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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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们在此称他们为善良的那些女人——不知道在化学方面怎样使一个医生目瞪口呆，在心理学方面怎样使一个忏悔师惊恐不已。”
“真的！”维尔福夫人说道，在这段谈话里，她的眼睛时不时地闪耀出一种奇异的火花。
“哦，的确是真的！夫人，”基督山继续说道，“一种植物能产生爱，但那种植物也能造成死。一种药物能在您面前打开天堂之门，那种药物同样也能把一个人推入地狱，东方的秘剧就这样开始和结束的！每一种东西都有许多的阴暗面，正如人类的肉体和精神变幻无常，各有其特征一样。我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那些化学家是有能力把药物和病症根据他的所好或他想复仇的愿望加以适当的配合的。”
“但是，先生，”那位太太说道，“您曾在那些东方世界里生活过一段时期，那些地方可真像是《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一样的神奇。照这样讲，那儿的人可以很轻易地被人除掉，这可实在是盖伦特先生时代的巴格达和巴斯拉了。苏丹和维齐统治着那些年代里，他们也有我们法国目前所谓的政府这一类的东西，但实际上他们却只是回教的教主和祭师，他们不但可以饶恕一个毒人犯，而且要是他犯罪的技术很高超的话，甚至可以封他做首相的，遇到这种情形，他们还要把全部故事用金字注载下来，借以消磨他们闲散无聊的时光。”
“不是的，夫人，这类荒唐事即便在东方也不复存在了；在那里也有警长、预审法官、检察官和专家，只是用了别的名称，穿着别的服装就是了。在那儿，他们非常轻松地吊死罪犯，砍他们脑袋，对他们处以木桩刑。但那些犯人都是机灵的诈骗犯，他们懂得如何躲过法庭，并以巧妙的手段达到他们的目的。在我们这里，一个傻瓜因仇恨和贪婪的魔鬼附身，他要除掉一个敌人或是要消灭一个亲人，会去一家杂货店，报一个假名，可他不知道这会比真名更容易被发现；他借口家里有老鼠吵得他不得安睡，买了五六克砒霜；倘若那人头脑灵活，他会到五六家杂货店去买，其结果是被认出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五六倍。当他得到了毒药之后，他就给他的敌人、长辈服用，剂量之大甚至可以毒死一头猛玛或是一头大象，他毫无意义地使被毒者痛得大叫大嚷，惊动了四邻。于是来了一大帮警察和宪兵；他们派人去找医生，医生为死者解剖，从他的胃里和脏腑里取出的砒霜可以用匙来舀。次日，上百家报纸登载了这条消息，并公布了死者和杀人犯的名字。当天晚上，一家或是多家杂货店的主人就会跑来说：‘是我把砒霜卖给这位先生的。’别说是一个购买者，即使有二十个购买者他们也认得出；于是那个犯罪的傻瓜被抓住，关起来，受审，对质，无言以对，被判刑或是上断头台。或者，倘若罪犯是个稍有身份的女人时，就会被终身囚禁。这就是你们北方人对药物的理解，夫人。我不得不承认，德吕德吕：法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谋杀犯。此人1744年生于夏尔特尔，1777年在巴黎被处死。干这一行要老练多了。”
“您还想怎么样呢，先生？”那位太太笑着回答说，“我们只能是尽力罢了。全世界的人并不是个个都能有梅迪契或博尔吉亚那神秘方的呀。”
“现在，”伯爵耸了耸肩回答道，“让我来告诉您这种蠢事的起因好吗？那是因为在你们的戏院里，至少，我可以从我看过的几个剧中做出这样的判断，他们看到舞台上的人吞下一个小瓶子里的东西或吮了一下一枚戒指，就立刻倒下去死了。五分钟以后，大幕落下来，观众也就散了。他们是不知道以后的事情的。他们既没有看到那佩着绶带的警官，也没有看见那带着四个兵的警长，于是，很多愚人就相信事情的确就是那样的。但离法国稍远一点的地方，到阿莱普叙利亚的一个城市。或开罗或是只要到那不勒斯或罗马，您在街上看到有一个人经过您的身旁时，那个人腰杆笔直，面带微笑，肤色红润，可是，假如阿斯魔狄思法国作家勒萨日写的一本同名讽刺小说（1707年）的主人公，他把居民家的屋顶一一掀起，让读者看到里面形形色色的场面。在您身边的话，他就会说：‘那个人在三周以前中了毒，一个月之内就会死的。’”
