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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年的漕赋。若是这样,今年当不会再有漕船入京了,却不知为什么,这漕船在下看来,一点不少。而且还要赶在二月中旬往京城走呢?这再往北去,只怕有些河道还未能完全化冻啊?”
武亿想想,叹道:“伯元,你毕竟为官日浅,漕务、州县之事,知之不多。这十余年间,庶政日渐困顿,苛捐杂税与日俱增,更何况做官的人又……老夫年轻时所见那个盛世,早就是过去了。普免钱粮,在老夫年轻那个时候,也曾有过,当时百姓是真的不用再多交粮了。可眼下,很多事都大不相同了。”
“这些漕船上的人,究竟怎么想,我不知道。但这番场景,我也见得多了。无非三种人,其一,乾隆五十九年,漕粮上便有了亏空,此番漕粮虽然普免,可还需补去年的缺,于是多征了这些。其二,今年漕粮虽然不用交了,可嘴里却说,万一来年荒歉,征收不及时,却又如何?却也不管明年荒歉与否,只先把这漕粮征了……唉,吏部那边,还得给这些人一个勤于任事的评语呢。还有,便是为了邀功,含糊其辞之辈了……”
阮元不解,问道:“这邀功先生前面说了,含糊其辞,却是怎么回事?”
武亿道:“这漕粮征收,历来有加耗一说,收一石漕粮,往往加征定例便是二三斗,有些地方推称雇船使人不易,还要再行加征。你看正赋是一石,或许有些地方,加耗也快到这个数了。这诏旨只说普免漕粮,又没说免的是正项还是加耗,有些地方便只免了正项,这加耗却照收不误……当然了,普免漕粮,本身总是个好事,总是少征了些粮,比一成不变好。”
杨吉也问道:“这些个混蛋,为了自己的顶子,百姓的命都只当作柴草吗?可为什么却是现在来运粮,现在北方只怕,有些河道还走不通呢。”
武亿不答,默默数着河上的漕船。钱大昕却道:“官场之上,欺瞒之弊早已有之,他们对下面是百般找理由搜刮,对上面,也有理由。眼下北上,有个最好的理由,便是去年漕粮,征收时多有耽搁,直到这一两个月,方才完数。也可以说,漕运河道,多有淤塞,是故晚行了几个月。总之理由是从来不会缺的,朝廷那边,却又能怎么办?智虑忠纯?竭诚为公?不辞辛劳?也只有这样回答了吧?”
武亿数完漕船,又道:“想来这一批漕船,总数却也不算多,若是明日后日,不再过船了,那说明百姓今年日子还能好些。若是越来越多,那这有漕赋的七省……唉……”
一行人想着,心里都不是滋味。所幸第二、三日,过来的漕船都不算多,看来还不是最糟糕的局面。
五日之后,聊城终于又有了去济南的客船。只是这日夜里,阮元却心思重重,他们一行住在聊城府学,府学里有个小院,阮元便在院子里找了把椅子,想着坐下看看夜空。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道:“伯元,睡不着啊?老夫看啊,你这才三十二,有些把持不定,也是常事。可是你以后呢?若是因为动情,伤了元气,只恐损了寿数。哈哈,伯元,你可还没有亲生孩子呢,你不希望儿子们还没长大,就没了爹爹吧?要说朝廷里的弊政,其实可不止一件两件呢。切记,着急不得,元气充足之时,安心思考一番便好,功夫在平时,不在一日两日。”阮元回头看时,却是钱大昕到了。
看钱大昕手上,还有个折椅,阮元连忙起身,向钱大昕拜道:“辛楣先生,不知先生大驾光临,却是我疏忽了。”说着,便要把自己的躺椅让给钱大昕。
钱大昕看着阮元,也不禁笑道:“伯元,我知道我若是不坐这个躺椅,你必然会更谦虚。好吧,今日我也不客气了,后面说正事要紧。”说罢,便坐上了躺椅,也不躺着,只是坐在其上,让阮元坐了折椅。
阮元看着钱大昕这般诙谐,知道不能再出谦辞,便坐在了钱大昕带来那折椅上,问道:“辛楣先生所言正事,却不知是什么了,还望先生赐教才是。”
钱大昕望着夜空,也不禁叹道:“伯元,眼下弊政确实不少,可若是想解决这些,却只得抽丝剥茧,从头开始才是。你说,若是这主政之人,都不愿意兴利除弊,你却又待如何?你心忧百姓,眼下这许多地方督抚藩臬,和你一样想法的,又有多少?”
阮元想想,也道:“先生所言甚是,只是这天下,八总督十六巡抚,这许多人,想一时调整过来,却哪有那么容易啊?”
