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二章群岛露出海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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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白夜的白海上，大索洛维茨岛把一座白色的教堂举出水面，教堂的四周围绕着一圈由长满赤褐色苔藓的巨圆石垒成的卫城的高墙。灰白色的索洛维茨海鸥不停地在卫城的上空翱翔，唳叫。
“在这块净土上似乎还不存在罪孽这里的自然界似乎还没有成熟到犯罪的年龄——这就是索洛维茨给予普里什文的感觉。
在有我们之前，这一群岛屿便从海水中升起了，在有我们之前，在这里的地面上便注满了两百多个鱼虾丰富的湖泊；在有我们以前，大雷鸟、野兔、麋鹿迁入了这些岛屿，而这里却从来没有过狐狸、狼和其他猛兽的踪迹。
冰河侵来又退去，把花岗岩的巨圆石堆积在湖泊的四周。湖泊在索洛维茨漆黑如夜的冬季里封冻着；海水在怒号的狂风中激荡着，冰凌在海面上漂浮，有些地方凝结成冰层；北极光映亮了半个天空；然后，天空又渐渐地发白，气候渐渐地变暖；云杉长高，变粗，禽类发出咕咕的低鸣和吱吱的尖叫，幼鹿嗷嗷地长啸——地球带着世界的历史旋转，一个个的王朝衰亡又兴起，而这里仍是没有猛兽，也没有人类。
诺夫戈罗德人有时在这里登陆，他们把这些岛街划入了奥胞涅日的辖区。卡累利阿人有时也在这里居住。库利科夫大战之后五十年，亦即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前五百年，两位高僧——萨瓦季和佐西马驾着一叶扁舟渡过了珍珠母色的海洋，认定这个没有猛兽的荒岛是一块圣地。他们来后，便出现了索洛维茨修道院：自那时起，先后修建了乌斯宾斯基（圣母升天）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变容）两座大教堂，斧山顶上的“断头”教堂。还有另外的二十来座教堂以及二十来座小礼拜堂。此外有峨尔峨他隐僧修道院，三位一体隐僧修道院，萨瓦季隐僧修道院，穆克萨姆隐僧修道院以及设在偏远地点的独居修道士和苦行修道士居住的孤单的隐庐。在这些岛屿上投入了大量的劳动，起初是僧侣们自己，后来还有隶属修道院的农民。用几十条运河把湖泊联接了起来。湖水通过木制的管道流进了修道院。最惊人的工程是，不知用什么办法把“不可移动的”巨大圆石铺砌在沙滩上，硬在穆克萨姆岛上修筑起一道堤坝（十九世纪）。大小穆克萨姆岛上，开始放牧肥壮的畜群。僧侣们喜爱照料动物，不管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原来，索洛维茨的土地不但是圣洁的，而且是富饶的，能够养活这里的好几千居民。菜园里出产着瓷瓷实实的色白味甘的白菜（它
的菜茎享有“索洛维茨苹果”的美称）。所有的菜蔬都是本地产的，
都是好品种。还有自己的花房，甚至栽培着玫瑰。捕鱼业很发达，
有海上捕捞业，有在与海洋隔开的“总主教养鱼池”里的鱼类养殖业。在几百和几十年的过程中，相继出现了自己的谷物磨房，自
己的锯木厂，本地陶窑烧制的器皿，自己的铸铁厂，自己的铁匠
作坊，自己的装订工厂，自己的皮革制作业，自己的马车制造业。
甚至有了自己的发电厂。样式复杂的异型砖和自用的小型海船也
全由自己制造。
然而，无论在过去和现在，岛上的人民生活却从来没有获得
过独立于军事思想和监狱思想之外的发展，而且也不知道将来能
不能获得这样的发展。
军事思想：决不能允许一些不懂事的僧侣们平平常常地生活
在一些平平常常的岛屿上。这些岛屿位于大帝国的边缘，因而它
们就必须和瑞典人、丹麦人、英国人打仗；因而就需要建起围墙
厚达八米的要塞，建造八座塔楼，开出狭长的炮门，保证大教堂
的钟楼上有良好的观测视界。（修道院确实曾于一八0
八年和一八五四年两次抵御过英国人的进犯，均获得胜利。但在“一六六七年与尼康总主教的支持者发生冲突时，僧人费奥克季斯
特打开了一个暗道，把索洛维茨卫城出卖给沙皇的大臣。）
监狱思想：这太妙了！又是在一个孤独的岛屿上，又有坚固
的石墙！有地方可以禁闭要犯，也有可以责成看管要犯的人。我
们不妨碍他们拯救自己的灵魂，可是他们必须替我们看守囚徒。
（基督教修道院的这种兼职使得多少人的信念遭到破灭！）
萨瓦季在圣岛上登陆的时候想到这个吗？
这里关押过教会异端分子，也关押过政治异端分子。阿夫拉
米-帕利岑在这里坐过牢（也死在这里）；普希金的舅舅工-汉尼
巴尔因为同情十二月党人也在这里蹲过。扎波罗日军营最后一个
统领卡尔尼舍夫斯基（彼得留拉的遥远的先驱者？）在垂暮之年被关到这里，经过长期监禁，年过百岁之后才获释放。
然而所有那些人几乎是可以按名字数出来的。不过索洛维茨修道院的古代史在我们苏维埃时代亦即在索洛维茨劳改营时代被披上了一件神话的罩衣，它哄骗了参考指南和历史记述的编写者，因而我们今天在某些书里看到索洛维茨监狱是刑讯监狱的说法。据说这里又有拷问架的吊钩，又有皮鞭，又有烙铁之类。实际上，俄国一般的修道院囚牢里根本没有这些伊丽莎白时代以前的刑讯监狱或西方宗教裁判所里使用的刑具。这全是一个不老实的并且一窍不通的研究者捏造出来的。
索洛维茨的老犯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他就是小丑伊万诺夫，营里的外号是“反宗教杆菌”此人原是诺夫戈罗德大主教的仆役，因为把教堂珍品盗卖给瑞典人而被捕。一九二五年被押到索洛维茨。他上窜下跳，千方百计地逃避一般劳动，以便保住性命。他干上了在犯人中进行反宗教宣传的专业，当然也变成了情侦科（情报侦查科。就取了这样一个坦率的名称）的人员。不仅如此，他还推测说僧侣们一定在这里埋藏了许多珍宝，使得劳动营的领导们都动了心，于是组成了一个由他带领的发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挖了好几个月——呜呼，僧侣们欺哄了反宗教杆菌的心理学推想：他们在索洛维茨什么珍宝也没有埋藏。伊万诺夫为了光荣下台，便把在地下修筑的庶务、贮藏、防卫等用途的房屋解释成为监禁和刑讯的场所。据他说，经过了那么多的世纪，细小的刑具自然未能留下来，但是有一个钩子（是吊肉胴用的）就足以证明这里曾有过拷问架。至于为什么十九世纪的酷刑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就比较难以说出理由。于是他得出结论说：“索洛维茨监狱的制度，自上一世纪起，变得大大地温和了。”反宗教杆菌的这一“发现”非常合乎时宜，也使大失所望的长官们多少得到一点安慰。文章刊登在索洛维茨群岛上，后来又由索洛维茨印刷厂印成单行本，从此便十分成功地熏黑了历史的真相。（索洛维茨的繁荣昌盛的修道院革命前驰名全国，极受人们尊重，所以小丑耍的这一套把戏更被认为是适合形势的需要。）
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以后，对这些不怀好意的僧侣寄生虫们采取了什么措施？给修道院派去一些政委和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宣布把修道院改为国营农场，命令僧侣们少祷告，多为工农劳动。僧侣们整日劳动。由于他们对于下网的时间和地点具有特殊的知识，能够捕到味道非同寻常的鲜鱼。这些鲱鱼全运到了莫斯科，送上了克里姆林宫的餐桌。
然而修道院里的珍宝，尤其是集中在法衣圣器贮藏室里的大量珍品，使外来的领导和训导干部心中不能平静：这么多的珍珠宝贝作为呆滞的宗教货物积存在这里，未能转入劳动者（他们）的手中。他们此时便采取了一个与刑法典稍有抵触而与剥夺非劳动者财产的总精神完全符合的手段——在修道院里放了一把火（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建筑物损坏了，法衣圣器贮藏室里的许多珍宝不见了。而主要的是，所有的登记帐簿都烧掉了，没有办法查清究竟损失了多少东西，什么东西。
用不着进行什么侦查，革命的法律意识（嗅觉）还不能提醒我们该怎么办吗？烧毁修道院的罪犯不是僧侣这帮黑色的狗东西还能是谁？把他们统统撵到大陆上去！把北方特种营统统迁到索洛维茨群岛上来！八十高龄甚至百岁的老僧们跪下恳求留他们死在这块“圣土”上，可是当局以无产阶级的坚决性将他们一概扫地出门，只留下最必需的人员：渔业队；穆克萨姆岛上的畜牧专家；会酿白菜的梅福季神甫；铸铁匠人萨姆逊神甫；还有另一些有类似用途的神甫。（在卫城里拨给他们一个与劳动营隔开的角落，有单独出入口——鲱鱼门。他们被称为“劳动公社”但是为了照顾他们受毒太深的实际状况，把坐落在墓地上的奥努弗里教堂留给他们，让他们在里面做祷告。）
囚犯们时常爱说的一句谚语：“圣地不愁没人住”果真变成了现实。钟声沉寂了，神灯和香火熄灭了，再也听不到弥撒和彻夜祈祷的声音，再也没有人昼夜不停地喃喃诵经，圣像壁毁坏了（只有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大教堂的还保存着）。可是，身穿拖到脚后跟的超长下摆军大衣、缝着带特殊标志的黑色袖章和领章、头带没有五角星的黑箍制帽的英勇的契卡工作人员，于一九二三年六月来到这些岛上，在这里创建了一座森严的模范劳动营——工农共和国的骄傲。
