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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暢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杼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世间多有；著书表文，论说古今，万不耐一。然则著书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掇以论说，此为匿生书主人，孔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与彼草木不能伐采，一实也。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衍传书之意，出膏腴之辞，非俶傥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其余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儒生相料，文轩之比于敝车，锦绣之方于缊袍也，其相过，远矣。如与俗人相料，太山之巅墆，长狄之项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为体，其有铜铁，山之奇也。铜铁既奇，或出金玉。然鸿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
儒生说名于儒门，过俗人远也。或不能说一经，教诲后生。或带徒聚众，说论洞溢，称为经明。或不能成牍，治一说。或能陈得失，奏便宜，言应经传，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云、唐子高者，说书于牍奏之上，不能连结篇章。或抽列古今，纪著行事，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王公问于桓君山以扬子云。君山对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谓得高下之实矣。采玉者心羡于玉，钻龟能知神于龟。能差众儒之才，累其高下，贤于所累。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杰也。
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选士以射，心平体正，执弓矢审固，然后射中。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奇巧俱发于心，其实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术，身不得行，口不能〔泄〕，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故曰：陈平割肉，丞相之端见；叔孙敖决期思，令〔尹〕之兆著。观读传书之文，治道政务，非徒割肉决水之占也。足不强则迹不远，锋不銛，则割不深。连结篇章，必大才智鸿懿之俊也。
或曰：著书之人，博览多闻，学问习熟，则能推类兴文。文由外而兴，未必实才学文相副也。且浅意于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不见大道体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际，文人不与，无能建功之验，徒能笔说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书之人皆权谋之臣，汉世直言之士皆通览之吏，岂谓文非华叶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为谋，集扎为文，情见于辞，意验于言。商鞅相秦，致功于霸，作耕战之书。虞卿为赵，决计定说，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议。耕战之书，秦堂上之计也。陆贾消吕氏之谋，与新语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错之策，与新论共一思。观谷永之陈说，唐林之宜言，刘向之切议，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邹阳上疏，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夫鸿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将相长吏，安可不贵？岂徒用其才力，游文于牒牍哉？州郡有忧，能治章上奏，解理结烦，使州郡连事，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
古昔之远，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难得纪录，且近自以会稽言之，周长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长生之身不尊显，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将怀俗人之节，不能贵也。使遭前世燕昭，则长生已蒙邹衍之宠矣。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长生之才，非徒锐于牒牍也，作洞历十篇，上自黄帝，下至汉朝，锋芒毛发之事，莫不纪载，与太吏公表、纪相似类也。上通下达，故曰洞历。然则长生非徒文人，所谓鸿儒者也。前世有严夫子，后有吴君〔高〕，末有周长生。白雉贡于越，暢草献于宛，雍州出玉，荆、扬生金。珍物产于四远幽辽之地，未可言无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岂在长生之徒与？何言之卓殊，文之美丽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纪者，屈原在其上也。会稽文才，岂独周长生哉？所以未论列者，长生尤逾出也。九州多山，而华、岱为岳，四方多川，而江、河为渎者，华、岱高而江、河大也。长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贤，舍而誉他族之孟，未为得也。长生说文辞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独纪录之，春秋记元于鲁之义也。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长生家在会稽，生在今世，文章虽奇，论者犹谓稚于前人。天禀元气，人受元精，岂为古今者差杀哉？优者为高，明者为上，实事之人，见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于后，见是，推今进置于古，心明知昭，不惑于俗也。