钱大昕道:“伯元,眼下大清之疾,不在四肢躯干,而在腹心。你且想想,若是一个人,手足受了伤不能动弹,这样是否便救治不得了?不是,可若是一个人心中,全无自救之意,那再小的伤口,只怕也会化脓、溃烂,若是伤口原本就不小,那便会危及性命了。”
阮元也能猜出钱大昕所指,当是和珅,是故点头不言。
果然钱大昕续道:“想着你我进京那年,和珅升了大学士,到今年,正好十年了。十年的时间,多少敢言直谏之士,报国无门。多少逢迎贿赂之人,得迁高位。也就是这一两年来,天下暂无大事,若是有了大事,这些逢迎谄媚之人,却又能有什么作为啊?”
可接下来钱大昕的话,却让阮元不禁动容:“若只是那些德薄无行之人,贿赂公行,倒也罢了。其实老夫最不愿看到的,是你我一般的读书治学之人,竟也开始,渐渐对和珅有所进献了。若是老夫不认识的人,老夫装作看不见就是,可这其中一人……唉,就是当今的山东巡抚,毕秋帆啊!其实当日他请老夫与他一道参修通鉴,老夫便存了这个疑虑,一时未往。后来想着修史之事,不能因小失大,又想着你也在山东,才如此过来。可不想今年一过年,他竟也给和珅备了那许多礼物……那一日,老夫也是第一次,和秋帆他争辩了半日……”毕沅字秋帆,钱大昕这里是以字称之。
阮元之前对毕沅向和珅送礼之事,也有耳闻,可这日听钱大昕说了,才知道这是千真万确,也不禁安慰他道:“先生,我与毕大人也见过面的,看毕大人神情爽朗,不觉得他是虚伪之人。或许……其中另有隐情,也说不定呢。”
钱大昕道:“或许是吧……当日我也曾和他激辩,他说他给和珅送礼,只是为了让和珅放松警惕,不再为难自己。老夫便质问他,若是做官都要似你这番反复捉摸,那这官你不做了,辞官回乡最好!也省得在和珅面前,受这许多气。可他却说……却说这《续资治通鉴》,他已致力其中二十年之久,宋辽金元史事原本芜杂繁多,他督抚任上又有俗务,却是如何编修至此?便是因督抚一任,有万两以上的养廉银,他自己将不急之务裁抑一些,便有了银子,遍请名士参与其中。若是没了这笔进项,他又哪有财力编定这二百余卷的巨著去?还说……俯仰平生任侠名,峥嵘身世剑孤横。渊深峻岳空今古,二十年前心已平……老夫想来,他也是万不得已,才不得不如此吧……或许,这天下为官士人,风气败坏至此,或许老夫也有过错。”
钱大昕当日与毕沅激辩之事,他虽说了这些给阮元听,却没有告诉他,那日毕沅以续修通鉴之事相辩,后面还有几句话:
“辛楣,你我都清楚,司马温公《通鉴》修成之后,整整七百年,再无上等的《通鉴》续作了!宋辽金元四史,原本繁杂不易修订取舍,若是拿不出二十年心血,寻得一批精于史事的士人详加修订,这书是修不出的!辛楣,我知你治史一生,一个最大心愿便是重修《元史》,可你一个人辛苦修了这大半辈子,到了现在,也只完成了一半。我若没有这许多人力财力可用,又怎么修出这部《续资治通鉴》来?若是这书最后得以修成,使治史的士人免了终日研读四史之苦,这难道不是大功一件吗?辛楣,我想,这也是你的心愿吧?”
钱大昕一生治史,一向有两个心愿,一是重修《元史》,二是续修《资治通鉴》。可他学问繁杂,用于修史上的时间其实有限,终其一生,《元史》一事也只完成了一些补充的表志和部分列传,这个心愿终是未能达成。直到民国时学者柯劭忞修订《新元史》,有清二百余年学人续修之愿,方才圆满。可时过境迁,随着近代史学的发展,初始史料的价值开始得到加倍重视,旧有那部被清代学者看不起的《元史》,反倒成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史料,重修元史一事,反倒显得不再重要了。
但不管日后发展如何,至少这个时候,钱大昕一直以《元史》未成为憾。反倒是自己时常不满,逢迎于和珅的毕沅,完成了自己另一个心愿。而且毕沅续修的《续资治通鉴》,他已然全部看过,这书于史料裁剪取舍之间,颇为精当,语言也算精炼,不失为一部优秀的通鉴续作。想到这里,他也不忍心再批评毕沅,只是叹了叹气,便即离去。想来自己与武亿不同,是个心有拘执之人,面对少年时立下的这番志愿,自己竟是有些抬不起头来。
想到这里,也只好和阮元说:“伯元,秋帆那个人,你在学术上与他多加探讨,必有进益。至于其他,就不要效仿了。”
年一年的漕赋。若是这样,今年当不会再有漕船入京了,却不知为什么,这漕船在下看来,一点不少。而且还要赶在二月中旬往京城走呢?这再往北去,只怕有些河道还未能完全化冻啊?”
