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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谘议局的立宪党人,但保路运动能够自上而下,快速推行至全川,靠的是袍哥的力量。
8月,保路运动久无结果。川西、川南的袍哥领袖在资州聚会,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一字之易,与朝廷对抗之意明显了太多。成都的议员们未必喜欢这种做法,不过他们也莫得办法。
保路同志军的发起者叫张达三,是个武秀才,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郫县新场总舵把子。他最要好的朋友叫张捷先,是个小学校长,同时也是灌县崇义镇的舵把子。
同盟会派去的王蕴滋是在鸦片烟铺里找到张达三的,他就这样站在烟榻前公开说明来意,并称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张达三当即慷慨表态:“郫(县)、崇(义)、灌(县)一带算我的!”——书中暗表,带张达三出道的大哥贺均山,本身就是反清老手,参加过洪杨起义,或许就是石达开的余部。
张达三如此,张捷先自不必说。他们又联手找了灌县舵把子姚宝珊,这个人在松潘、理番、茂县、汶川一带甚有威望,万一造反不成,还可以退守川西北。
9月7日蒲殿俊、罗纶等被捕。早有准备的川西南同志军立即行动,9月9日,温江舵把子孙泽沛率领的同志军便已抵达成都南门外红牌楼,另一支同志军则由张达三带领,在犀浦一带与赵尔丰的巡防军主力对峙。这才有了成都的孤城之围。
同志军气势很盛,口号是“打倒满清,打倒赵尔丰,打倒周驼子(劝业道周孝怀),打上成都!”他们人数很多,火力太差,几乎没有他们称为“硬火”的后膛枪,大都是土抬炮、鸟枪、大刀、矛子、梭标。
之所以能一路势如破竹,兵临城下,一是新军根本不奉赵尔丰号令,不肯跟同志军作战;二是同志军不扰民,如有违反军令者,必须按照袍哥规矩,当众自裁,自杀前还要在大腿上自穿三刀,所谓“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
也不需要扰民,同志军甚至不用自带粮草。每到一处,自有当地的码头酒饭招待,还会放钱到各军首领房中。兄弟伙需要用钱,只要说一声,就可以到房中自取,拿多少也有规矩等级,从两百个铜钱到两千个不等。这就叫“望屋吃饭”全川袍哥一家,有人的地方就有供应。
成都独立之后,各方势力交错,赵尔丰兵权未释,新军各怀心事,立宪党争权夺利。川籍军官代表、军政部长尹昌衡则一手拉拢本地军人,一手加紧联络袍哥。
各方矛盾激化,12月8日,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在东校场阅兵,部队借名索饷,发动哗变。成都全城枪声四起,火光烛天,新军、巡防军散往各街,大肆抢劫,成都人称为“打起发”不同队伍的士兵碰面,就大喊“不照不照”意思是各干各的。整整闹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各乡同志军赶进城来,才平息骚乱。藩库八百万两生银被洗劫一空,商民损失不计其数。
这场兵变,帮助了尹昌衡上台,当了军政府都督。参与兵变的各营,只是回营了事。转过年,发了洋财的兵丁纷纷拿出钱来娶妻成家,人称“起发太太”赶上成都旗人生计无着,抛售房地,有钱的丘八更是乘机购房置地,面团团当起富家翁来。成都人无可奈何,只能唱民谣道:“不照不照两不照,明年生个大老少”以纪念这场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革命。
尹昌衡当了都督,身兼军政职务,但他更在意的明显是另一个身份。他挂出了“大汉公”的香堂招牌,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都督要操袍哥,哪个敢不帮到扎起?尹都督前往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访,各公口码头都为他“挂红进酒”尹都督一天进出都督府十几次,每一次出去都是长袍马褂,回来披一身的红绸红布,堆在床上,立刻又出去。都督府公事堆积如山,但显然尹都督认为酬酢袍哥更重要。
上行下效,继任的军政部长周骏也挂出了“大陆公”的招牌,其他部处也纷纷效仿,一座都督府几乎成了袍哥集中营。而哥老会提出“恢复汉族衣冠”这帮哥子弟娃儿又不晓得啥子是汉族衣冠,个个头扎英雄结,身穿英雄靠或者蟒袍,腰佩宝剑,脚蹬花靴,满街招摇。成都几乎又成了一个大戏台。
而尹都督操袍哥亦不是全无用处。前清川督赵尔丰在独立之后,依然保有卫队,而且听说宣统未死,北京未陷,便有复辟之心,不断唆使亲信傅华封从川边率军反扑成都,并派人挑拨巡防军哗变。重庆蜀军政府听闻赵尔丰尚在,已派兵西来讨伐。尹昌衡于是决定杀赵。赵尔丰一死,傅华封投降,重庆军也回师了。杀赵不难,不起战端而杀赵,尹昌衡靠的就是袍哥内部的关系,先行诱降赵尔丰的卫队,再没收了少城旗人的武器。成都回复了暂时的平静。
这就是四川特色的袍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各地均借助会党之力,但是在四川,立宪派不过充当旗号,同盟会更是敲敲边鼓。如何革命,其实是由袍哥社会的法则决定的。