“那么，”‘维尔福夫人说道，“那著名的托弗娜毒水的秘密又被他们发现啦，我在佩鲁贾听说它已经失传了呀。”
“哦，真的，人类有哪样东西是永远失传了的呢？艺术是能移动的，它在世界上兜了一个圈子。事物只不过改变了它们的名字而已，而那些凡夫俗子便不再去跟踪它们了，如此而已，但结果总是一样的。一种毒药只对一种器官发生作用——有的侵害脑子，有的侵害肠子。譬如说，某种毒药可以使人咳嗽，咳嗽又能使气管发炎，或引起在医学书上讲的另一种疾病，那种病，本来是绝不会致命的，假如不让那些天真的医生用那些药物使病情变成致命的话。一把地说，这些医生都是蹩脚的化学家，他们随心所欲，不是成为疾病的帮凶，就是成为疾病的克星。一个人就这样巧妙地名正言顺地被杀死了，而对于医生，法律是一概不究的。这时我的一个朋友，一个伟大的化学家，住西西里岛的达奥米纳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城市，有古代废墟。修道院的可敬的阿德尔蒙特神甫告诉我的，他曾对他的国家这种种现象做过深入的研究。”
“这种事很可怕，但却极其有趣，”那青年女人说道，她听得出神，身体一动都不动。“我想，我必须承认，这些传说都是中世纪的发明吧。”
“是的，那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却更进步了。假如各种鼓励的方式不能使社会日趋完美，那么时间、奖励、勋章、十字勋章和蒙松奖章还有什么用呢？人除非能学得像上帝那样既能破坏又能创造，否则他决称不上为完美，他的确知道如何去破坏，但这只不过是全部路程的一半而已。”
“那么说，”维尔福夫人接着说道，她老是把话头拉回到她的题目上来，“近代戏剧和传奇小说中把故事都完全弄错了，凡是博尔吉亚、梅迪契、路易吉里斯，以及后来德邻克男爵所用的毒药……”
“这些毒药都是工艺品哪，夫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伯爵说道，“您认为真正的学者只是平平庸庸地与人打交道吗？不是的。科学喜欢反复试验、力量比较和异想天开，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譬如说，关于这一点，我刚才对您提到的那位杰出的阿德尔蒙特神甫就作过惊人的试验。”
“真的！”
“是的，我可以讲一件给您听听。他有一个极好的花园，里面种满了蔬菜、花草和果树。在这些蔬菜之中，他挑选那最简单的，譬如一棵椰菜。然后他就用砒霜的蒸馏水浇灌这棵椰菜，一连浇了三天，到第二天时，那椰菜开始萎黄了。于是他把它割下来。在别人看来，它的外表是很完好的，似乎是适宜于上餐桌的。只有阿德尔蒙特神甫知道它已中了毒。于是他拿着那棵椰菜到了兔房里。因为阿德尔蒙特神甫像搜集蔬菜花果一样，也搜集兔子、猫和豚鼠。好了，阿德尔蒙特神甫捉出了一只兔子，喂了它一片椰菜叶，那只兔子便死了。对于这件事，一位法官会出来反对，或甚至暗示其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哪位检察官曾因为兔子、猫或豚鼠的被杀而控告过一位生物学家呢？从来没有。所以，那只兔子虽然死了，但法律并没有给以重视。这只兔子死了以后，阿德尔蒙特神甫就叫他的厨子把它的内脏挖出来，扔在了垃圾堆里，这堆垃圾上有一只母鸡，它啄食了这些内脏，于是也生起病来，第二天也死了。而当它正在作临死挣扎的时候，有一只秃鹫飞了过来，阿德尔蒙特所住的那个地方秃鹫是很多的，这只鸟冲下来抓住了死鸡，把它带到了一块岩石上，就在那儿把它的猎物给吃了。这只可怜的秃鹫自从那顿进食后就经常难受，三天后它正于高天翱翔之际，忽感一阵头晕目眩，在空中乱翻起来，重重地坠进人家的鱼塘。白斑狗鱼、鳗鱼和海鳝又贪婪地大吃一顿，您是知道的，它们对秃鹫又咬又嚼。好啦，假想第二天仆人给您的餐桌上端来第四代中毒的那条鳗鱼，那条白斑狗，那条海鳝，您的客人将是第五代中毒对象了。他肠胃中毒，心脏染疾，幽门溃烂，忍受八至十天的痛苦折磨后，他也死去了。医生解剖尸体后说：‘这个人死于肝肿瘤或伤寒病！’”
“但是”维尔福夫人说道，“您所说的这种情形是一种环环相扣的情形，只要略微发生一点意外，整个链环就会被打断，当时也许并没有秃鹫飞过，其中一环也许会落在鱼塘以外一百码的某个地方。”