武亿想想,叹道:“伯元,你毕竟为官日浅,漕务、州县之事,知之不多。这十余年间,庶政日渐困顿,苛捐杂税与日俱增,更何况做官的人又……老夫年轻时所见那个盛世,早就是过去了。普免钱粮,在老夫年轻那个时候,也曾有过,当时百姓是真的不用再多交粮了。可眼下,很多事都大不相同了。”
“这些漕船上的人,究竟怎么想,我不知道。但这番场景,我也见得多了。无非三种人,其一,乾隆五十九年,漕粮上便有了亏空,此番漕粮虽然普免,可还需补去年的缺,于是多征了这些。其二,今年漕粮虽然不用交了,可嘴里却说,万一来年荒歉,征收不及时,却又如何?却也不管明年荒歉与否,只先把这漕粮征了……唉,吏部那边,还得给这些人一个勤于任事的评语呢。还有,便是为了邀功,含糊其辞之辈了……”
阮元不解,问道:“这邀功先生前面说了,含糊其辞,却是怎么回事?”
武亿道:“这漕粮征收,历来有加耗一说,收一石漕粮,往往加征定例便是二三斗,有些地方推称雇船使人不易,还要再行加征。你看正赋是一石,或许有些地方,加耗也快到这个数了。这诏旨只说普免漕粮,又没说免的是正项还是加耗,有些地方便只免了正项,这加耗却照收不误……当然了,普免漕粮,本身总是个好事,总是少征了些粮,比一成不变好。”
杨吉也问道:“这些个混蛋,为了自己的顶子,百姓的命都只当作柴草吗?可为什么却是现在来运粮,现在北方只怕,有些河道还走不通呢。”
武亿不答,默默数着河上的漕船。钱大昕却道:“官场之上,欺瞒之弊早已有之,他们对下面是百般找理由搜刮,对上面,也有理由。眼下北上,有个最好的理由,便是去年漕粮,征收时多有耽搁,直到这一两个月,方才完数。也可以说,漕运河道,多有淤塞,是故晚行了几个月。总之理由是从来不会缺的,朝廷那边,却又能怎么办?智虑忠纯?竭诚为公?不辞辛劳?也只有这样回答了吧?”
武亿数完漕船,又道:“想来这一批漕船,总数却也不算多,若是明日后日,不再过船了,那说明百姓今年日子还能好些。若是越来越多,那这有漕赋的七省……唉……”
一行人想着,心里都不是滋味。所幸第二、三日,过来的漕船都不算多,看来还不是最糟糕的局面。
五日之后,聊城终于又有了去济南的客船。只是这日夜里,阮元却心思重重,他们一行住在聊城府学,府学里有个小院,阮元便在院子里找了把椅子,想着坐下看看夜空。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道:“伯元,睡不着啊?老夫看啊,你这才三十二,有些把持不定,也是常事。可是你以后呢?若是因为动情,伤了元气,只恐损了寿数。哈哈,伯元,你可还没有亲生孩子呢,你不希望儿子们还没长大,就没了爹爹吧?要说朝廷里的弊政,其实可不止一件两件呢。切记,着急不得,元气充足之时,安心思考一番便好,功夫在平时,不在一日两日。”阮元回头看时,却是钱大昕到了。
看钱大昕手上,还有个折椅,阮元连忙起身,向钱大昕拜道:“辛楣先生,不知先生大驾光临,却是我疏忽了。”说着,便要把自己的躺椅让给钱大昕。
钱大昕看着阮元,也不禁笑道:“伯元,我知道我若是不坐这个躺椅,你必然会更谦虚。好吧,今日我也不客气了,后面说正事要紧。”说罢,便坐上了躺椅,也不躺着,只是坐在其上,让阮元坐了折椅。
阮元看着钱大昕这般诙谐,知道不能再出谦辞,便坐在了钱大昕带来那折椅上,问道:“辛楣先生所言正事,却不知是什么了,还望先生赐教才是。”
钱大昕望着夜空,也不禁叹道:“伯元,眼下弊政确实不少,可若是想解决这些,却只得抽丝剥茧,从头开始才是。你说,若是这主政之人,都不愿意兴利除弊,你却又待如何?你心忧百姓,眼下这许多地方督抚藩臬,和你一样想法的,又有多少?”
阮元想想,也道:“先生所言甚是,只是这天下,八总督十六巡抚,这许多人,想一时调整过来,却哪有那么容易啊?”