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纪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后，文论辞说，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义。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桃李梅杏，〔奄〕丘蔽野。根茎众多，则华叶繁茂。汉氏治定久矣，土广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夫华与实，俱成者也，无华生实，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泻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汉朝者乃夫汉家炽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焕炳；阴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并出见者，乃夫汉朝明明之验也。高祖读陆贾之书，叹称万岁；徐乐、主父偃上疏，征拜郎中，方今未闻。膳无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举以啖人。诏书每下，文义经传四科，诏书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验也。上书不实核，著书无义指“万岁”之声“征拜”之恩，何从发哉？饰面者皆欲为好，而运目者希；文音者皆欲为悲，而惊耳者寡。陆贾之书未奏，徐乐、主父之策未闻，群诸瞽言之徒，言事粗丑，文不美润，不指。所谓，文辞淫滑，不被涛沙之谪，幸矣！焉蒙征拜为郎中之宠乎？
<b>译文</b>
通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读得很流畅，很熟练，能分析确定章节和断句，并以教授做老师的是通人。能够发挥古书意思，灵活引用古书词句，能上书奏记，或者提出见解和主张，串连成篇写成文章的是文人、鸿儒。努力好学，见识多，记得牢的，世上有很多；著书写文章，能说古论今的，万人中没有一个。然而能著书写文章的，是知识渊博精通而能运用的人。进山里看见树木，是长是短没有不知道的；到野外看见青草，是粗是细没有不了解的。然而不会砍伐树木用来作房子，采集百草用来配方调药，这是知道草木而不会运用。通人见识广博，却不会用它来论述事情，这叫藏书家，就是孔子所说的那种“能背诵诗经三百篇，把政治事务交给他，都干不了”的人，这跟那些见过草木不会采伐运用的人，是同一回事。孔子拿鲁国编年史来写春秋，等到他创新立义，赞赏和贬责一番，就不再沿袭鲁国编年史，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自然从胸中产生出来的了。大凡重视通人，是看重他们能运用学到的东西。如果他们仅仅能熟读，读诗读经，即使是千篇以上，也是鹦鹉能说话之类。能引申古书上的意思，写出美好的文辞，没有卓越的才能，是不能胜任的。能通读的人，世上到处有；能著书写文章的人，历代却少得很。近代的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他们就象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样同时出现在同个时代；其余仅有而已，往往如此，譬如珍珠宝玉不可能多得，因为它们珍贵。
因此能讲解一种经书的是儒生，能博览古今的是通人，能摘引传书来写报告提建议的是文人，能精心思考写文章连结成书的是鸿儒。所以儒生超过一般人，通人胜过儒生，文人超过通人，鸿儒又超过文人。因此，鸿儒是所谓超而又超的人。以罕见的超人，去跟儒生相比，等于拿高贵华丽的车子跟破车相比，拿精致华美的丝绣跟旧袍相比，它们之间相差太远了。如果跟一般人相比，即使拿泰山顶比山脚，拿长狄人的颈比脚掌，也不足以说明。山丘以泥土石头为主体，山中要是有铜铁，就是山上罕见的东西。铜铁虽已罕见，有时还会挖出金子玉石。鸿儒就是世上的金玉，罕见又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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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暢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杼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世间多有；著书表文，论说古今，万不耐一。然则著书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掇以论说，此为匿生书主人，孔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与彼草木不能伐采，一实也。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衍传书之意，出膏腴之辞，非俶傥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其余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儒生相料，文轩之比于敝车，锦绣之方于缊袍也，其相过，远矣。如与俗人相料，太山之巅墆，长狄之项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为体，其有铜铁，山之奇也。铜铁既奇，或出金玉。然鸿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
儒生说名于儒门，过俗人远也。或不能说一经，教诲后生。或带徒聚众，说论洞溢，称为经明。或不能成牍，治一说。或能陈得失，奏便宜，言应经传，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云、唐子高者，说书于牍奏之上，不能连结篇章。或抽列古今，纪著行事，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王公问于桓君山以扬子云。君山对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谓得高下之实矣。采玉者心羡于玉，钻龟能知神于龟。能差众儒之才，累其高下，贤于所累。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杰也。
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选士以射，心平体正，执弓矢审固，然后射中。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奇巧俱发于心，其实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术，身不得行，口不能〔泄〕，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故曰：陈平割肉，丞相之端见；叔孙敖决期思，令〔尹〕之兆著。观读传书之文，治道政务，非徒割肉决水之占也。足不强则迹不远，锋不銛，则割不深。连结篇章，必大才智鸿懿之俊也。
