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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无意违法乱纪。甘罗一心求个活路，两人在南阳这块地方有一致的利益诉求，当然能建立一种最起码的信任。
有了这种最起码的信任，再加上对未来形势的一致预测，君相两人肯定要通力合作。咸阳宫拿出来的是阳谋，利用形势的发展堂堂正正地拿下武烈侯，让武烈侯死无怨言；蓼园的对策同样是阳谋，但直到目前为止，宝鼎依旧没有具体的办法，甘罗同样一筹莫展。宝鼎好歹知道历史发展的轨迹，而甘罗甚至对南阳郡都所知有限，因此这场博弈刚一开始，蓼园就处于绝对下风。
宝鼎带着甘罗去拜见母亲。
以后甘罗就是封君府的“大管家”，封君府的大小事务包括内府事务都由甘罗一手掌控，这是君王赋予封君府相国的权力，封君府上上下下必须绝对遵从，否则就是违律。违律的后果很严重，轻则夺爵，重则判刑。君王和大秦律法的尊严绝对不容忤逆。
当然，在实际执行中肯定要大打折扣。封君是君，相是为君服务的臣子。尊卑主次不可能颠倒。再说，相是弱势一方，他的利益与封君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封君出事了，相肯定要倒霉，就算相提前奏报了中央，他还有一个监察不力的罪责。大秦律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连坐，因为连坐，无罪也有罪，所以相和封君一般都能和平相处，你好我好大家好，即使封君有一些小违律，但只要无关大局，相也会睁只眼闭只眼，视而不见，甚至还会主动配合一下。
封君事实上就是王国的小诸侯，封君的相包括封君府的主要官员虽然由中央委派，但因为他们不再是中府署的官员，所以俸禄都要由封君支付。谁付我工钱，我就给谁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再说，到了封君府，再想回到中央任职就比较难了，除非封君能上位，那大家可以水涨船高，鸡犬升天。否则一辈子就这样了，混吃等死，所以封君府的中央委派官员清一色都是“郁郁不得志”的人，这样的人到了封君府，他们对封君的态度可想而知了，当然是能巴结就巴结，尽量多捞些实惠。这种情况下，封君府的相即使想拉帮结派与封君抗衡都做不到，只能随大流，夹着尾巴做人了。
甘罗的选择，其实和所有封君府相国的选择一样，但唯一不同的是，他要为生存而挣扎，所以他和封君的利益尤其紧密，他不得不想方设法与封君走得更近，甚至成为封君的心腹。
甘罗大礼拜见白氏，态度极其恭敬。白氏早闻其名，也知道他是甘茂的后人，而甘茂当年被逼无奈逃离大秦，其中就有郿城“孟西白”的功劳。
白氏听家中长辈说过当年的恩怨，她非常同情甘茂的遭遇。甘茂出逃大秦后非常惨。西秦以各种办法威胁关东诸国，所以齐国不敢用他，楚国甚至一度想把他送还秦国，甘茂无奈之下逃到魏国，郁郁而终。甘茂在魏国期间结识了范睢。范睢到秦国出任丞相后，说服昭襄王赦免了甘茂的家人，并把甘茂的后人送回了楚国老家。
白氏对甘罗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加上对甘氏一家的同情，所以对甘罗非常热情，嘘寒问暖，聊了很长时间的家常。
甘氏在吕不韦的帮助下，重返咸阳，但世事无常，吕不韦倒了，甘氏随即又被打回原形，目前也就是聊以度日。甘罗发迹的时侯，门庭若市，然而世态炎凉，如今连个上门提亲的都没有。像甘氏这样的人家也是高不成低不就，甘茂至今还是孤家寡人一个。