“啊，那就是天意了。在东方，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药物学家，就必须能计算阴阳，这也是得学会的。”
维尔福夫人出现了一副深思的样子，可是依旧在小心地倾听着。“但是，”她突然大声说道，“砒霜是不能消除或灭迹的呀，不管用什么方法吸收它，只要到了足以致死的分量，动物的身体里总是还能找到它的。”
“正是如此，”基督山大声说道，“正是如此，我也曾这样对那可敬的阿德尔蒙特说过。他想了想，微笑了一下，回答了我一句西西里的谚语，我相信法国也有这句谚语：‘我的孩子，世界不是在一天之内造成的，创造世界还得七天呢。星期天再来吧。’
“到了下一个星期天，我又去了；这回，他不再用砒霜浇灌卷心菜了，而是用学名叫蛇藤属马钱子的马钱子碱（即士的宁）基盐溶液去浇灌。这次，卷心菜看上去一点没病，因此兔子也毫不疑惧；不过，五分钟过后兔子死了；母鸡啄了死兔子，次日也一命归天。这时我们代替秃鹫，带走了母鸡，为它解剖。这一回，所有异常症状都消失了，只留下一般病兆。在它的所有的器官里没有任何特殊的病征。只有神经系统紊乱而已，是脑溢血的迹象，仅此而已。看来母鸡不是被毒死的，它死于中风。我当然清楚，这种情况发生在母鸡身上是罕见的，但人生这种病却非常普通。”
维尔福夫人似乎愈来愈陷入了沉思。“幸亏，”她说道，“这种东西只有药物学家才能配制，否则的话，真的，世界上这一半人可要把那一半的人都毒死啦。”
“药物学家或对药物学感兴趣的人都可以配制。”基督山随随便便地说道。
“可是，”维尔福夫人说道，她在做拼命的挣扎，想摆脱她心里的某种念头，“不论手段多么高明，犯罪总是犯罪，即使能避免人类的查究，也逃不过上帝的眼睛。在良心这个问题上，东方人比我们强，他们很有远见地在他们的信仰里取消了地狱，那可是和我们不同的地方。”
“哦！夫人，在像您这样高尚的人的头脑里有这种顾虑是非常自然的，可是一经分析，这种顾虑也就毫无根据啦。人类思想的丑恶的一面可以用让·雅克·卢梭的这一句话来总结，您无疑也是知道的：‘在五千里外举一举手指头便能杀死一个满清的大官。’人的一生就是在干这一类事情上度过的，他们殚精竭虑，尽在想这些方法了。真的傻乎乎地去把刀子插进同类的心脏，或是为了把他从地球上消灭掉，让他服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定数量的砒霜的人是极少的。那样做真是怪诞和痴呆的行为了。要做这种事，血温一定会高到三十六度，而脉搏至少也要到每分钟九十次，情绪也会因此兴奋得超出一般的限度。但假如，像我们在语言学上所下的工夫那样，把那两个字换成字面比较温和的同义词，您只是‘除掉’了一个人，假如您不是犯卑鄙的暗杀罪而只是除掉一个挡在您前进的路上的人，不必用暴力，不必心惊肉跳，不会产生痛苦，使牺牲者大受折磨，假如不发生流血，没有呻吟，没有痉挛般的挣扎，总之，没有那种立刻发生的可怕的情形，那么，您就可以逃脱人类的法律的制裁，因为法律只对您说：‘不要扰乱社会！’这种事情，在东方各国就是这样的，那儿的人天性庄重冷静，在考虑一件事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们对于时间是不去注意的。”
“可是良心上还是痛苦的呀！”维尔福夫人用一种激动的声音说道，胸口里虽闷着一口气，但却喘不上来。
“不错，”基督山答道，“不错，幸好还有良心，要是没有它，人就更加不幸了。在每一次稍微过头的行动之后，还是良心在拯救我们，因为良心为我们提供上千条理由和充分的谅解，在这上千条的谅解中，我们自己是唯一的裁判。但是，不论这些理由对于催人安眠能产生多妙的作用，到了法庭面前却很少能救我们的性命。譬如说，理查三世在害死了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孩子以后，他的良心就对他起了极妙的作用。的确，他可以如是说：‘这两个孩子是一个残忍嗜杀成性的国王生的，他们已遗传了他们的父亲的恶习，这一点，只有我能够从他们幼年的习性上觉察出来，而我要促使英国人民得到更大的幸福，这两个孩子就成了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为他们无疑会伤害英国人民的。’当麦克白斯夫人为她的儿子——不管莎士比亚怎么说，那绝不是为她的丈夫——设法弄到一个王位的时候，也正是她的良心安慰了她。啊，母爱是一个如此伟大的美德，一个如此强大的动力，它会原谅许多事情；所以，邓肯死后，麦克白斯夫人因失去了良心才显出非常痛苦。”
