照顾着。米饭有没有太硬了？鸡蛋要不要加一个？水果要酸的还是甜的？汤是不是太淡了？见到了紫色的重阳糕，见到了绿色得抹茶饼，见到了明黄色得窝窝头，喝到了鸡汤喝到了海带排骨汤喝到了罗宋汤，还吃到了很多不知道什么名字得菜。每一餐，都好像要穷尽脑汁变花样。
试问肥宅应不好？好。
好到像爱情。明知一间牢，坐到最后犯人都不想离开。
又好到只会逃避。被无视被忽略被遗弃那么久，突然这样被关心着被在乎着，竟然受宠若惊得不自在。
只是不希望那些所谓得监狱警察们要小心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