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谘议局的立宪党人,但保路运动能够自上而下,快速推行至全川,靠的是袍哥的力量。
8月,保路运动久无结果。川西、川南的袍哥领袖在资州聚会,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一字之易,与朝廷对抗之意明显了太多。成都的议员们未必喜欢这种做法,不过他们也莫得办法。
保路同志军的发起者叫张达三,是个武秀才,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郫县新场总舵把子。他最要好的朋友叫张捷先,是个小学校长,同时也是灌县崇义镇的舵把子。
同盟会派去的王蕴滋是在鸦片烟铺里找到张达三的,他就这样站在烟榻前公开说明来意,并称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张达三当即慷慨表态:“郫(县)、崇(义)、灌(县)一带算我的!”——书中暗表,带张达三出道的大哥贺均山,本身就是反清老手,参加过洪杨起义,或许就是石达开的余部。
张达三如此,张捷先自不必说。他们又联手找了灌县舵把子姚宝珊,这个人在松潘、理番、茂县、汶川一带甚有威望,万一造反不成,还可以退守川西北。
9月7日蒲殿俊、罗纶等被捕。早有准备的川西南同志军立即行动,9月9日,温江舵把子孙泽沛率领的同志军便已抵达成都南门外红牌楼,另一支同志军则由张达三带领,在犀浦一带与赵尔丰的巡防军主力对峙。这才有了成都的孤城之围。
同志军气势很盛,口号是“打倒满清,打倒赵尔丰,打倒周驼子(劝业道周孝怀),打上成都!”他们人数很多,火力太差,几乎没有他们称为“硬火”的后膛枪,大都是土抬炮、鸟枪、大刀、矛子、梭标。
之所以能一路势如破竹,兵临城下,一是新军根本不奉赵尔丰号令,不肯跟同志军作战;二是同志军不扰民,如有违反军令者,必须按照袍哥规矩,当众自裁,自杀前还要在大腿上自穿三刀,所谓“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
也不需要扰民,同志军甚至不用自带粮草。每到一处,自有当地的码头酒饭招待,还会放钱到各军首领房中。兄弟伙需要用钱,只要说一声,就可以到房中自取,拿多少也有规矩等级,从两百个铜钱到两千个不等。这就叫“望屋吃饭”全川袍哥一家,有人的地方就有供应。
成都独立之后,各方势力交错,赵尔丰兵权未释,新军各怀心事,立宪党争权夺利。川籍军官代表、军政部长尹昌衡则一手拉拢本地军人,一手加紧联络袍哥。
各方矛盾激化,12月8日,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在东校场阅兵,部队借名索饷,发动哗变。成都全城枪声四起,火光烛天,新军、巡防军散往各街,大肆抢劫,成都人称为“打起发”不同队伍的士兵碰面,就大喊“不照不照”意思是各干各的。整整闹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各乡同志军赶进城来,才平息骚乱。藩库八百万两生银被洗劫一空,商民损失不计其数。
这场兵变,帮助了尹昌衡上台,当了军政府都督。参与兵变的各营,只是回营了事。转过年,发了洋财的兵丁纷纷拿出钱来娶妻成家,人称“起发太太”赶上成都旗人生计无着,抛售房地,有钱的丘八更是乘机购房置地,面团团当起富家翁来。成都人无可奈何,只能唱民谣道:“不照不照两不照,明年生个大老少”以纪念这场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革命。
尹昌衡当了都督,身兼军政职务,但他更在意的明显是另一个身份。他挂出了“大汉公”的香堂招牌,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都督要操袍哥,哪个敢不帮到扎起?尹都督前往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访,各公口码头都为他“挂红进酒”尹都督一天进出都督府十几次,每一次出去都是长袍马褂,回来披一身的红绸红布,堆在床上,立刻又出去。都督府公事堆积如山,但显然尹都督认为酬酢袍哥更重要。
上行下效,继任的军政部长周骏也挂出了“大陆公”的招牌,其他部处也纷纷效仿,一座都督府几乎成了袍哥集中营。而哥老会提出“恢复汉族衣冠”这帮哥子弟娃儿又不晓得啥子是汉族衣冠,个个头扎英雄结,身穿英雄靠或者蟒袍,腰佩宝剑,脚蹬花靴,满街招摇。成都几乎又成了一个大戏台。
而尹都督操袍哥亦不是全无用处。前清川督赵尔丰在独立之后,依然保有卫队,而且听说宣统未死,北京未陷,便有复辟之心,不断唆使亲信傅华封从川边率军反扑成都,并派人挑拨巡防军哗变。重庆蜀军政府听闻赵尔丰尚在,已派兵西来讨伐。尹昌衡于是决定杀赵。赵尔丰一死,傅华封投降,重庆军也回师了。杀赵不难,不起战端而杀赵,尹昌衡靠的就是袍哥内部的关系,先行诱降赵尔丰的卫队,再没收了少城旗人的武器。成都回复了暂时的平静。
这就是四川特色的袍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各地均借助会党之力,但是在四川,立宪派不过充当旗号,同盟会更是敲敲边鼓。如何革命,其实是由袍哥社会的法则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