这一番话，伯爵是以他那特有的讽刺而又很直率的口吻讲出来的，维尔福夫人贪婪地倾听着这些令人胆寒的格言和可怕的怪论。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她说道：“您知不知道，伯爵先生，您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辩论家，而且是戴着一副多少有点不协调的眼镜来观察这个世界的？那么，这是否因为您是从蒸馏器和坩埚上来研究人类的呢？因为您总是正确的，您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药物学家，您用来医治我儿子的那种仙丹几乎是立刻就把他救活了过来……”
“噢，请不要相信那种药，夫人，”基督山说，“一滴那种药足可救活快要死的人，但三滴就会催动血液流进肺，使他心跳过速；六滴会使他停止呼吸，造成比他原来更严重的昏厥，十滴就使他丧命。您知道，夫人，这就是为什么当您孩子不小心去摸那瓶子，我是怎样立刻把他挡开的。”
“那么，它真是这样可怕的一种毒药吗？”
“噢，不！首先，我们得同意：毒药这两个字是不存在的，因为最毒的毒药在制造的时候，原也是当药物来用的，只要能按照它正确的用法行事，它就是一种有益的良药。”
“那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是我的朋友，给那位可敬的阿德尔蒙特神甫所配制的一种妙药，其用法也是他教给我的。”
“噢，”维尔福夫人说道，“它一定是一种妙极了的镇静剂吧。”
“其效力是完全靠得住的，夫人，这您也是见过的了，”伯爵答道，“我常常用它，但用得极其小心，当然，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他微笑着加上了最后这一句话。
“我相信，”维尔福夫人以同一种强调说，“我这个人很容易神经质，动不动就昏倒；我真需要一位阿德尔蒙特式的好大夫，为我发明一些吸收畅快、镇定神经的药。我担心有一天我会窒息而死的。但这种东西在法国很难找到，而您那位神甫有不可能肯为我来巴黎，所以我只好使用布朗什先生的镇静剂了，薄荷精和霍夫曼药水对我也很有用。瞧，这就是我找人专门制造的药锭，药性是加倍的。”
基督山打开了那年轻妇人递给他的那只玳瑁盒子，嗅了嗅那些药丸的气味，脸上的神态表明他虽是一个业余药剂师，却完全了解这些药的成分。“它们的确很精致，”他说道，“只是它们必须要吞下去才能奏效，而一个快要晕倒的人，却常常无法做到这一步，所以我还是宁愿用我自己的那种特效药。”
“当然啰，我也想用那种药，因为我已经见过它的神奇功效了。但那当然是一种秘密，我绝不会这样冒失地向您要来用的。”
“可我，”基督山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我却很愿意把它送给您。”
“噢，先生！”
“只是要记住一点：量少才是良药，量大便成了毒药。一滴可以救命，这是您亲眼目睹过的，五六滴却不可避免地会置人死地，尤其可怕的是，如果把它倒在一杯酒里，它是丝毫不会影响酒的气味的。我不再多说了，夫人，这真像是我在劝您了。”
时钟敲六点半了，仆人进来通报说有一位太太来访。她是维尔福夫人的一位朋友，是来和她一起吃饭的。
“如果我已经有幸见过您三四回，伯爵先生，而不是才第二回，”德·维尔福夫人说道，“假如我有幸是您的受恩人的话，我就会坚持留您吃饭了，而且也许不会第一次开口就让您回绝的。”
“万分感谢，夫人，”基督山答道，“但我有一个不能失信的约会：我答应要陪一位相识的希腊公主到皇家戏院去，她从来没看过你们那种富丽堂皇的歌剧，要我陪她去见识一下。”
“那么，再会了，先生，别忘了我的药方。”
“啊，说实话，夫人，要忘掉那个药方，我就必须先得忘掉我和您这整个一小时的谈话，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基督山躬身致敬，走出房门。德·维尔福夫人仍在出神地想着。
“真是一个怪人，”她说道，“在我看来，他的教名怕是就叫阿德尔蒙特。”
基督山呢，结果已经大大超过他的预料。