连这些具有阶级性的集中营那时也被认为是不够严格的了。于是，一九二一年创建了“北方特种劳动营”缩写是c几oh（“大象”），归肃委管辖。第一批这种营地出现在彼尔托敏斯克、霍尔莫哥雷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严但是这些地点显然被认为是难以警戒的，从长远看来不适于犯人的大量聚集。首长们的视线自然地转向了离它们不远的索洛维茨群岛。那里已经有现成而完善的经济设施，有石砌的建筑物，距离大陆二十至四十公里，这对于监狱管理人员说来是够近了，对于逃犯说来是够远了。而且有半年时间和大陆断绝联系——是一颗比萨哈林岛还要难啃的核桃。
对于“特种”两个字的含义，各种条例中还没有明确详细的规定。但是索洛维茨劳动营营长艾赫曼斯当然在卢宾卡得到了口头的说明，来到岛上，又对自己亲近的助手们做了传达。
索洛维茨的故事现在也许不会使以前的犯人甚至六十年代的普通人感到惊奇了。但是请读者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契诃夫时代及契柯夫以后时代的俄国人，一个号称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即二十世纪录订十年的人，一个当时教育出来的尽管受过国内战争的震荡但仍习惯于人们应有的食物、衣服和口头交往规范的人，然后再请他跨进索洛维茨的大门克姆佩朋克特——克姆中转站吧。这个递解站设在既没有一棵乔木也没有一丛灌木的荒芜的神父岛上，它靠一道堤坝与大陆相连。他在这个光秃肮脏的畜圈里首先见到的是检疫隔离连（当时犯人们编成“连队”还没有“作业班”）。人们身上穿的是麻袋！普普通通的麻袋：下面露着腿，好象穿着裙子。上半截为头和双手挖了洞。（亏他们想得出来。可是没有俄罗斯的机智克服不了的难题！）新来的犯人，当他还有自己的衣袋的时候，可以暂时躲过这条麻袋，可是他对这个麻袋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就会看见传奇般的骑兵大尉库里尔科。
库里尔科（别洛博罗多夫也和他一样）出现在解犯纵队面前的时候，也是穿着缝着吓人的黑袖章的契卡人员的长下摆的军大衣、黑袖章缠在陈旧的俄国军服料子上显得特别古怪，好像是死亡的徽志。他跳上一只木桶或者别的什么合适的高台，对新来的犯人们发出突如其来的刺耳的狂叫：“喂-！都听着！这地方不是索（苏）-维埃共和国，这地方是索-洛维茨共和国！你们要放明白点！索洛维茨这块地面上，检察长的脚还没有踩上过！他也永远踩不上来！你们要知道，把你们送到这里来，不是要你们改造！天生的罗锅子，改不过来了！告诉你们我们这儿的规矩：我说‘起立’，就起立！我说‘趴下’，就趴下！给家里的信要这么写：活着、健康、对一切都满意！完啦！”
瞠目结舌的名门贵族、京城的知识分子、神甫、毛拉和愚昧无知的中亚人恭听着这一番从未听过、见过、读过的训话。没能在国内战争中出名的库里尔科现在以这种历史性的特殊方式把自己的大名写进俄国的史册。随着每一句恰到好处的叫嚣和训词，他的劲头越来越大；更有无数新的更加锋利的叫嚣和训词不断地脱口而出。
在自我陶醉和滔滔不绝地喊叫声中（可是他内心却在幸灾乐祸地想着：你们这些书生，我们跟布尔什维克打仗的时候，你们躲到哪里去了？你们想避风头吗？结果被人家揪到这里来了。这就是给你们狗屎不如的中立主义的报酬！而我们也能跟布尔什维克交朋友，我01是干实事的人！），库里尔科会这样地开始他的教练；
“第一隔离连，你们好！不行，再来一次！第一隔离连，你们好！不行！你们喊‘首长好！’声音要大，要叫全索洛维茨群岛，要叫海峡对面都能听到。两百人一齐喊，要能把墙都震塌！再喊一次！第一隔离连，你们好！”库里尔科盯着要每一个人都使劲喊，直到喊得累趴下，才转入下一个科目——全连围着柱子跑步：
“腿抬高！腿抬高！”
到这时候，连他自己也不好受了，连他自己也像是演到第五幕最后一次谋害之前的演员了。经过半小时操练后，他用嘶哑得几乎说不出话的喉咙向正在和已经东倒西歪地瘫在地下的人们许下了一个愿，这句话一语道破了索洛夫卡的实质：
“我将来要强迫你们吸死人的鼻涕！”
而这仅仅是为了摧毁新来者的意志的第一次操练。下一步将是命令他们睡在腐朽发黑的木板工棚的光板地上。这还没有什么，只要给班长一点贿赂，就能把他塞到铺板上去。其他的人将要在板铺之间的过道里站一个通宵（犯了过错的人还得站在便桶和墙壁之间）。
这还是在极幸福的“大转变的一年”以前，在产生个人迷信以前，在政策被歪曲和被破坏以前的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发生的事（从一九二七年起，增加了一项，就是板铺全归盗窃犯们占有，他们把自己身上的虱子弹向站在地下的知识分子们。）
在等候“格列布-博基号”轮船期间，他们还需要在克姆中转站从事一段劳动。其中有的人将要被逼着围绕一根柱子跑步，嘴里还要不断地喊：“我是懒虫！我不爱劳动！我瞎捣乱！”一个工程师提便桶时摔了一跤，洒了一身粪尿，他们把他关在工棚外面，让脏东西在他身上结冰。在这以后，听到的将是押解队的吼叫：“不许掉队！我们不警告就会开枪！齐步走！”接着就是哗啦哗啦的拉枪栓的声音“想找麻烦吗！”冬天押着他们在冰层上步行，犯人还要自己拖着小船，以便在没有封冻的海面上乘着它渡过去。开冻以后就把他们装进轮船舱，塞得那么满，以致到达索洛维茨之前必然有人憋死，连赭红色围墙中的雪白的修道院也来不及看到一眼。
新来的犯人到达索洛维茨后，大约在几小时之内就能经历到入营澡房里的一场恶作剧：他脱光衣服，第一位服务员在盛着绿色肥皂水的大木桶里蘸一下刷帚，在他身上涂蹭；第二位服务员上来一拳把他推到斜木板或台阶下的什么地方；那里有第三位服务员拿一桶水朝这个惊呆了的人身上泼来；第四位马上把他推到穿衣间。已经有人从上面把他的“破烂”乱七八糟地扔在那里了。（从这个恶作剧里可以预见到整个古拉格的面貌，包括它办事的速度和对人的价值的态度。）
新来者就是这样吞进索洛维茨精神的。这个精神全国还不知道，这是正在索洛维茨酝酿中的未来的群岛的精神。
新来者在这里也能见到穿麻袋的人；有的人穿着普通的“自由人”衣服，新的、破的都有；有的穿着用军大衣粗呢料子做的索洛维茨式外套（这是一种特权，也是地位高贵的标志。营地行政人员才穿这样的衣服），带着用同样呢料制成的“索洛维茨帽”；他忽然看见，囚犯当中走着一个穿-燕尾眼的人！而且，这个人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异，谁也不朝他扭过身去，也没有人笑。（要知道，每个人都是把自己原来的一身穿破为止。这个倒霉的先生是在“大都会”饭店”被捕的，那只好请他穿着燕尾服将就熬完刑期了。）
索洛维茨群岛杂志（1930年，n01）上说，领取标准服装是“许多犯人的幻想”只有在儿童教养院里才发给全套的公家服装。举个例子说，一个女犯是什么也领不到的，无论内衣、长袜还是包头布。抓住了一个穿着单布连衣裙的大婶，那就请她穿着它度过北极圈内的严冬吧。因此许多犯人蹲在连队的宿舍里，身上只有一件内衣。当局也不撵这样的人出去上工。
公家的衣服如此珍贵，所以在索洛维茨对于以下的场面谁也不觉得希奇或野蛮：隆冬季节，囚犯们在卫城附近脱掉衣服鞋袜，把全套服装整整齐齐上缴给公家，然后光着身子跟到二百米外的另一堆人中间，在那里另外发给他一套衣裳。这一套手续表示：他们正由卫城管理处移交给费利蒙诺沃铁路支线管理处产但是，如果让他们穿着衣服移交，接收单位可能不把衣服还回来，或者以坏换好，暗中掉包。
还有另一个冬季的场面，事由不同，但风尚一致。他们查明卫生科的医院不符合卫生要求，命令用开水烫洗。但把病人放到哪里去？卫城内所有的房屋都挤得满满的。索洛维茨群岛的人口密度超过比利时（索洛维茨卫城内的密度又如何？）。于是把所有的病人用被子兜着抬到雪地里，放三个小时。洗完了再拖回来。
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的新来者是白银时代教育的产儿吧？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还是一无所知呢！他在这里看到：身穿用军大衣料子做的粗呢制服的班长们互相之间以及对着连首长以端正的军人姿势行军礼，可是正是他们手里拿着长根子——即所谓“制子”“（甚至出现了一个人人懂得的动词：挨制子）驱赶着自己的工人去上工。他在这里看到：雪橇和大车不是用马拉的，而是用人拉（几个人拉一辆），并且还有一个专门名词——“马临代”（马的！临时代理人）。
他还会从别的索洛维汉人嘴里听到一些比眼见的更可怕的事。人们会向他说出一个阴森的字眼“谢基尔卡脚、这指的是斧山。山顶上有一座两层的大教堂，禁闭室就设在里边。关禁闭的待遇是：两面墙壁之间装着几根胳膊粗细的树根。受处分的囚犯整个白天都要坐在这几根树棍上（夜晚躺在地上，但因过于拥挤，只能人深人）。树棍安装的高度正好使犯人两脚挨不着地面。保持平衡并非那么容易，所以囚犯整个白天就得使劲支撑着，如果掉下来，看守就跑进来揍人。还有：带到外面，让他站在三百六十五级的石阶的上端（从大教堂通往湖边，是僧侣们建造的）；把他从头到脚捆在一根圆木上，以便加重分量，然后横放，沿石阶推下去（中途没有一处平台，台阶十分陡峭，捆着人的圆木停不下来）。