白氏立即就上心了。宝鼎目前的处境，白氏心里很清楚，她也是忧心如焚，奈何找不到帮助儿子的办法。眼前这个甘罗关系到未来南阳局势的发展，如果能通过联姻把甘罗拉进蓼园一系，那对宝鼎的帮助就大了。白氏随即打算找个时间与儿子好好谈谈，假如儿子同意的话，她马上着手安排。
晚上夜宴的时侯，宝鼎把唐仰、司马昌、曝布、宗越、赵信等人介绍给了甘罗。众人得到宝鼎的暗示，与甘罗亲热寒暄。酒酣耳热之际。自然就谈到了开府的事。
自秦王政任命了封君府相国之后，武烈侯府就进入了筹建阶段，而主要筹建人当然是封君和相国。
大秦律法已经规定了封君府的府署架构，基本上就是沿袭中央府署架构，只不过官秩级别低，规模小而已。封君府有内外府的区别。内府当然是封君说了算，外府官长就是相国了，其府署组成仿照中央相国府而来，职权等同，司直、长史、征事、东西两曹掾等等属吏一应俱全。
开府的主要任务其实就是任命官员属吏。封君府的主要官员虽然由中央委派，但封君和相都有建议权。至于属吏，那就由封君和相来招募了，权力事实上都在他们两人手里。一般来说，为了避免出现架空封君或者架空相的事，双方各自都要招募一部分属吏。
公子宝鼎的封邑是整个南阳郡，既有封君的相，又有中央委派的郡守，两府同时管理一个地方，其中的矛盾可想而知了。若想避免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明确两府的职责，也就是谁说了算的问题。
秦王政在南阳同时设置守、相，其实意思很明确了，郡守府说了算。公子宝鼎刚刚提出以郡守府为主的建议。当即招来一片反对之声。甘罗沉默不语，他当然也不同意，但他不知道宝鼎的意图何在，所以很明智地选择了沉默。
守、相两府的权责，直接关系到封君的财富，而封君的财富又直接关系到封君属吏门客的利益，所以封君府当然没有理由主动退让，受制于郡守府。
依照大秦律，第九等五大夫爵以上就可以享受“食租税”的赏赐了。“食租税”和赏赐田亩完全不一样，赏赐田地，田地要自己耕种。而赏赐“食租税”多少户，就不用自己耕种，到时间去收租就行了，坐享其成。租税怎么收？总不能一家家去收，那情况太复杂了，所以“食租税”的租税，其实都由地方郡县代收，地方郡县再根据当年的收成，折算给“食租税”者。
这其中的名堂就大了，给多少都由郡县说了算。当然了，能“食租税”的都是权贵公卿，地方郡县哪敢得罪，即使砸锅卖铁也要凑足了，这也是攀附权贵的一条途径嘛，如此国库收入就受到了影响。这就是弊端，但没办法，如果让“食租税”者自己去收，会造成更大的弊端。
封君的最差一等就是“食租税”，没有固定的封邑，当然也就无须设置封君府了。
有封邑的封君，对其封邑有经济特权，一旦为了攫取财富而不管庶民的死活，那必然要出事，所以这样的封君必须设置相，由相来确保封君绝对遵从王国的统一法令，严格按照律法的规定来获取合法的财富，但封君和相可能“狼狈为奸”，为此地方郡县就成了制约封君违法乱纪的最后一道屏障。
以南阳郡为例，南阳郡守首先关心的是南阳郡的稳定，南阳庶民的生存状况，要优先完成中央下达的所有命令，而很多事中央未必会调拨钱粮，需要南阳郡自掏腰包。南阳郡所有田地的田租，商税，还有山泽之利，都是武烈侯的财富，如果把收缴田租、商税等等权力都授予南阳郡守。那南阳郡府必定要先扣除所有开支，剩下的才是武烈侯的财富。
假如中央把收缴田租、商税等等权力都授予相府，那相府必然在遵从王国统一法令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封君的财富，这是一种必然。在封君看来，南阳郡的财富都是我的，至于南阳郡的公共事务，当然由中央掏钱，难道你要我用私人的钱办公家的事？没有道理嘛。
这就是最直接的利益冲突，而其中利益之大，中央和封君都要争，最终看哪个厉害了。假如封君厉害，比如封君是朝堂上的大权贵，有实权，那封君相府就能在封邑独揽大权。封邑的郡县官长假如与相府抗衡，下场肯定很惨。反之，假如封君没... -->>