钱大昕道:“伯元,眼下大清之疾,不在四肢躯干,而在腹心。你且想想,若是一个人,手足受了伤不能动弹,这样是否便救治不得了?不是,可若是一个人心中,全无自救之意,那再小的伤口,只怕也会化脓、溃烂,若是伤口原本就不小,那便会危及性命了。”
阮元也能猜出钱大昕所指,当是和珅,是故点头不言。
果然钱大昕续道:“想着你我进京那年,和珅升了大学士,到今年,正好十年了。十年的时间,多少敢言直谏之士,报国无门。多少逢迎贿赂之人,得迁高位。也就是这一两年来,天下暂无大事,若是有了大事,这些逢迎谄媚之人,却又能有什么作为啊?”
可接下来钱大昕的话,却让阮元不禁动容:“若只是那些德薄无行之人,贿赂公行,倒也罢了。其实老夫最不愿看到的,是你我一般的读书治学之人,竟也开始,渐渐对和珅有所进献了。若是老夫不认识的人,老夫装作看不见就是,可这其中一人……唉,就是当今的山东巡抚,毕秋帆啊!其实当日他请老夫与他一道参修通鉴,老夫便存了这个疑虑,一时未往。后来想着修史之事,不能因小失大,又想着你也在山东,才如此过来。可不想今年一过年,他竟也给和珅备了那许多礼物……那一日,老夫也是第一次,和秋帆他争辩了半日……”毕沅字秋帆,钱大昕这里是以字称之。
阮元之前对毕沅向和珅送礼之事,也有耳闻,可这日听钱大昕说了,才知道这是千真万确,也不禁安慰他道:“先生,我与毕大人也见过面的,看毕大人神情爽朗,不觉得他是虚伪之人。或许……其中另有隐情,也说不定呢。”
钱大昕道:“或许是吧……当日我也曾和他激辩,他说他给和珅送礼,只是为了让和珅放松警惕,不再为难自己。老夫便质问他,若是做官都要似你这番反复捉摸,那这官你不做了,辞官回乡最好!也省得在和珅面前,受这许多气。可他却说……却说这《续资治通鉴》,他已致力其中二十年之久,宋辽金元史事原本芜杂繁多,他督抚任上又有俗务,却是如何编修至此?便是因督抚一任,有万两以上的养廉银,他自己将不急之务裁抑一些,便有了银子,遍请名士参与其中。若是没了这笔进项,他又哪有财力编定这二百余卷的巨著去?还说……俯仰平生任侠名,峥嵘身世剑孤横。渊深峻岳空今古,二十年前心已平……老夫想来,他也是万不得已,才不得不如此吧……或许,这天下为官士人,风气败坏至此,或许老夫也有过错。”
钱大昕当日与毕沅激辩之事,他虽说了这些给阮元听,却没有告诉他,那日毕沅以续修通鉴之事相辩,后面还有几句话:
“辛楣,你我都清楚,司马温公《通鉴》修成之后,整整七百年,再无上等的《通鉴》续作了!宋辽金元四史,原本繁杂不易修订取舍,若是拿不出二十年心血,寻得一批精于史事的士人详加修订,这书是修不出的!辛楣,我知你治史一生,一个最大心愿便是重修《元史》,可你一个人辛苦修了这大半辈子,到了现在,也只完成了一半。我若没有这许多人力财力可用,又怎么修出这部《续资治通鉴》来?若是这书最后得以修成,使治史的士人免了终日研读四史之苦,这难道不是大功一件吗?辛楣,我想,这也是你的心愿吧?”
钱大昕一生治史,一向有两个心愿,一是重修《元史》,二是续修《资治通鉴》。可他学问繁杂,用于修史上的时间其实有限,终其一生,《元史》一事也只完成了一些补充的表志和部分列传,这个心愿终是未能达成。直到民国时学者柯劭忞修订《新元史》,有清二百余年学人续修之愿,方才圆满。可时过境迁,随着近代史学的发展,初始史料的价值开始得到加倍重视,旧有那部被清代学者看不起的《元史》,反倒成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史料,重修元史一事,反倒显得不再重要了。
但不管日后发展如何,至少这个时候,钱大昕一直以《元史》未成为憾。反倒是自己时常不满,逢迎于和珅的毕沅,完成了自己另一个心愿。而且毕沅续修的《续资治通鉴》,他已然全部看过,这书于史料裁剪取舍之间,颇为精当,语言也算精炼,不失为一部优秀的通鉴续作。想到这里,他也不忍心再批评毕沅,只是叹了叹气,便即离去。想来自己与武亿不同,是个心有拘执之人,面对少年时立下的这番志愿,自己竟是有些抬不起头来。
想到这里,也只好和阮元说:“伯元,秋帆那个人,你在学术上与他多加探讨,必有进益。至于其他,就不要效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