“好啊！”他边走边说道，“这是一块沃土，我相信把种子撒在上面是不会结不出果子来的。”
次日，他信守诺言，把所要的药方送去了。
是你们在此称他们为善良的那些女人——不知道在化学方面怎样使一个医生目瞪口呆，在心理学方面怎样使一个忏悔师惊恐不已。”
“真的！”维尔福夫人说道，在这段谈话里，她的眼睛时不时地闪耀出一种奇异的火花。
“哦，的确是真的！夫人，”基督山继续说道，“一种植物能产生爱，但那种植物也能造成死。一种药物能在您面前打开天堂之门，那种药物同样也能把一个人推入地狱，东方的秘剧就这样开始和结束的！每一种东西都有许多的阴暗面，正如人类的肉体和精神变幻无常，各有其特征一样。我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那些化学家是有能力把药物和病症根据他的所好或他想复仇的愿望加以适当的配合的。”
“但是，先生，”那位太太说道，“您曾在那些东方世界里生活过一段时期，那些地方可真像是《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一样的神奇。照这样讲，那儿的人可以很轻易地被人除掉，这可实在是盖伦特先生时代的巴格达和巴斯拉了。苏丹和维齐统治着那些年代里，他们也有我们法国目前所谓的政府这一类的东西，但实际上他们却只是回教的教主和祭师，他们不但可以饶恕一个毒人犯，而且要是他犯罪的技术很高超的话，甚至可以封他做首相的，遇到这种情形，他们还要把全部故事用金字注载下来，借以消磨他们闲散无聊的时光。”
“不是的，夫人，这类荒唐事即便在东方也不复存在了；在那里也有警长、预审法官、检察官和专家，只是用了别的名称，穿着别的服装就是了。在那儿，他们非常轻松地吊死罪犯，砍他们脑袋，对他们处以木桩刑。但那些犯人都是机灵的诈骗犯，他们懂得如何躲过法庭，并以巧妙的手段达到他们的目的。在我们这里，一个傻瓜因仇恨和贪婪的魔鬼附身，他要除掉一个敌人或是要消灭一个亲人，会去一家杂货店，报一个假名，可他不知道这会比真名更容易被发现；他借口家里有老鼠吵得他不得安睡，买了五六克砒霜；倘若那人头脑灵活，他会到五六家杂货店去买，其结果是被认出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五六倍。当他得到了毒药之后，他就给他的敌人、长辈服用，剂量之大甚至可以毒死一头猛玛或是一头大象，他毫无意义地使被毒者痛得大叫大嚷，惊动了四邻。于是来了一大帮警察和宪兵；他们派人去找医生，医生为死者解剖，从他的胃里和脏腑里取出的砒霜可以用匙来舀。次日，上百家报纸登载了这条消息，并公布了死者和杀人犯的名字。当天晚上，一家或是多家杂货店的主人就会跑来说：‘是我把砒霜卖给这位先生的。’别说是一个购买者，即使有二十个购买者他们也认得出；于是那个犯罪的傻瓜被抓住，关起来，受审，对质，无言以对，被判刑或是上断头台。或者，倘若罪犯是个稍有身份的女人时，就会被终身囚禁。这就是你们北方人对药物的理解，夫人。我不得不承认，德吕德吕：法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谋杀犯。此人1744年生于夏尔特尔，1777年在巴黎被处死。干这一行要老练多了。”
“您还想怎么样呢，先生？”那位太太笑着回答说，“我们只能是尽力罢了。全世界的人并不是个个都能有梅迪契或博尔吉亚那神秘方的呀。”
“现在，”伯爵耸了耸肩回答道，“让我来告诉您这种蠢事的起因好吗？那是因为在你们的戏院里，至少，我可以从我看过的几个剧中做出这样的判断，他们看到舞台上的人吞下一个小瓶子里的东西或吮了一下一枚戒指，就立刻倒下去死了。五分钟以后，大幕落下来，观众也就散了。他们是不知道以后的事情的。他们既没有看到那佩着绶带的警官，也没有看见那带着四个兵的警长，于是，很多愚人就相信事情的确就是那样的。但离法国稍远一点的地方，到阿莱普叙利亚的一个城市。或开罗或是只要到那不勒斯或罗马，您在街上看到有一个人经过您的身旁时，那个人腰杆笔直，面带微笑，肤色红润，可是，假如阿斯魔狄思法国作家勒萨日写的一本同名讽刺小说（1707年）的主人公，他把居民家的屋顶一一掀起，让读者看到里面形形色色的场面。在您身边的话，他就会说：‘那个人在三周以前中了毒，一个月之内就会死的。’”
“那么，”‘维尔福夫人说道，“那著名的托弗娜毒水的秘密又被他们发现啦，我在佩鲁贾听说它已经失传了呀。”