宝鼎无意违法乱纪。甘罗一心求个活路，两人在南阳这块地方有一致的利益诉求，当然能建立一种最起码的信任。
有了这种最起码的信任，再加上对未来形势的一致预测，君相两人肯定要通力合作。咸阳宫拿出来的是阳谋，利用形势的发展堂堂正正地拿下武烈侯，让武烈侯死无怨言；蓼园的对策同样是阳谋，但直到目前为止，宝鼎依旧没有具体的办法，甘罗同样一筹莫展。宝鼎好歹知道历史发展的轨迹，而甘罗甚至对南阳郡都所知有限，因此这场博弈刚一开始，蓼园就处于绝对下风。
宝鼎带着甘罗去拜见母亲。
以后甘罗就是封君府的“大管家”，封君府的大小事务包括内府事务都由甘罗一手掌控，这是君王赋予封君府相国的权力，封君府上上下下必须绝对遵从，否则就是违律。违律的后果很严重，轻则夺爵，重则判刑。君王和大秦律法的尊严绝对不容忤逆。
当然，在实际执行中肯定要大打折扣。封君是君，相是为君服务的臣子。尊卑主次不可能颠倒。再说，相是弱势一方，他的利益与封君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封君出事了，相肯定要倒霉，就算相提前奏报了中央，他还有一个监察不力的罪责。大秦律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连坐，因为连坐，无罪也有罪，所以相和封君一般都能和平相处，你好我好大家好，即使封君有一些小违律，但只要无关大局，相也会睁只眼闭只眼，视而不见，甚至还会主动配合一下。
封君事实上就是王国的小诸侯，封君的相包括封君府的主要官员虽然由中央委派，但因为他们不再是中府署的官员，所以俸禄都要由封君支付。谁付我工钱，我就给谁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再说，到了封君府，再想回到中央任职就比较难了，除非封君能上位，那大家可以水涨船高，鸡犬升天。否则一辈子就这样了，混吃等死，所以封君府的中央委派官员清一色都是“郁郁不得志”的人，这样的人到了封君府，他们对封君的态度可想而知了，当然是能巴结就巴结，尽量多捞些实惠。这种情况下，封君府的相即使想拉帮结派与封君抗衡都做不到，只能随大流，夹着尾巴做人了。
甘罗的选择，其实和所有封君府相国的选择一样，但唯一不同的是，他要为生存而挣扎，所以他和封君的利益尤其紧密，他不得不想方设法与封君走得更近，甚至成为封君的心腹。
甘罗大礼拜见白氏，态度极其恭敬。白氏早闻其名，也知道他是甘茂的后人，而甘茂当年被逼无奈逃离大秦，其中就有郿城“孟西白”的功劳。
白氏听家中长辈说过当年的恩怨，她非常同情甘茂的遭遇。甘茂出逃大秦后非常惨。西秦以各种办法威胁关东诸国，所以齐国不敢用他，楚国甚至一度想把他送还秦国，甘茂无奈之下逃到魏国，郁郁而终。甘茂在魏国期间结识了范睢。范睢到秦国出任丞相后，说服昭襄王赦免了甘茂的家人，并把甘茂的后人送回了楚国老家。
白氏对甘罗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加上对甘氏一家的同情，所以对甘罗非常热情，嘘寒问暖，聊了很长时间的家常。
甘氏在吕不韦的帮助下，重返咸阳，但世事无常，吕不韦倒了，甘氏随即又被打回原形，目前也就是聊以度日。甘罗发迹的时侯，门庭若市，然而世态炎凉，如今连个上门提亲的都没有。像甘氏这样的人家也是高不成低不就，甘茂至今还是孤家寡人一个。
白氏立即就上心了。宝鼎目前的处境，白氏心里很清楚，她也是忧心如焚，奈何找不到帮助儿子的办法。眼前这个甘罗关系到未来南阳局势的发展，如果能通过联姻把甘罗拉进蓼园一系，那对宝鼎的帮助就大了。白氏随即打算找个时间与儿子好好谈谈，假如儿子同意的话，她马上着手安排。