或曰：著书之人，博览多闻，学问习熟，则能推类兴文。文由外而兴，未必实才学文相副也。且浅意于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不见大道体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际，文人不与，无能建功之验，徒能笔说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书之人皆权谋之臣，汉世直言之士皆通览之吏，岂谓文非华叶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为谋，集扎为文，情见于辞，意验于言。商鞅相秦，致功于霸，作耕战之书。虞卿为赵，决计定说，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议。耕战之书，秦堂上之计也。陆贾消吕氏之谋，与新语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错之策，与新论共一思。观谷永之陈说，唐林之宜言，刘向之切议，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邹阳上疏，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夫鸿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将相长吏，安可不贵？岂徒用其才力，游文于牒牍哉？州郡有忧，能治章上奏，解理结烦，使州郡连事，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
古昔之远，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难得纪录，且近自以会稽言之，周长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长生之身不尊显，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将怀俗人之节，不能贵也。使遭前世燕昭，则长生已蒙邹衍之宠矣。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长生之才，非徒锐于牒牍也，作洞历十篇，上自黄帝，下至汉朝，锋芒毛发之事，莫不纪载，与太吏公表、纪相似类也。上通下达，故曰洞历。然则长生非徒文人，所谓鸿儒者也。前世有严夫子，后有吴君〔高〕，末有周长生。白雉贡于越，暢草献于宛，雍州出玉，荆、扬生金。珍物产于四远幽辽之地，未可言无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岂在长生之徒与？何言之卓殊，文之美丽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纪者，屈原在其上也。会稽文才，岂独周长生哉？所以未论列者，长生尤逾出也。九州多山，而华、岱为岳，四方多川，而江、河为渎者，华、岱高而江、河大也。长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贤，舍而誉他族之孟，未为得也。长生说文辞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独纪录之，春秋记元于鲁之义也。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长生家在会稽，生在今世，文章虽奇，论者犹谓稚于前人。天禀元气，人受元精，岂为古今者差杀哉？优者为高，明者为上，实事之人，见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于后，见是，推今进置于古，心明知昭，不惑于俗也。
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纪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后，文论辞说，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义。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桃李梅杏，〔奄〕丘蔽野。根茎众多，则华叶繁茂。汉氏治定久矣，土广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夫华与实，俱成者也，无华生实，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泻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汉朝者乃夫汉家炽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焕炳；阴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并出见者，乃夫汉朝明明之验也。高祖读陆贾之书，叹称万岁；徐乐、主父偃上疏，征拜郎中，方今未闻。膳无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举以啖人。诏书每下，文义经传四科，诏书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验也。上书不实核，著书无义指“万岁”之声“征拜”之恩，何从发哉？饰面者皆欲为好，而运目者希；文音者皆欲为悲，而惊耳者寡。陆贾之书未奏，徐乐、主父之策未闻，群诸瞽言之徒，言事粗丑，文不美润，不指。所谓，文辞淫滑，不被涛沙之谪，幸矣！焉蒙征拜为郎中之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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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读得很流畅，很熟练，能分析确定章节和断句，并以教授做老师的是通人。能够发挥古书意思，灵活引用古书词句，能上书奏记，或者提出见解和主张，串连成篇写成文章的是文人、鸿儒。努力好学，见识多，记得牢的，世上有很多；著书写文章，能说古论今的，万人中没有一个。然而能著书写文章的，是知识渊博精通而能运用的人。进山里看见树木，是长是短没有不知道的；到野外看见青草，是粗是细没有不了解的。然而不会砍伐树木用来作房子，采集百草用来配方调药，这是知道草木而不会运用。通人见识广博，却不会用它来论述事情，这叫藏书家，就是孔子所说的那种“能背诵诗经三百篇，把政治事务交给他，都干不了”的人，这跟那些见过草木不会采伐运用的人，是同一回事。孔子拿鲁国编年史来写春秋，等到他创新立义，赞赏和贬责一番，就不再沿袭鲁国编年史，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自然从胸中产生出来的了。大凡重视通人，是看重他们能运用学到的东西。如果他们仅仅能熟读，读诗读经，即使是千篇以上，也是鹦鹉能说话之类。能引申古书上的意思，写出美好的文辞，没有卓越的才能，是不能胜任的。能通读的人，世上到处有；能著书写文章的人，历代却少得很。近代的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他们就象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样同时出现在同个时代；其余仅有而已，往往如此，譬如珍珠宝玉不可能多得，因为它们珍贵。
因此能讲解一种经书的是儒生，能博览古今的是通人，能摘引传书来写报告提建议的是文人，能精心思考写文章连结成书的是鸿儒。所以儒生超过一般人，通人胜过儒生，文人超过通人，鸿儒又超过文人。因此，鸿儒是所谓超而又超的人。以罕见的超人，去跟儒生相比，等于拿高贵华丽的车子跟破车相比，拿精致华美的丝绣跟旧袍相比，它们之间相差太远了。如果跟一般人相比，即使拿泰山顶比山脚，拿长狄人的颈比脚掌，也不足以说明。山丘以泥土石头为主体，山中要是有铜铁，就是山上罕见的东西。铜铁虽已罕见，有时还会挖出金子玉石。鸿儒就是世上的金玉，罕见又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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