“哦，真的，人类有哪样东西是永远失传了的呢？艺术是能移动的，它在世界上兜了一个圈子。事物只不过改变了它们的名字而已，而那些凡夫俗子便不再去跟踪它们了，如此而已，但结果总是一样的。一种毒药只对一种器官发生作用——有的侵害脑子，有的侵害肠子。譬如说，某种毒药可以使人咳嗽，咳嗽又能使气管发炎，或引起在医学书上讲的另一种疾病，那种病，本来是绝不会致命的，假如不让那些天真的医生用那些药物使病情变成致命的话。一把地说，这些医生都是蹩脚的化学家，他们随心所欲，不是成为疾病的帮凶，就是成为疾病的克星。一个人就这样巧妙地名正言顺地被杀死了，而对于医生，法律是一概不究的。这时我的一个朋友，一个伟大的化学家，住西西里岛的达奥米纳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城市，有古代废墟。修道院的可敬的阿德尔蒙特神甫告诉我的，他曾对他的国家这种种现象做过深入的研究。”
“这种事很可怕，但却极其有趣，”那青年女人说道，她听得出神，身体一动都不动。“我想，我必须承认，这些传说都是中世纪的发明吧。”
“是的，那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却更进步了。假如各种鼓励的方式不能使社会日趋完美，那么时间、奖励、勋章、十字勋章和蒙松奖章还有什么用呢？人除非能学得像上帝那样既能破坏又能创造，否则他决称不上为完美，他的确知道如何去破坏，但这只不过是全部路程的一半而已。”
“那么说，”维尔福夫人接着说道，她老是把话头拉回到她的题目上来，“近代戏剧和传奇小说中把故事都完全弄错了，凡是博尔吉亚、梅迪契、路易吉里斯，以及后来德邻克男爵所用的毒药……”
“这些毒药都是工艺品哪，夫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伯爵说道，“您认为真正的学者只是平平庸庸地与人打交道吗？不是的。科学喜欢反复试验、力量比较和异想天开，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譬如说，关于这一点，我刚才对您提到的那位杰出的阿德尔蒙特神甫就作过惊人的试验。”
“真的！”
“是的，我可以讲一件给您听听。他有一个极好的花园，里面种满了蔬菜、花草和果树。在这些蔬菜之中，他挑选那最简单的，譬如一棵椰菜。然后他就用砒霜的蒸馏水浇灌这棵椰菜，一连浇了三天，到第二天时，那椰菜开始萎黄了。于是他把它割下来。在别人看来，它的外表是很完好的，似乎是适宜于上餐桌的。只有阿德尔蒙特神甫知道它已中了毒。于是他拿着那棵椰菜到了兔房里。因为阿德尔蒙特神甫像搜集蔬菜花果一样，也搜集兔子、猫和豚鼠。好了，阿德尔蒙特神甫捉出了一只兔子，喂了它一片椰菜叶，那只兔子便死了。对于这件事，一位法官会出来反对，或甚至暗示其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哪位检察官曾因为兔子、猫或豚鼠的被杀而控告过一位生物学家呢？从来没有。所以，那只兔子虽然死了，但法律并没有给以重视。这只兔子死了以后，阿德尔蒙特神甫就叫他的厨子把它的内脏挖出来，扔在了垃圾堆里，这堆垃圾上有一只母鸡，它啄食了这些内脏，于是也生起病来，第二天也死了。而当它正在作临死挣扎的时候，有一只秃鹫飞了过来，阿德尔蒙特所住的那个地方秃鹫是很多的，这只鸟冲下来抓住了死鸡，把它带到了一块岩石上，就在那儿把它的猎物给吃了。这只可怜的秃鹫自从那顿进食后就经常难受，三天后它正于高天翱翔之际，忽感一阵头晕目眩，在空中乱翻起来，重重地坠进人家的鱼塘。白斑狗鱼、鳗鱼和海鳝又贪婪地大吃一顿，您是知道的，它们对秃鹫又咬又嚼。好啦，假想第二天仆人给您的餐桌上端来第四代中毒的那条鳗鱼，那条白斑狗，那条海鳝，您的客人将是第五代中毒对象了。他肠胃中毒，心脏染疾，幽门溃烂，忍受八至十天的痛苦折磨后，他也死去了。医生解剖尸体后说：‘这个人死于肝肿瘤或伤寒病！’”
“但是”维尔福夫人说道，“您所说的这种情形是一种环环相扣的情形，只要略微发生一点意外，整个链环就会被打断，当时也许并没有秃鹫飞过，其中一环也许会落在鱼塘以外一百码的某个地方。”
“啊，那就是天意了。在东方，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药物学家，就必须能计算阴阳，这也是得学会的。”