嗯，树棍其实无需到斧山上去找，卫城里的永远挤得水泄不通的禁闭室里也有。另一种办法，就是把你放在一块有尖脊的巨国石上，在那上面呆牢也是不容易的。夏天叫做“坐树墩”意思是光着身子喂蚊子。但是这时需要派人监视受罚者，如果把他扒光再把他捆到树干上，就可以由蚊子自己去完成任务。还有——把整连人拉到雪地里，叫他在那里受罚。还有——把犯人赶进湖边的烂泥洼里，让他在齐脖子深的烂泥里呆着。还有一种方法：把马套进空辕杆，把受罚者的双腿系在辕杆上，警卫队士兵骑上马背，策马在伐林残址上奔跑，直到马后的呻吟和呼叫声听不到为止。
新来者没有开始索洛维茨的生活，没有开始服他的等于无期的三年刑期，就已经在精神上被压垮了。但是如果当代的读者用一根指头指着说：瞧，这是公开的杀人体制，死亡营！那你就过于匆忙了。哎，我们才不这么简单！在这第一个试验场上，以及在后来的其他场所，包括规模最大的营地，我们不是公开行动的，而是采取多层次的、混合的方式，所以才进行得这般顺利，所以才进行得这般长久。
忽然，一条威风凛凛的汉子骑着一头山羊走进卫城的城门。他的神气很庄重，也没有人笑话他。他是什么人？为什么骑山羊？这个人叫杰格佳廖夫，过去是放牛的。（请勿与自由人杰格佳廖夫——索洛维茨群岛部队首长混淆。）他本来要求给他一匹马，可是索洛维茨马很少，就给了他一头山羊。但是他凭什么赢得了这个荣誉？因为他放过牛吗？不，他现在是树木苗圃主任。他在这里，在索洛维茨，正培育着远方的外国树种。
从这个山羊骑士身上便开始了一首索洛维茨的幻想曲。索洛维茨僧侣搞起来的简单而合理的蔬菜种植业全被破坏了，连菜也快没有吃的了，为什么偏要培育外国树种不可？可是你要知道，在靠近北极圈的地方引种异国树木可以表明索洛维茨也和整个苏维埃共和国一样在改造世界呀，有建设新生活呀！但是种子、资金从哪里来？问题恰巧在这里：有钱为苗圃买种子，而给伐木工人吃饭偏偏就没有钱了（这时候伙食还不是按定量供给的，而是按经费多少提供的）。
还有考古发掘工作呢？对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发掘委员会。了解过去对于我们是一件有很重要意义的事情。
劳动营管理处对面有一个花坛，那上面镶砌着一头很可爱的大象，象背的披衣上镶嵌出一个字母“y”另外在当做这个北方国家的货币使用的索洛维茨流通券的票面上，也印着同样的画形谜。这是多么愉快的家庭假面舞会啊！这里的一切不是很可爱吗？调皮鬼库里尔科人成只是吓唬我们吧？
国家政治保卫局劳改营内多年流通着稳定的货币。特殊的货币有助于把这些劳改营更好地与世隔绝。甚至各级行政及警卫人员，更不用说犯人，都要把他们持有的全部苏联货币交出来，换取订成小本的“结算票”（厚纸，有水冲，面值为二、五、二十、五十戈比，一、三、五卢布。不同发行年代的票子有不同的全俄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的签字——博基、科甘或者m.贝尔曼。在营内私藏国家货币应判枪决。（这种严厉措施的目的之一是为逃跑制造困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所有劳改营范围内，一切帐目都是用这种票子清算。释放时（如果有这个时候的话）持有者拿它换回国家货币。一九二三年后劳改营数量激增，所有这类票券都取消了。（m-m-贝科夫提供。）
瞧我们还有自己的杂志——也叫大象（一九二四年创刊，最初几期是打字的，从第九期开始在修道院印刷厂排印），一九二五年改称索洛维茨群岛，二百份，甚至还有一种附刊——新索洛维茨报（让我们与可恶的僧侣时代彻底决裂！）一九二六年起改为全国发行，庞大的印数，巨大的成功！要知道在二十年代是不把索洛维茨藏起来的，甚至不断地在人们耳边絮叨它。公开地耍索洛维茨牌，公开地以索洛维茨自豪（有过自豪的勇气！），苏联歌曲中提它，游艺演出的说唱段子里拿它逗笑。要知道阶级正在消失（消失到哪儿去？），索洛维茨也快到头了。
对杂志的审查工作甚为浮皮潦草，犯人们（据格鲁波科夫斯基说）写了一首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人小组的打油诗，竟然通过了！后来他们又从索洛维汉剧场的舞台上面对着前来视察的格列布-博基演唱：
博基、费尔德曼、瓦西里耶夫和武尔
答应给我们一大口袋厚礼——
首长听得高兴1（心里确是美滋滋的！尽管你大学没上完，照样在历史上留名。）副歌是：
谁把索洛维茨赏给了我们，
请你们务必亲自光临。
和我们一起呆上三年五载，
将来回想保险愉快——
首长们捧腹大笑！爱听（谁能猜到其中的预言？）
但是一九二七年杂志就停刊了：当局表示没有心思开这个玩笑。一九二九年，当索洛维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全国劳改营整个转入再教育的方向以后，杂志又复刊了，一直出版到一九三二年。
胆大妄为的舍普钦斯基（被处决的将军的儿子）当时在大门口挂出一条横幅标语：
“索洛维茨要为工农服务！”
（要知道，这也是预言！但是这东西他们不喜欢，猜出来了，叫人拿掉了。）
话剧团演员穿着用神甫法衣改制的戏装。铁轨轰鸣。舞台上是一对对七扭八歪地跳着狐步舞的人们（作垂死挣扎的西方）和画在背景上的胜利的红色锻炉（“我们”）。
幻想般的世界！看来库里尔科这坏蛋果真是在开玩笑！
此外还有一个索洛维茨地志学会，它出版自己的研究报告，在那里发表的有关于别具一格的十六世纪建筑艺术，关于索洛维茨动物志等方面的论文。文章写得周密翔实，显示出忠实于科学的精神，对所研究的对象怀着脉脉的深情，好像作者是一些为了满足求知的欲望来到这些岛上的悠闲而怪病的科学家，而不是已经经历过卢宾卡的、整日担心上斧山、喂蚊子、被“拖尸”的囚犯。索洛维茨的兽类和禽类，也具有和这些忠厚的地志考察者同样的精神，竟没有绝种，没有被猎尽，没有被驱赶到别处，甚至没有受到惊吓——一九二八年还有成窝的野兔满不在乎地走到大路旁边，好奇地注视着把囚犯押送到安泽尔的情景。
野兔没有被打光，是什么原因？人们向新来者解释说：小兽和飞禽在这里是不怕人的，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一道命令：“爱惜子弹，除向犯人外，不准开枪！”
这么说来所有的恐吓不过是玩笑华！但是——“让开！让开！”——在像涅瓦大街一样热闹的白天的卫城大院里，有人大声吆喝。三个有着嗜毒者面容的浪荡公子似的年轻人（走在前面的一个不是用“制子”而是用马鞭驱散囚犯的人群）拖着一个只穿内衣的浑身瘫软的瘦削的人，快步地往前走。这个人的面孔实在可怕——它竟像液体一样往下流淌！这就是所谓“拖到钟楼底下”他们把他推进这个小门洞，然后朝后脑勺开枪。陡直的台阶通往下方，这个人沿着它滚下去，一次足可以填进七、八人之多。事后派人来把尸首拖走，再打发几名女犯（这些是出走到君主坦丁堡的那些人的母亲和妻子；她们是自己不肯放弃信仰也不许改变她们的子女的信仰的宗教徒）来擦洗台阶。
为什么要这样？不能在夜间——悄悄地干？但是为什么要悄悄地？那样子弹就会白白地浪费了。在白天，当着稠密的人群，子弹能发挥教育作用。一枪的效果等于打死十个。
也有另一种枪毙方法——直接在奥努弗里墓地上，在女犯宿舍（原来是朝圣女香客的客房）背后。因而女犯宿舍旁边那条路就叫做行刑路。在当时你可以看到，在冬天的雪地里，一个光着脚只穿内衣（不，这不是为了对他用刑，这是为了不糟蹋靴子和外衣）、双手被铁丝反绑着的人被带到这里来户犯人昂首挺胸，不用手拿着，而是叼在嘴唇上吸着他一生最后的一支香烟。（据这种神态，可以判断他是一名军官。要知道，这里有度过七年战场生活的人。有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子，是历史学家b-a-波托的儿子。派工员问他的职业，他耸耸肩膀说：“机枪手。”由于年纪小，又碰上国内战争的高xdx潮，他没有来得及获得另外的职业。）
幻想般的世界！事情有时候会是这样。历史中许多事情是重复的，但在短暂的期间或有限的地点也存在一些空前绝后的结合。其一例是我国的新经济政策。早期的索洛维茨也是一例。
对这里的成千上万的犯人，只派了数量很少的契卡工作人员来监管。（就连这些人来这里也是半受处分的性质。）总共才二十至四十名。（最初没有考虑到要来这么多犯人，但是莫斯科一个劲儿地往这里送，送，送。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为止，仅仅是头半年，单在一个十三连——一般劳动连，队尾报数时就已经喊道：“376！十路横队！”这说明共有三千七百六十人。十二连也这么庞大。号称“万人坑”的十七连就更大了。除了卫城之外，已经有了几处派遣点——萨瓦季耶沃、费利蒙诺沃、穆克萨姆、三位——体修道院、“小野兔”——野兔列岛。）截至一九二八年，总人数已经达到大约一万六千。而犯人当中有多少“机枪手？”有多少久经行伍的老兵油子？况且从一九二六年起形形色色的老牌刑事惯犯也源源而来。怎么样才能管住他们，让他们不能暴动？
只有用恐怖！只有用斧山！用树棍！用蚊子！在树墩中间“拖尸”！白昼的枪决！莫斯科往这里遣送犯人时不考虑本地的力量，但是莫斯科也没有用任何虚伪的规章限制自己的契卡人员：只要是为维护秩序，不管什么事，做了就是做了。当真是永远不会有一个检察长踏上索洛维茨的地面。