晚上夜宴的时侯，宝鼎把唐仰、司马昌、曝布、宗越、赵信等人介绍给了甘罗。众人得到宝鼎的暗示，与甘罗亲热寒暄。酒酣耳热之际。自然就谈到了开府的事。
自秦王政任命了封君府相国之后，武烈侯府就进入了筹建阶段，而主要筹建人当然是封君和相国。
大秦律法已经规定了封君府的府署架构，基本上就是沿袭中央府署架构，只不过官秩级别低，规模小而已。封君府有内外府的区别。内府当然是封君说了算，外府官长就是相国了，其府署组成仿照中央相国府而来，职权等同，司直、长史、征事、东西两曹掾等等属吏一应俱全。
开府的主要任务其实就是任命官员属吏。封君府的主要官员虽然由中央委派，但封君和相都有建议权。至于属吏，那就由封君和相来招募了，权力事实上都在他们两人手里。一般来说，为了避免出现架空封君或者架空相的事，双方各自都要招募一部分属吏。
公子宝鼎的封邑是整个南阳郡，既有封君的相，又有中央委派的郡守，两府同时管理一个地方，其中的矛盾可想而知了。若想避免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明确两府的职责，也就是谁说了算的问题。
秦王政在南阳同时设置守、相，其实意思很明确了，郡守府说了算。公子宝鼎刚刚提出以郡守府为主的建议。当即招来一片反对之声。甘罗沉默不语，他当然也不同意，但他不知道宝鼎的意图何在，所以很明智地选择了沉默。
守、相两府的权责，直接关系到封君的财富，而封君的财富又直接关系到封君属吏门客的利益，所以封君府当然没有理由主动退让，受制于郡守府。
依照大秦律，第九等五大夫爵以上就可以享受“食租税”的赏赐了。“食租税”和赏赐田亩完全不一样，赏赐田地，田地要自己耕种。而赏赐“食租税”多少户，就不用自己耕种，到时间去收租就行了，坐享其成。租税怎么收？总不能一家家去收，那情况太复杂了，所以“食租税”的租税，其实都由地方郡县代收，地方郡县再根据当年的收成，折算给“食租税”者。
这其中的名堂就大了，给多少都由郡县说了算。当然了，能“食租税”的都是权贵公卿，地方郡县哪敢得罪，即使砸锅卖铁也要凑足了，这也是攀附权贵的一条途径嘛，如此国库收入就受到了影响。这就是弊端，但没办法，如果让“食租税”者自己去收，会造成更大的弊端。
封君的最差一等就是“食租税”，没有固定的封邑，当然也就无须设置封君府了。
有封邑的封君，对其封邑有经济特权，一旦为了攫取财富而不管庶民的死活，那必然要出事，所以这样的封君必须设置相，由相来确保封君绝对遵从王国的统一法令，严格按照律法的规定来获取合法的财富，但封君和相可能“狼狈为奸”，为此地方郡县就成了制约封君违法乱纪的最后一道屏障。
以南阳郡为例，南阳郡守首先关心的是南阳郡的稳定，南阳庶民的生存状况，要优先完成中央下达的所有命令，而很多事中央未必会调拨钱粮，需要南阳郡自掏腰包。南阳郡所有田地的田租，商税，还有山泽之利，都是武烈侯的财富，如果把收缴田租、商税等等权力都授予南阳郡守。那南阳郡府必定要先扣除所有开支，剩下的才是武烈侯的财富。
假如中央把收缴田租、商税等等权力都授予相府，那相府必然在遵从王国统一法令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封君的财富，这是一种必然。在封君看来，南阳郡的财富都是我的，至于南阳郡的公共事务，当然由中央掏钱，难道你要我用私人的钱办公家的事？没有道理嘛。
这就是最直接的利益冲突，而其中利益之大，中央和封君都要争，最终看哪个厉害了。假如封君厉害，比如封君是朝堂上的大权贵，有实权，那封君相府就能在封邑独揽大权。封邑的郡县官长假如与相府抗衡，下场肯定很惨。反之，假如封君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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