维尔福夫人出现了一副深思的样子，可是依旧在小心地倾听着。“但是，”她突然大声说道，“砒霜是不能消除或灭迹的呀，不管用什么方法吸收它，只要到了足以致死的分量，动物的身体里总是还能找到它的。”
“正是如此，”基督山大声说道，“正是如此，我也曾这样对那可敬的阿德尔蒙特说过。他想了想，微笑了一下，回答了我一句西西里的谚语，我相信法国也有这句谚语：‘我的孩子，世界不是在一天之内造成的，创造世界还得七天呢。星期天再来吧。’
“到了下一个星期天，我又去了；这回，他不再用砒霜浇灌卷心菜了，而是用学名叫蛇藤属马钱子的马钱子碱（即士的宁）基盐溶液去浇灌。这次，卷心菜看上去一点没病，因此兔子也毫不疑惧；不过，五分钟过后兔子死了；母鸡啄了死兔子，次日也一命归天。这时我们代替秃鹫，带走了母鸡，为它解剖。这一回，所有异常症状都消失了，只留下一般病兆。在它的所有的器官里没有任何特殊的病征。只有神经系统紊乱而已，是脑溢血的迹象，仅此而已。看来母鸡不是被毒死的，它死于中风。我当然清楚，这种情况发生在母鸡身上是罕见的，但人生这种病却非常普通。”
维尔福夫人似乎愈来愈陷入了沉思。“幸亏，”她说道，“这种东西只有药物学家才能配制，否则的话，真的，世界上这一半人可要把那一半的人都毒死啦。”
“药物学家或对药物学感兴趣的人都可以配制。”基督山随随便便地说道。
“可是，”维尔福夫人说道，她在做拼命的挣扎，想摆脱她心里的某种念头，“不论手段多么高明，犯罪总是犯罪，即使能避免人类的查究，也逃不过上帝的眼睛。在良心这个问题上，东方人比我们强，他们很有远见地在他们的信仰里取消了地狱，那可是和我们不同的地方。”
“哦！夫人，在像您这样高尚的人的头脑里有这种顾虑是非常自然的，可是一经分析，这种顾虑也就毫无根据啦。人类思想的丑恶的一面可以用让·雅克·卢梭的这一句话来总结，您无疑也是知道的：‘在五千里外举一举手指头便能杀死一个满清的大官。’人的一生就是在干这一类事情上度过的，他们殚精竭虑，尽在想这些方法了。真的傻乎乎地去把刀子插进同类的心脏，或是为了把他从地球上消灭掉，让他服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定数量的砒霜的人是极少的。那样做真是怪诞和痴呆的行为了。要做这种事，血温一定会高到三十六度，而脉搏至少也要到每分钟九十次，情绪也会因此兴奋得超出一般的限度。但假如，像我们在语言学上所下的工夫那样，把那两个字换成字面比较温和的同义词，您只是‘除掉’了一个人，假如您不是犯卑鄙的暗杀罪而只是除掉一个挡在您前进的路上的人，不必用暴力，不必心惊肉跳，不会产生痛苦，使牺牲者大受折磨，假如不发生流血，没有呻吟，没有痉挛般的挣扎，总之，没有那种立刻发生的可怕的情形，那么，您就可以逃脱人类的法律的制裁，因为法律只对您说：‘不要扰乱社会！’这种事情，在东方各国就是这样的，那儿的人天性庄重冷静，在考虑一件事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们对于时间是不去注意的。”
“可是良心上还是痛苦的呀！”维尔福夫人用一种激动的声音说道，胸口里虽闷着一口气，但却喘不上来。
“不错，”基督山答道，“不错，幸好还有良心，要是没有它，人就更加不幸了。在每一次稍微过头的行动之后，还是良心在拯救我们，因为良心为我们提供上千条理由和充分的谅解，在这上千条的谅解中，我们自己是唯一的裁判。但是，不论这些理由对于催人安眠能产生多妙的作用，到了法庭面前却很少能救我们的性命。譬如说，理查三世在害死了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孩子以后，他的良心就对他起了极妙的作用。的确，他可以如是说：‘这两个孩子是一个残忍嗜杀成性的国王生的，他们已遗传了他们的父亲的恶习，这一点，只有我能够从他们幼年的习性上觉察出来，而我要促使英国人民得到更大的幸福，这两个孩子就成了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为他们无疑会伤害英国人民的。’当麦克白斯夫人为她的儿子——不管莎士比亚怎么说，那绝不是为她的丈夫——设法弄到一个王位的时候，也正是她的良心安慰了她。啊，母爱是一个如此伟大的美德，一个如此强大的动力，它会原谅许多事情；所以，邓肯死后，麦克白斯夫人因失去了良心才显出非常痛苦。”