另一方面，还有一件镶着玻璃珠的薄纱外衣呢？——平等的时代！新索洛维茨！犯人的自我警卫！自我监督！自我管制！连干部、排干部、班干部全是来自犯人。又是业余文艺活动，又是自我娱乐！
被恐怖和玻璃珠笼罩着的是一些什么人呢？什么人？世袭贵族。职业军人。哲学家。科学家。美术家。演员。高等法政学校学生。
以下是幸存者记忆中保留的少数索洛维茨人的名单：希林斯卡妮-沙赫玛托娃、沙霍夫斯卡娅、菲茨图姆、杰利维格、巴格拉图尼、阿索齐阿尼-艾里斯托夫，戈舍龙-德-拉-福斯，西维尔斯、奥索尔金、克劳德、巴赫鲁申、阿克萨科夫，科马罗夫斯基、沃伊科夫，瓦德博利斯基，翁里雅尔斯基，b-列瓦绍夫、沃尔科夫、罗金诺-罗金斯基，古多维奇，陶贝、穆罗姆采夫。前立宪民主党领袖涅克拉索夫（是他吗？）。财政学家奥泽洛夫教授。法学家博罗金教授。心理学家苏哈诺夫教授。哲学家——梅耶尔教授、阿斯科尔多夫教授、丹扎斯，神智学者苗布斯。历史学家——安齐费罗夫、普里谢尔科夫、戈尔登、扎奥泽尔斯基、瓦先科。文学理论家——利哈乔夫、蔡特林。语言学家安尼奇科夫。东方学者皮古列夫斯卡娅。鸟类学家波里亚科夫。美术家布拉兹、斯莫特里茨基。演员——卡卢金（亚历山大剧院），格卢博科夫斯基（科罗连科的侄子）。王十年代索洛维茨关闭以前，保罗弗洛连斯基神父也在这里蹲过。
由于教养，由于传统，他们太骄傲，所以决不会显出沮丧和恐惧，决不会嚎哭，连在朋友们面前也不诉苦。永远带着微笑是好风度的表现，即使是在走向刑场的时候。好像这个孤悬在咆啸的大海中的北极监狱只是野餐中发生的一次小小的误会。尽情地开开玩笑吧，尽情地对狱吏们进行嘲弄吧。
于是，流通券和花坛上出现了“大象”于是，出现了当马骑的山羊。如果七连的成员都是搞艺术的，它的连长准会叫做“孔斯特”；如果什么人的外号叫伯瑞雅戈达，他一定是浆果干制组的组长。于是，就有了和杂志审查员糊涂虫开的那些玩笑。于是，就编出了各种小调。格奥尔吉-米哈伊洛维奇-奥索尔金喜欢在散步时开玩笑说：“在岛上commentvonsportezvous？”——“alagercommealager。”（“您在岛上身体可好？”——“在营里就是这样。”）（法语）
这一类小玩笑，这种故意显示的独立无羁的贵族精神最使陷入半野兽状态的索洛维茨狱吏们恼火。有一次他们决定枪毙奥索尔金。正在这一天，他的年轻的妻子（他本人也不到四十岁）登上了索洛维茨的码头！奥索尔金请求狱吏们不要让这次探视伤他妻子的心。他答应只留妻子在这里呆三天，她一离开，就枪毙好了。瞧瞧人家的自制力。我们咒骂贵族，结果自己却把这种自制力丢光了。有点小灾小难，小小的痛苦，就龇牙咧嘴。而人家一连三天和妻子在一起，都不让她看出一点痕迹，不做一句暗示！没有一声低沉的语调！眼神里没有一丝阴影！只有一次（他的妻子还活着，她回忆说），当他们沿着圣湖散步时，她猛一回头，看见丈夫痛苦地抱住头。“你怎么啦？”“没有什么。”他马上变得开朗起来。她本来还可以多留几天，但他说服她离开。当轮船驶离码头的时候，他已经脱掉衣服，等待枪毙了。
但是要知道，总算还有人赠给他们这三天。奥索尔金的这个三天，以及另外一些事例，表明索洛维茨的管理制度当时还没有披上“体系”的错甲。它给人的印象是：索洛维茨的空气是已经达到极端的残忍和几乎还是憨厚的模糊状态的奇异的混合物。当时还模模糊糊：这一切将来会如何？索洛维茨的特征哪一些正变成伟大的群岛的萌芽，哪一些一出土就注定要枯死？总之索洛维茨人对这件事还没有坚定的共同信念：他们经管的北极奥斯威辛炼人炉已经点燃，它的炉膛已经对所有运到此地的人开放（而实际上正是这样）。当时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所有人的刑期都短得要命：十年的很少见，连五年的已不常有，老是三年、三年。当时的人还不会玩法律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按紧再放开，放开再按紧。“这一切将来会如何？”——这种鸿蒙初辟时代的混沌状态对于由犯人充当的警卫队员不可能毫无影响。即使对于狱吏，也会稍有影响。
不管到处公开宣扬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词句多么鲜明：敌人唯一应得的命运就是被消灭！但当时的人仍然不能设想这种对每一个有头发、眼睛、嘴巴、脖子、肩膀的具体的两足个体的消灭。他可以相信阶级正在被消灭，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们还是应当留下的，不是吗？在另外一些比较宽厚和含混的概念的熏陶下成长的俄国人的眼睛，就像透过度数不对的眼镜片看东西一样，总是不能准确地看清这种残酷的学说的词句。“恐怖月”、“恐怖年”好像还是不久前公开宣布过的，但是人们就是不肯相信会有这等事。
群岛的这几个最初的岛屿也受到了这个五光十色的二十年代中期特有的不隐定性的感染。当时全国还弄不清楚，那些事全不许干了吗？或者相反，正好从现在起什么事都许干了？老脑筋的俄罗斯还是非常相信那些热烈的词句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冷漠无情的人心里早就有了底，只有他们知道将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打破这个局面。
教堂的圆顶毁于大火，但石砌的墙体是永恒的人们在天涯海角开垦了田地，但如今却荒芜了。永不平静的大海色彩变化万端。寂静的湖泊。不害怕人类的动物。残忍无情的人们。信天翁带着群岛的第一个岛屿的秘密飞往比斯开湾过冬。但是它们不会把这信息告诉海滨浴场上无忧无虑的人们，不会告诉欧洲的任何人。
幻境般的世界为时不长的主要幻景之一就是：营中的生活是操纵在白卫军官们的手里。所以库里尔科并不是偶然现象。
情况是这样的。在整个卫城里，唯一有自由人身分的契卡人员就是全营值班员。看大门（那里没有了望塔）、岛上巡逻、抓逃犯全由警卫队负责。警卫队里除了自由人，还招收普通的杀人犯、伪造货币者、其他刑事惯犯（但不要小偷）参加。可是整个的内部组织工作由谁来搞？谁来经管行政科？谁来当连长、班长？总不能让神甫、教派分子、耐普曼、学者和大学生（这里也有不少大学生，但是索洛维茨犯人头上如果带着一顶大学生制帽，就被认为是挑衅和放肆，是招灾的标记和枪毙的申请）。最胜任这些工作的当然是前军人。而在这里除了白军军官还有什么人？这样，在契卡人员和白卫军官之间——既非互相勾结也不见得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就形成了索洛维茨的合作。
双方的原则性都跑到哪里去了？奇怪吗？惊人吗？只有那种搞惯了阶级分析而不会用别样方式进行思考的人才觉得惊讶。但是对于这样的分析家，世界上第一件事情都一定是奇怪的，因为世界和人类永远也不会适合他事先准备好的框框。
既然上级不给红色名额，索洛维茨的狱吏们连魔鬼也会找来替他们办事。这是符合规定的：犯人应实行自我监督（自我压迫）。那么还有什么更好的人可以委托呢？
对于永恒的军官——“军界精英”——说来，哪怕是劳动营内生活（营内压迫）的组织大权，也怎么能轻轻放过呢？怎么能顺从地站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别的什么人笨手笨脚、马马虎虎地承办这件事呢？我们在这本书里已经探讨过肩章对人心所起的作用的问题。（你们以后再瞧吧。到了红色指挥员们被关进来的那一天，你看看他们是怎样地拚命往警卫队里钻吧。看看他们是怎样巴不得捞到一支看守员的步枪吧。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重新取得信任！我已经说过：如果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召募我们去当他的御林军呢？）是的，白卫军官们也许会这样想：反正是完了。既然全完了，那还在乎什么！也可能有这种想法；“搞得越糟越好”我们帮你们制造一个在我们的俄国从未见过的兽性的索洛维茨，好让你们臭名远扬。还可能这样想：我们的伙伴们什么都同意了，那么我干什么好呢？难道像神父那样到仓库里去当会计吗？
然而索洛维茨的主要幻景还不在这里，而在于白卫军官们占据了索洛维茨的行政科以后，竟然和契卡人员争斗起来！劳动营从外面说是你们的，从里面说是我们的。决定谁在哪里劳动，派到哪里去，是行政科的事。我们不干涉外部的事，你们也不要干涉内部的事。
这怎么行呢？要知道，整个劳动营内部必须普遍安插情报侦查科的眼线！情报侦查科是营内占第一位的令人生畏的力量。（当时的行动特派员也是由犯人中选派的，这可以说是自我监督的最高成就！）白卫军官们掌握的行政科专门跟它对着干！其它部门，如在后来的劳改营里变得十分重要的文教、卫生两科，当时还是既薄弱又可怜的。以h-弗连克尔为首的经济科也仅是混饭吃而已。它跟外部世界进行着“贸易”主管着实际并不存在的“工业”；日后发达昌盛的门道，当时还没有找准。因此斗得起劲的就是情报侦查科和行政科这两派势力。这种斗争从一进克姆佩朋克特就开始了：新押送来的诗人亚-雅罗斯拉夫斯基走到班长身边，咬着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班长用军人的清楚的口齿向他大声吼道：“你原先是个暗的，以后就当... -->>
在半年白夜的白海上，大索洛维茨岛把一座白色的教堂举出水面，教堂的四周围绕着一圈由长满赤褐色苔藓的巨圆石垒成的卫城的高墙。灰白色的索洛维茨海鸥不停地在卫城的上空翱翔，唳叫。
“在这块净土上似乎还不存在罪孽这里的自然界似乎还没有成熟到犯罪的年龄——这就是索洛维茨给予普里什文的感觉。
在有我们之前，这一群岛屿便从海水中升起了，在有我们之前，在这里的地面上便注满了两百多个鱼虾丰富的湖泊；在有我们以前，大雷鸟、野兔、麋鹿迁入了这些岛屿，而这里却从来没有过狐狸、狼和其他猛兽的踪迹。
冰河侵来又退去，把花岗岩的巨圆石堆积在湖泊的四周。湖泊在索洛维茨漆黑如夜的冬季里封冻着；海水在怒号的狂风中激荡着，冰凌在海面上漂浮，有些地方凝结成冰层；北极光映亮了半个天空；然后，天空又渐渐地发白，气候渐渐地变暖；云杉长高，变粗，禽类发出咕咕的低鸣和吱吱的尖叫，幼鹿嗷嗷地长啸——地球带着世界的历史旋转，一个个的王朝衰亡又兴起，而这里仍是没有猛兽，也没有人类。
诺夫戈罗德人有时在这里登陆，他们把这些岛街划入了奥胞涅日的辖区。卡累利阿人有时也在这里居住。库利科夫大战之后五十年，亦即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前五百年，两位高僧——萨瓦季和佐西马驾着一叶扁舟渡过了珍珠母色的海洋，认定这个没有猛兽的荒岛是一块圣地。他们来后，便出现了索洛维茨修道院：自那时起，先后修建了乌斯宾斯基（圣母升天）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变容）两座大教堂，斧山顶上的“断头”教堂。还有另外的二十来座教堂以及二十来座小礼拜堂。此外有峨尔峨他隐僧修道院，三位一体隐僧修道院，萨瓦季隐僧修道院，穆克萨姆隐僧修道院以及设在偏远地点的独居修道士和苦行修道士居住的孤单的隐庐。在这些岛屿上投入了大量的劳动，起初是僧侣们自己，后来还有隶属修道院的农民。用几十条运河把湖泊联接了起来。湖水通过木制的管道流进了修道院。最惊人的工程是，不知用什么办法把“不可移动的”巨大圆石铺砌在沙滩上，硬在穆克萨姆岛上修筑起一道堤坝（十九世纪）。大小穆克萨姆岛上，开始放牧肥壮的畜群。僧侣们喜爱照料动物，不管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原来，索洛维茨的土地不但是圣洁的，而且是富饶的，能够养活这里的好几千居民。菜园里出产着瓷瓷实实的色白味甘的白菜（它
的菜茎享有“索洛维茨苹果”的美称）。所有的菜蔬都是本地产的，
都是好品种。还有自己的花房，甚至栽培着玫瑰。捕鱼业很发达，
有海上捕捞业，有在与海洋隔开的“总主教养鱼池”里的鱼类养殖业。在几百和几十年的过程中，相继出现了自己的谷物磨房，自
己的锯木厂，本地陶窑烧制的器皿，自己的铸铁厂，自己的铁匠
作坊，自己的装订工厂，自己的皮革制作业，自己的马车制造业。
甚至有了自己的发电厂。样式复杂的异型砖和自用的小型海船也
全由自己制造。
然而，无论在过去和现在，岛上的人民生活却从来没有获得
过独立于军事思想和监狱思想之外的发展，而且也不知道将来能
不能获得这样的发展。
军事思想：决不能允许一些不懂事的僧侣们平平常常地生活
在一些平平常常的岛屿上。这些岛屿位于大帝国的边缘，因而它
们就必须和瑞典人、丹麦人、英国人打仗；因而就需要建起围墙
厚达八米的要塞，建造八座塔楼，开出狭长的炮门，保证大教堂
的钟楼上有良好的观测视界。（修道院确实曾于一八0
八年和一八五四年两次抵御过英国人的进犯，均获得胜利。但在“一六六七年与尼康总主教的支持者发生冲突时，僧人费奥克季斯
特打开了一个暗道，把索洛维茨卫城出卖给沙皇的大臣。）
监狱思想：这太妙了！又是在一个孤独的岛屿上，又有坚固
的石墙！有地方可以禁闭要犯，也有可以责成看管要犯的人。我
们不妨碍他们拯救自己的灵魂，可是他们必须替我们看守囚徒。
（基督教修道院的这种兼职使得多少人的信念遭到破灭！）
萨瓦季在圣岛上登陆的时候想到这个吗？
这里关押过教会异端分子，也关押过政治异端分子。阿夫拉
米-帕利岑在这里坐过牢（也死在这里）；普希金的舅舅工-汉尼
巴尔因为同情十二月党人也在这里蹲过。扎波罗日军营最后一个
统领卡尔尼舍夫斯基（彼得留拉的遥远的先驱者？）在垂暮之年被关到这里，经过长期监禁，年过百岁之后才获释放。
然而所有那些人几乎是可以按名字数出来的。不过索洛维茨修道院的古代史在我们苏维埃时代亦即在索洛维茨劳改营时代被披上了一件神话的罩衣，它哄骗了参考指南和历史记述的编写者，因而我们今天在某些书里看到索洛维茨监狱是刑讯监狱的说法。据说这里又有拷问架的吊钩，又有皮鞭，又有烙铁之类。实际上，俄国一般的修道院囚牢里根本没有这些伊丽莎白时代以前的刑讯监狱或西方宗教裁判所里使用的刑具。这全是一个不老实的并且一窍不通的研究者捏造出来的。
索洛维茨的老犯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他就是小丑伊万诺夫，营里的外号是“反宗教杆菌”此人原是诺夫戈罗德大主教的仆役，因为把教堂珍品盗卖给瑞典人而被捕。一九二五年被押到索洛维茨。他上窜下跳，千方百计地逃避一般劳动，以便保住性命。他干上了在犯人中进行反宗教宣传的专业，当然也变成了情侦科（情报侦查科。就取了这样一个坦率的名称）的人员。不仅如此，他还推测说僧侣们一定在这里埋藏了许多珍宝，使得劳动营的领导们都动了心，于是组成了一个由他带领的发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挖了好几个月——呜呼，僧侣们欺哄了反宗教杆菌的心理学推想：他们在索洛维茨什么珍宝也没有埋藏。伊万诺夫为了光荣下台，便把在地下修筑的庶务、贮藏、防卫等用途的房屋解释成为监禁和刑讯的场所。据他说，经过了那么多的世纪，细小的刑具自然未能留下来，但是有一个钩子（是吊肉胴用的）就足以证明这里曾有过拷问架。至于为什么十九世纪的酷刑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就比较难以说出理由。于是他得出结论说：“索洛维茨监狱的制度，自上一世纪起，变得大大地温和了。”反宗教杆菌的这一“发现”非常合乎时宜，也使大失所望的长官们多少得到一点安慰。文章刊登在索洛维茨群岛上，后来又由索洛维茨印刷厂印成单行本，从此便十分成功地熏黑了历史的真相。（索洛维茨的繁荣昌盛的修道院革命前驰名全国，极受人们尊重，所以小丑耍的这一套把戏更被认为是适合形势的需要。）
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以后，对这些不怀好意的僧侣寄生虫们采取了什么措施？给修道院派去一些政委和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宣布把修道院改为国营农场，命令僧侣们少祷告，多为工农劳动。僧侣们整日劳动。由于他们对于下网的时间和地点具有特殊的知识，能够捕到味道非同寻常的鲜鱼。这些鲱鱼全运到了莫斯科，送上了克里姆林宫的餐桌。
然而修道院里的珍宝，尤其是集中在法衣圣器贮藏室里的大量珍品，使外来的领导和训导干部心中不能平静：这么多的珍珠宝贝作为呆滞的宗教货物积存在这里，未能转入劳动者（他们）的手中。他们此时便采取了一个与刑法典稍有抵触而与剥夺非劳动者财产的总精神完全符合的手段——在修道院里放了一把火（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建筑物损坏了，法衣圣器贮藏室里的许多珍宝不见了。而主要的是，所有的登记帐簿都烧掉了，没有办法查清究竟损失了多少东西，什么东西。
用不着进行什么侦查，革命的法律意识（嗅觉）还不能提醒我们该怎么办吗？烧毁修道院的罪犯不是僧侣这帮黑色的狗东西还能是谁？把他们统统撵到大陆上去！把北方特种营统统迁到索洛维茨群岛上来！八十高龄甚至百岁的老僧们跪下恳求留他们死在这块“圣土”上，可是当局以无产阶级的坚决性将他们一概扫地出门，只留下最必需的人员：渔业队；穆克萨姆岛上的畜牧专家；会酿白菜的梅福季神甫；铸铁匠人萨姆逊神甫；还有另一些有类似用途的神甫。（在卫城里拨给他们一个与劳动营隔开的角落，有单独出入口——鲱鱼门。他们被称为“劳动公社”但是为了照顾他们受毒太深的实际状况，把坐落在墓地上的奥努弗里教堂留给他们，让他们在里面做祷告。）
囚犯们时常爱说的一句谚语：“圣地不愁没人住”果真变成了现实。钟声沉寂了，神灯和香火熄灭了，再也听不到弥撒和彻夜祈祷的声音，再也没有人昼夜不停地喃喃诵经，圣像壁毁坏了（只有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大教堂的还保存着）。可是，身穿拖到脚后跟的超长下摆军大衣、缝着带特殊标志的黑色袖章和领章、头带没有五角星的黑箍制帽的英勇的契卡工作人员，于一九二三年六月来到这些岛上，在这里创建了一座森严的模范劳动营——工农共和国的骄傲。