这一番话，伯爵是以他那特有的讽刺而又很直率的口吻讲出来的，维尔福夫人贪婪地倾听着这些令人胆寒的格言和可怕的怪论。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她说道：“您知不知道，伯爵先生，您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辩论家，而且是戴着一副多少有点不协调的眼镜来观察这个世界的？那么，这是否因为您是从蒸馏器和坩埚上来研究人类的呢？因为您总是正确的，您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药物学家，您用来医治我儿子的那种仙丹几乎是立刻就把他救活了过来……”
“噢，请不要相信那种药，夫人，”基督山说，“一滴那种药足可救活快要死的人，但三滴就会催动血液流进肺，使他心跳过速；六滴会使他停止呼吸，造成比他原来更严重的昏厥，十滴就使他丧命。您知道，夫人，这就是为什么当您孩子不小心去摸那瓶子，我是怎样立刻把他挡开的。”
“那么，它真是这样可怕的一种毒药吗？”
“噢，不！首先，我们得同意：毒药这两个字是不存在的，因为最毒的毒药在制造的时候，原也是当药物来用的，只要能按照它正确的用法行事，它就是一种有益的良药。”
“那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是我的朋友，给那位可敬的阿德尔蒙特神甫所配制的一种妙药，其用法也是他教给我的。”
“噢，”维尔福夫人说道，“它一定是一种妙极了的镇静剂吧。”
“其效力是完全靠得住的，夫人，这您也是见过的了，”伯爵答道，“我常常用它，但用得极其小心，当然，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他微笑着加上了最后这一句话。
“我相信，”维尔福夫人以同一种强调说，“我这个人很容易神经质，动不动就昏倒；我真需要一位阿德尔蒙特式的好大夫，为我发明一些吸收畅快、镇定神经的药。我担心有一天我会窒息而死的。但这种东西在法国很难找到，而您那位神甫有不可能肯为我来巴黎，所以我只好使用布朗什先生的镇静剂了，薄荷精和霍夫曼药水对我也很有用。瞧，这就是我找人专门制造的药锭，药性是加倍的。”
基督山打开了那年轻妇人递给他的那只玳瑁盒子，嗅了嗅那些药丸的气味，脸上的神态表明他虽是一个业余药剂师，却完全了解这些药的成分。“它们的确很精致，”他说道，“只是它们必须要吞下去才能奏效，而一个快要晕倒的人，却常常无法做到这一步，所以我还是宁愿用我自己的那种特效药。”
“当然啰，我也想用那种药，因为我已经见过它的神奇功效了。但那当然是一种秘密，我绝不会这样冒失地向您要来用的。”
“可我，”基督山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我却很愿意把它送给您。”
“噢，先生！”
“只是要记住一点：量少才是良药，量大便成了毒药。一滴可以救命，这是您亲眼目睹过的，五六滴却不可避免地会置人死地，尤其可怕的是，如果把它倒在一杯酒里，它是丝毫不会影响酒的气味的。我不再多说了，夫人，这真像是我在劝您了。”
时钟敲六点半了，仆人进来通报说有一位太太来访。她是维尔福夫人的一位朋友，是来和她一起吃饭的。
“如果我已经有幸见过您三四回，伯爵先生，而不是才第二回，”德·维尔福夫人说道，“假如我有幸是您的受恩人的话，我就会坚持留您吃饭了，而且也许不会第一次开口就让您回绝的。”
“万分感谢，夫人，”基督山答道，“但我有一个不能失信的约会：我答应要陪一位相识的希腊公主到皇家戏院去，她从来没看过你们那种富丽堂皇的歌剧，要我陪她去见识一下。”
“那么，再会了，先生，别忘了我的药方。”
“啊，说实话，夫人，要忘掉那个药方，我就必须先得忘掉我和您这整个一小时的谈话，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基督山躬身致敬，走出房门。德·维尔福夫人仍在出神地想着。
“真是一个怪人，”她说道，“在我看来，他的教名怕是就叫阿德尔蒙特。”
基督山呢，结果已经大大超过他的预料。
“好啊！”他边走边说道，“这是一块沃土，我相信把种子撒在上面是不会结不出果子来的。”
次日，他信守诺言，把所要的药方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