连这些具有阶级性的集中营那时也被认为是不够严格的了。于是，一九二一年创建了“北方特种劳动营”缩写是c几oh（“大象”），归肃委管辖。第一批这种营地出现在彼尔托敏斯克、霍尔莫哥雷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严但是这些地点显然被认为是难以警戒的，从长远看来不适于犯人的大量聚集。首长们的视线自然地转向了离它们不远的索洛维茨群岛。那里已经有现成而完善的经济设施，有石砌的建筑物，距离大陆二十至四十公里，这对于监狱管理人员说来是够近了，对于逃犯说来是够远了。而且有半年时间和大陆断绝联系——是一颗比萨哈林岛还要难啃的核桃。
对于“特种”两个字的含义，各种条例中还没有明确详细的规定。但是索洛维茨劳动营营长艾赫曼斯当然在卢宾卡得到了口头的说明，来到岛上，又对自己亲近的助手们做了传达。
索洛维茨的故事现在也许不会使以前的犯人甚至六十年代的普通人感到惊奇了。但是请读者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契诃夫时代及契柯夫以后时代的俄国人，一个号称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即二十世纪录订十年的人，一个当时教育出来的尽管受过国内战争的震荡但仍习惯于人们应有的食物、衣服和口头交往规范的人，然后再请他跨进索洛维茨的大门克姆佩朋克特——克姆中转站吧。这个递解站设在既没有一棵乔木也没有一丛灌木的荒芜的神父岛上，它靠一道堤坝与大陆相连。他在这个光秃肮脏的畜圈里首先见到的是检疫隔离连（当时犯人们编成“连队”还没有“作业班”）。人们身上穿的是麻袋！普普通通的麻袋：下面露着腿，好象穿着裙子。上半截为头和双手挖了洞。（亏他们想得出来。可是没有俄罗斯的机智克服不了的难题！）新来的犯人，当他还有自己的衣袋的时候，可以暂时躲过这条麻袋，可是他对这个麻袋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就会看见传奇般的骑兵大尉库里尔科。
库里尔科（别洛博罗多夫也和他一样）出现在解犯纵队面前的时候，也是穿着缝着吓人的黑袖章的契卡人员的长下摆的军大衣、黑袖章缠在陈旧的俄国军服料子上显得特别古怪，好像是死亡的徽志。他跳上一只木桶或者别的什么合适的高台，对新来的犯人们发出突如其来的刺耳的狂叫：“喂-！都听着！这地方不是索（苏）-维埃共和国，这地方是索-洛维茨共和国！你们要放明白点！索洛维茨这块地面上，检察长的脚还没有踩上过！他也永远踩不上来！你们要知道，把你们送到这里来，不是要你们改造！天生的罗锅子，改不过来了！告诉你们我们这儿的规矩：我说‘起立’，就起立！我说‘趴下’，就趴下！给家里的信要这么写：活着、健康、对一切都满意！完啦！”
瞠目结舌的名门贵族、京城的知识分子、神甫、毛拉和愚昧无知的中亚人恭听着这一番从未听过、见过、读过的训话。没能在国内战争中出名的库里尔科现在以这种历史性的特殊方式把自己的大名写进俄国的史册。随着每一句恰到好处的叫嚣和训词，他的劲头越来越大；更有无数新的更加锋利的叫嚣和训词不断地脱口而出。
在自我陶醉和滔滔不绝地喊叫声中（可是他内心却在幸灾乐祸地想着：你们这些书生，我们跟布尔什维克打仗的时候，你们躲到哪里去了？你们想避风头吗？结果被人家揪到这里来了。这就是给你们狗屎不如的中立主义的报酬！而我们也能跟布尔什维克交朋友，我01是干实事的人！），库里尔科会这样地开始他的教练；
“第一隔离连，你们好！不行，再来一次！第一隔离连，你们好！不行！你们喊‘首长好！’声音要大，要叫全索洛维茨群岛，要叫海峡对面都能听到。两百人一齐喊，要能把墙都震塌！再喊一次！第一隔离连，你们好！”库里尔科盯着要每一个人都使劲喊，直到喊得累趴下，才转入下一个科目——全连围着柱子跑步：
“腿抬高！腿抬高！”
到这时候，连他自己也不好受了，连他自己也像是演到第五幕最后一次谋害之前的演员了。经过半小时操练后，他用嘶哑得几乎说不出话的喉咙向正在和已经东倒西歪地瘫在地下的人们许下了一个愿，这句话一语道破了索洛夫卡的实质：
“我将来要强迫你们吸死人的鼻涕！”
而这仅仅是为了摧毁新来者的意志的第一次操练。下一步将是命令他们睡在腐朽发黑的木板工棚的光板地上。这还没有什么，只要给班长一点贿赂，就能把他塞到铺板上去。其他的人将要在板铺之间的过道里站一个通宵（犯了过错的人还得站在便桶和墙壁之间）。
这还是在极幸福的“大转变的一年”以前，在产生个人迷信以前，在政策被歪曲和被破坏以前的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发生的事（从一九二七年起，增加了一项，就是板铺全归盗窃犯们占有，他们把自己身上的虱子弹向站在地下的知识分子们。）
在等候“格列布-博基号”轮船期间，他们还需要在克姆中转站从事一段劳动。其中有的人将要被逼着围绕一根柱子跑步，嘴里还要不断地喊：“我是懒虫！我不爱劳动！我瞎捣乱！”一个工程师提便桶时摔了一跤，洒了一身粪尿，他们把他关在工棚外面，让脏东西在他身上结冰。在这以后，听到的将是押解队的吼叫：“不许掉队！我们不警告就会开枪！齐步走！”接着就是哗啦哗啦的拉枪栓的声音“想找麻烦吗！”冬天押着他们在冰层上步行，犯人还要自己拖着小船，以便在没有封冻的海面上乘着它渡过去。开冻以后就把他们装进轮船舱，塞得那么满，以致到达索洛维茨之前必然有人憋死，连赭红色围墙中的雪白的修道院也来不及看到一眼。
新来的犯人到达索洛维茨后，大约在几小时之内就能经历到入营澡房里的一场恶作剧：他脱光衣服，第一位服务员在盛着绿色肥皂水的大木桶里蘸一下刷帚，在他身上涂蹭；第二位服务员上来一拳把他推到斜木板或台阶下的什么地方；那里有第三位服务员拿一桶水朝这个惊呆了的人身上泼来；第四位马上把他推到穿衣间。已经有人从上面把他的“破烂”乱七八糟地扔在那里了。（从这个恶作剧里可以预见到整个古拉格的面貌，包括它办事的速度和对人的价值的态度。）
新来者就是这样吞进索洛维茨精神的。这个精神全国还不知道，这是正在索洛维茨酝酿中的未来的群岛的精神。
新来者在这里也能见到穿麻袋的人；有的人穿着普通的“自由人”衣服，新的、破的都有；有的穿着用军大衣粗呢料子做的索洛维茨式外套（这是一种特权，也是地位高贵的标志。营地行政人员才穿这样的衣服），带着用同样呢料制成的“索洛维茨帽”；他忽然看见，囚犯当中走着一个穿-燕尾眼的人！而且，这个人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异，谁也不朝他扭过身去，也没有人笑。（要知道，每个人都是把自己原来的一身穿破为止。这个倒霉的先生是在“大都会”饭店”被捕的，那只好请他穿着燕尾服将就熬完刑期了。）
索洛维茨群岛杂志（1930年，n01）上说，领取标准服装是“许多犯人的幻想”只有在儿童教养院里才发给全套的公家服装。举个例子说，一个女犯是什么也领不到的，无论内衣、长袜还是包头布。抓住了一个穿着单布连衣裙的大婶，那就请她穿着它度过北极圈内的严冬吧。因此许多犯人蹲在连队的宿舍里，身上只有一件内衣。当局也不撵这样的人出去上工。
公家的衣服如此珍贵，所以在索洛维茨对于以下的场面谁也不觉得希奇或野蛮：隆冬季节，囚犯们在卫城附近脱掉衣服鞋袜，把全套服装整整齐齐上缴给公家，然后光着身子跟到二百米外的另一堆人中间，在那里另外发给他一套衣裳。这一套手续表示：他们正由卫城管理处移交给费利蒙诺沃铁路支线管理处产但是，如果让他们穿着衣服移交，接收单位可能不把衣服还回来，或者以坏换好，暗中掉包。
还有另一个冬季的场面，事由不同，但风尚一致。他们查明卫生科的医院不符合卫生要求，命令用开水烫洗。但把病人放到哪里去？卫城内所有的房屋都挤得满满的。索洛维茨群岛的人口密度超过比利时（索洛维茨卫城内的密度又如何？）。于是把所有的病人用被子兜着抬到雪地里，放三个小时。洗完了再拖回来。
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的新来者是白银时代教育的产儿吧？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还是一无所知呢！他在这里看到：身穿用军大衣料子做的粗呢制服的班长们互相之间以及对着连首长以端正的军人姿势行军礼，可是正是他们手里拿着长根子——即所谓“制子”“（甚至出现了一个人人懂得的动词：挨制子）驱赶着自己的工人去上工。他在这里看到：雪橇和大车不是用马拉的，而是用人拉（几个人拉一辆），并且还有一个专门名词——“马临代”（马的！临时代理人）。
他还会从别的索洛维汉人嘴里听到一些比眼见的更可怕的事。人们会向他说出一个阴森的字眼“谢基尔卡脚、这指的是斧山。山顶上有一座两层的大教堂，禁闭室就设在里边。关禁闭的待遇是：两面墙壁之间装着几根胳膊粗细的树根。受处分的囚犯整个白天都要坐在这几根树棍上（夜晚躺在地上，但因过于拥挤，只能人深人）。树棍安装的高度正好使犯人两脚挨不着地面。保持平衡并非那么容易，所以囚犯整个白天就得使劲支撑着，如果掉下来，看守就跑进来揍人。还有：带到外面，让他站在三百六十五级的石阶的上端（从大教堂通往湖边，是僧侣们建造的）；把他从头到脚捆在一根圆木上，以便加重分量，然后横放，沿石阶推下去（中途没有一处平台，台阶十分陡峭，捆着人的圆木停不下来）。
嗯，树棍其实无需到斧山上去找，卫城里的永远挤得水泄不通的禁闭室里也有。另一种办法，就是把你放在一块有尖脊的巨国石上，在那上面呆牢也是不容易的。夏天叫做“坐树墩”意思是光着身子喂蚊子。但是这时需要派人监视受罚者，如果把他扒光再把他捆到树干上，就可以由蚊子自己去完成任务。还有——把整连人拉到雪地里，叫他在那里受罚。还有——把犯人赶进湖边的烂泥洼里，让他在齐脖子深的烂泥里呆着。还有一种方法：把马套进空辕杆，把受罚者的双腿系在辕杆上，警卫队士兵骑上马背，策马在伐林残址上奔跑，直到马后的呻吟和呼叫声听不到为止。
新来者没有开始索洛维茨的生活，没有开始服他的等于无期的三年刑期，就已经在精神上被压垮了。但是如果当代的读者用一根指头指着说：瞧，这是公开的杀人体制，死亡营！那你就过于匆忙了。哎，我们才不这么简单！在这第一个试验场上，以及在后来的其他场所，包括规模最大的营地，我们不是公开行动的，而是采取多层次的、混合的方式，所以才进行得这般顺利，所以才进行得这般长久。
忽然，一条威风凛凛的汉子骑着一头山羊走进卫城的城门。他的神气很庄重，也没有人笑话他。他是什么人？为什么骑山羊？这个人叫杰格佳廖夫，过去是放牛的。（请勿与自由人杰格佳廖夫——索洛维茨群岛部队首长混淆。）他本来要求给他一匹马，可是索洛维茨马很少，就给了他一头山羊。但是他凭什么赢得了这个荣誉？因为他放过牛吗？不，他现在是树木苗圃主任。他在这里，在索洛维茨，正培育着远方的外国树种。
从这个山羊骑士身上便开始了一首索洛维茨的幻想曲。索洛维茨僧侣搞起来的简单而合理的蔬菜种植业全被破坏了，连菜也快没有吃的了，为什么偏要培育外国树种不可？可是你要知道，在靠近北极圈的地方引种异国树木可以表明索洛维茨也和整个苏维埃共和国一样在改造世界呀，有建设新生活呀！但是种子、资金从哪里来？问题恰巧在这里：有钱为苗圃买种子，而给伐木工人吃饭偏偏就没有钱了（这时候伙食还不是按定量供给的，而是按经费多少提供的）。
还有考古发掘工作呢？对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发掘委员会。了解过去对于我们是一件有很重要意义的事情。
劳动营管理处对面有一个花坛，那上面镶砌着一头很可爱的大象，象背的披衣上镶嵌出一个字母“y”另外在当做这个北方国家的货币使用的索洛维茨流通券的票面上，也印着同样的画形谜。这是多么愉快的家庭假面舞会啊！这里的一切不是很可爱吗？调皮鬼库里尔科人成只是吓唬我们吧？
国家政治保卫局劳改营内多年流通着稳定的货币。特殊的货币有助于把这些劳改营更好地与世隔绝。甚至各级行政及警卫人员，更不用说犯人，都要把他们持有的全部苏联货币交出来，换取订成小本的“结算票”（厚纸，有水冲，面值为二、五、二十、五十戈比，一、三、五卢布。不同发行年代的票子有不同的全俄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的签字——博基、科甘或者m.贝尔曼。在营内私藏国家货币应判枪决。（这种严厉措施的目的之一是为逃跑制造困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所有劳改营范围内，一切帐目都是用这种票子清算。释放时（如果有这个时候的话）持有者拿它换回国家货币。一九二三年后劳改营数量激增，所有这类票券都取消了。（m-m-贝科夫提供。）
瞧我们还有自己的杂志——也叫大象（一九二四年创刊，最初几期是打字的，从第九期开始在修道院印刷厂排印），一九二五年改称索洛维茨群岛，二百份，甚至还有一种附刊——新索洛维茨报（让我们与可恶的僧侣时代彻底决裂！）一九二六年起改为全国发行，庞大的印数，巨大的成功！要知道在二十年代是不把索洛维茨藏起来的，甚至不断地在人们耳边絮叨它。公开地耍索洛维茨牌，公开地以索洛维茨自豪（有过自豪的勇气！），苏联歌曲中提它，游艺演出的说唱段子里拿它逗笑。要知道阶级正在消失（消失到哪儿去？），索洛维茨也快到头了。
对杂志的审查工作甚为浮皮潦草，犯人们（据格鲁波科夫斯基说）写了一首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人小组的打油诗，竟然通过了！后来他们又从索洛维汉剧场的舞台上面对着前来视察的格列布-博基演唱：
博基、费尔德曼、瓦西里耶夫和武尔
答应给我们一大口袋厚礼——
首长听得高兴1（心里确是美滋滋的！尽管你大学没上完，照样在历史上留名。）副歌是：
谁把索洛维茨赏给了我们，
请你们务必亲自光临。
和我们一起呆上三年五载，
将来回想保险愉快——
首长们捧腹大笑！爱听（谁能猜到其中的预言？）
但是一九二七年杂志就停刊了：当局表示没有心思开这个玩笑。一九二九年，当索洛维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全国劳改营整个转入再教育的方向以后，杂志又复刊了，一直出版到一九三二年。
胆大妄为的舍普钦斯基（被处决的将军的儿子）当时在大门口挂出一条横幅标语：
“索洛维茨要为工农服务！”
（要知道，这也是预言！但是这东西他们不喜欢，猜出来了，叫人拿掉了。）
话剧团演员穿着用神甫法衣改制的戏装。铁轨轰鸣。舞台上是一对对七扭八歪地跳着狐步舞的人们（作垂死挣扎的西方）和画在背景上的胜利的红色锻炉（“我们”）。
幻想般的世界！看来库里尔科这坏蛋果真是在开玩笑！
此外还有一个索洛维茨地志学会，它出版自己的研究报告，在那里发表的有关于别具一格的十六世纪建筑艺术，关于索洛维茨动物志等方面的论文。文章写得周密翔实，显示出忠实于科学的精神，对所研究的对象怀着脉脉的深情，好像作者是一些为了满足求知的欲望来到这些岛上的悠闲而怪病的科学家，而不是已经经历过卢宾卡的、整日担心上斧山、喂蚊子、被“拖尸”的囚犯。索洛维茨的兽类和禽类，也具有和这些忠厚的地志考察者同样的精神，竟没有绝种，没有被猎尽，没有被驱赶到别处，甚至没有受到惊吓——一九二八年还有成窝的野兔满不在乎地走到大路旁边，好奇地注视着把囚犯押送到安泽尔的情景。
野兔没有被打光，是什么原因？人们向新来者解释说：小兽和飞禽在这里是不怕人的，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一道命令：“爱惜子弹，除向犯人外，不准开枪！”
这么说来所有的恐吓不过是玩笑华！但是——“让开！让开！”——在像涅瓦大街一样热闹的白天的卫城大院里，有人大声吆喝。三个有着嗜毒者面容的浪荡公子似的年轻人（走在前面的一个不是用“制子”而是用马鞭驱散囚犯的人群）拖着一个只穿内衣的浑身瘫软的瘦削的人，快步地往前走。这个人的面孔实在可怕——它竟像液体一样往下流淌！这就是所谓“拖到钟楼底下”他们把他推进这个小门洞，然后朝后脑勺开枪。陡直的台阶通往下方，这个人沿着它滚下去，一次足可以填进七、八人之多。事后派人来把尸首拖走，再打发几名女犯（这些是出走到君主坦丁堡的那些人的母亲和妻子；她们是自己不肯放弃信仰也不许改变她们的子女的信仰的宗教徒）来擦洗台阶。
为什么要这样？不能在夜间——悄悄地干？但是为什么要悄悄地？那样子弹就会白白地浪费了。在白天，当着稠密的人群，子弹能发挥教育作用。一枪的效果等于打死十个。
也有另一种枪毙方法——直接在奥努弗里墓地上，在女犯宿舍（原来是朝圣女香客的客房）背后。因而女犯宿舍旁边那条路就叫做行刑路。在当时你可以看到，在冬天的雪地里，一个光着脚只穿内衣（不，这不是为了对他用刑，这是为了不糟蹋靴子和外衣）、双手被铁丝反绑着的人被带到这里来户犯人昂首挺胸，不用手拿着，而是叼在嘴唇上吸着他一生最后的一支香烟。（据这种神态，可以判断他是一名军官。要知道，这里有度过七年战场生活的人。有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子，是历史学家b-a-波托的儿子。派工员问他的职业，他耸耸肩膀说：“机枪手。”由于年纪小，又碰上国内战争的高xdx潮，他没有来得及获得另外的职业。）
幻想般的世界！事情有时候会是这样。历史中许多事情是重复的，但在短暂的期间或有限的地点也存在一些空前绝后的结合。其一例是我国的新经济政策。早期的索洛维茨也是一例。
对这里的成千上万的犯人，只派了数量很少的契卡工作人员来监管。（就连这些人来这里也是半受处分的性质。）总共才二十至四十名。（最初没有考虑到要来这么多犯人，但是莫斯科一个劲儿地往这里送，送，送。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为止，仅仅是头半年，单在一个十三连——一般劳动连，队尾报数时就已经喊道：“376！十路横队！”这说明共有三千七百六十人。十二连也这么庞大。号称“万人坑”的十七连就更大了。除了卫城之外，已经有了几处派遣点——萨瓦季耶沃、费利蒙诺沃、穆克萨姆、三位——体修道院、“小野兔”——野兔列岛。）截至一九二八年，总人数已经达到大约一万六千。而犯人当中有多少“机枪手？”有多少久经行伍的老兵油子？况且从一九二六年起形形色色的老牌刑事惯犯也源源而来。怎么样才能管住他们，让他们不能暴动？
只有用恐怖！只有用斧山！用树棍！用蚊子！在树墩中间“拖尸”！白昼的枪决！莫斯科往这里遣送犯人时不考虑本地的力量，但是莫斯科也没有用任何虚伪的规章限制自己的契卡人员：只要是为维护秩序，不管什么事，做了就是做了。当真是永远不会有一个检察长踏上索洛维茨的地面。
另一方面，还有一件镶着玻璃珠的薄纱外衣呢？——平等的时代！新索洛维茨！犯人的自我警卫！自我监督！自我管制！连干部、排干部、班干部全是来自犯人。又是业余文艺活动，又是自我娱乐！
被恐怖和玻璃珠笼罩着的是一些什么人呢？什么人？世袭贵族。职业军人。哲学家。科学家。美术家。演员。高等法政学校学生。
以下是幸存者记忆中保留的少数索洛维茨人的名单：希林斯卡妮-沙赫玛托娃、沙霍夫斯卡娅、菲茨图姆、杰利维格、巴格拉图尼、阿索齐阿尼-艾里斯托夫，戈舍龙-德-拉-福斯，西维尔斯、奥索尔金、克劳德、巴赫鲁申、阿克萨科夫，科马罗夫斯基、沃伊科夫，瓦德博利斯基，翁里雅尔斯基，b-列瓦绍夫、沃尔科夫、罗金诺-罗金斯基，古多维奇，陶贝、穆罗姆采夫。前立宪民主党领袖涅克拉索夫（是他吗？）。财政学家奥泽洛夫教授。法学家博罗金教授。心理学家苏哈诺夫教授。哲学家——梅耶尔教授、阿斯科尔多夫教授、丹扎斯，神智学者苗布斯。历史学家——安齐费罗夫、普里谢尔科夫、戈尔登、扎奥泽尔斯基、瓦先科。文学理论家——利哈乔夫、蔡特林。语言学家安尼奇科夫。东方学者皮古列夫斯卡娅。鸟类学家波里亚科夫。美术家布拉兹、斯莫特里茨基。演员——卡卢金（亚历山大剧院），格卢博科夫斯基（科罗连科的侄子）。王十年代索洛维茨关闭以前，保罗弗洛连斯基神父也在这里蹲过。
由于教养，由于传统，他们太骄傲，所以决不会显出沮丧和恐惧，决不会嚎哭，连在朋友们面前也不诉苦。永远带着微笑是好风度的表现，即使是在走向刑场的时候。好像这个孤悬在咆啸的大海中的北极监狱只是野餐中发生的一次小小的误会。尽情地开开玩笑吧，尽情地对狱吏们进行嘲弄吧。
于是，流通券和花坛上出现了“大象”于是，出现了当马骑的山羊。如果七连的成员都是搞艺术的，它的连长准会叫做“孔斯特”；如果什么人的外号叫伯瑞雅戈达，他一定是浆果干制组的组长。于是，就有了和杂志审查员糊涂虫开的那些玩笑。于是，就编出了各种小调。格奥尔吉-米哈伊洛维奇-奥索尔金喜欢在散步时开玩笑说：“在岛上commentvonsportezvous？”——“alagercommealager。”（“您在岛上身体可好？”——“在营里就是这样。”）（法语）
这一类小玩笑，这种故意显示的独立无羁的贵族精神最使陷入半野兽状态的索洛维茨狱吏们恼火。有一次他们决定枪毙奥索尔金。正在这一天，他的年轻的妻子（他本人也不到四十岁）登上了索洛维茨的码头！奥索尔金请求狱吏们不要让这次探视伤他妻子的心。他答应只留妻子在这里呆三天，她一离开，就枪毙好了。瞧瞧人家的自制力。我们咒骂贵族，结果自己却把这种自制力丢光了。有点小灾小难，小小的痛苦，就龇牙咧嘴。而人家一连三天和妻子在一起，都不让她看出一点痕迹，不做一句暗示！没有一声低沉的语调！眼神里没有一丝阴影！只有一次（他的妻子还活着，她回忆说），当他们沿着圣湖散步时，她猛一回头，看见丈夫痛苦地抱住头。“你怎么啦？”“没有什么。”他马上变得开朗起来。她本来还可以多留几天，但他说服她离开。当轮船驶离码头的时候，他已经脱掉衣服，等待枪毙了。
但是要知道，总算还有人赠给他们这三天。奥索尔金的这个三天，以及另外一些事例，表明索洛维茨的管理制度当时还没有披上“体系”的错甲。它给人的印象是：索洛维茨的空气是已经达到极端的残忍和几乎还是憨厚的模糊状态的奇异的混合物。当时还模模糊糊：这一切将来会如何？索洛维茨的特征哪一些正变成伟大的群岛的萌芽，哪一些一出土就注定要枯死？总之索洛维茨人对这件事还没有坚定的共同信念：他们经管的北极奥斯威辛炼人炉已经点燃，它的炉膛已经对所有运到此地的人开放（而实际上正是这样）。当时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所有人的刑期都短得要命：十年的很少见，连五年的已不常有，老是三年、三年。当时的人还不会玩法律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按紧再放开，放开再按紧。“这一切将来会如何？”——这种鸿蒙初辟时代的混沌状态对于由犯人充当的警卫队员不可能毫无影响。即使对于狱吏，也会稍有影响。
不管到处公开宣扬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词句多么鲜明：敌人唯一应得的命运就是被消灭！但当时的人仍然不能设想这种对每一个有头发、眼睛、嘴巴、脖子、肩膀的具体的两足个体的消灭。他可以相信阶级正在被消灭，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们还是应当留下的，不是吗？在另外一些比较宽厚和含混的概念的熏陶下成长的俄国人的眼睛，就像透过度数不对的眼镜片看东西一样，总是不能准确地看清这种残酷的学说的词句。“恐怖月”、“恐怖年”好像还是不久前公开宣布过的，但是人们就是不肯相信会有这等事。
群岛的这几个最初的岛屿也受到了这个五光十色的二十年代中期特有的不隐定性的感染。当时全国还弄不清楚，那些事全不许干了吗？或者相反，正好从现在起什么事都许干了？老脑筋的俄罗斯还是非常相信那些热烈的词句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冷漠无情的人心里早就有了底，只有他们知道将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打破这个局面。
教堂的圆顶毁于大火，但石砌的墙体是永恒的人们在天涯海角开垦了田地，但如今却荒芜了。永不平静的大海色彩变化万端。寂静的湖泊。不害怕人类的动物。残忍无情的人们。信天翁带着群岛的第一个岛屿的秘密飞往比斯开湾过冬。但是它们不会把这信息告诉海滨浴场上无忧无虑的人们，不会告诉欧洲的任何人。
幻境般的世界为时不长的主要幻景之一就是：营中的生活是操纵在白卫军官们的手里。所以库里尔科并不是偶然现象。
情况是这样的。在整个卫城里，唯一有自由人身分的契卡人员就是全营值班员。看大门（那里没有了望塔）、岛上巡逻、抓逃犯全由警卫队负责。警卫队里除了自由人，还招收普通的杀人犯、伪造货币者、其他刑事惯犯（但不要小偷）参加。可是整个的内部组织工作由谁来搞？谁来经管行政科？谁来当连长、班长？总不能让神甫、教派分子、耐普曼、学者和大学生（这里也有不少大学生，但是索洛维茨犯人头上如果带着一顶大学生制帽，就被认为是挑衅和放肆，是招灾的标记和枪毙的申请）。最胜任这些工作的当然是前军人。而在这里除了白军军官还有什么人？这样，在契卡人员和白卫军官之间——既非互相勾结也不见得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就形成了索洛维茨的合作。
双方的原则性都跑到哪里去了？奇怪吗？惊人吗？只有那种搞惯了阶级分析而不会用别样方式进行思考的人才觉得惊讶。但是对于这样的分析家，世界上第一件事情都一定是奇怪的，因为世界和人类永远也不会适合他事先准备好的框框。
既然上级不给红色名额，索洛维茨的狱吏们连魔鬼也会找来替他们办事。这是符合规定的：犯人应实行自我监督（自我压迫）。那么还有什么更好的人可以委托呢？
对于永恒的军官——“军界精英”——说来，哪怕是劳动营内生活（营内压迫）的组织大权，也怎么能轻轻放过呢？怎么能顺从地站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别的什么人笨手笨脚、马马虎虎地承办这件事呢？我们在这本书里已经探讨过肩章对人心所起的作用的问题。（你们以后再瞧吧。到了红色指挥员们被关进来的那一天，你看看他们是怎样地拚命往警卫队里钻吧。看看他们是怎样巴不得捞到一支看守员的步枪吧。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重新取得信任！我已经说过：如果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召募我们去当他的御林军呢？）是的，白卫军官们也许会这样想：反正是完了。既然全完了，那还在乎什么！也可能有这种想法；“搞得越糟越好”我们帮你们制造一个在我们的俄国从未见过的兽性的索洛维茨，好让你们臭名远扬。还可能这样想：我们的伙伴们什么都同意了，那么我干什么好呢？难道像神父那样到仓库里去当会计吗？
然而索洛维茨的主要幻景还不在这里，而在于白卫军官们占据了索洛维茨的行政科以后，竟然和契卡人员争斗起来！劳动营从外面说是你们的，从里面说是我们的。决定谁在哪里劳动，派到哪里去，是行政科的事。我们不干涉外部的事，你们也不要干涉内部的事。
这怎么行呢？要知道，整个劳动营内部必须普遍安插情报侦查科的眼线！情报侦查科是营内占第一位的令人生畏的力量。（当时的行动特派员也是由犯人中选派的，这可以说是自我监督的最高成就！）白卫军官们掌握的行政科专门跟它对着干！其它部门，如在后来的劳改营里变得十分重要的文教、卫生两科，当时还是既薄弱又可怜的。以h-弗连克尔为首的经济科也仅是混饭吃而已。它跟外部世界进行着“贸易”主管着实际并不存在的“工业”；日后发达昌盛的门道，当时还没有找准。因此斗得起劲的就是情报侦查科和行政科这两派势力。这种斗争从一进克姆佩朋克特就开始了：新押送来的诗人亚-雅罗斯拉夫斯基走到班长身边，咬着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班长用军人的清楚的口齿向他大声吼道：“你原先是个暗的，以后就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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