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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肥？”
“就是说，从猪崽儿开始，四个月就能出栏了？”
“一般农户养的猪，怎么也得养个一两年吧？”
……
“如今国军已经退至武汉附近，纵然我们在武汉会战之中能够得胜，湖广一带也很难再成为我们的大粮仓。那么，在国统区，我们就只剩下了四川一个比较稳定的产粮大省。可就算是四川产粮多，还要不时的接济周边，比如陕西、甘肃、贵州、云南、广西以及前线。因为这些地方目前大都不能实现粮食自给，都需要政府补助。这对整个国家，对整个抗战形式而言是非常不利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身为大高院校的领导者，身为一批受过高等教育，视野开阔的人，我们应该主动去想办法解决……不要给我说什么政府，我相信在座的诸位都对那里的人和事感到厌烦，虽然我们还在拿着他们提供的薪水……”
“哈哈哈……”
秦卫的话再次引起了众人的笑声。大家突然发现，这个在一开始让大家有点儿看不顺眼的家伙其实还是很有趣的……当然，这是在秦卫刚才所提出的推广养殖业，并且表示愿意无偿将各种饲料配方拿出来之后才有的观感。这年头，大公无私的人还是很让人喜欢的，至少不会有人将之视为傻帽儿。
“至于为什么不去找政府，反而找这么一个机会，在诸位面前提起这些事，我相信大家心里应该也有了一个猜想。”众人笑过之后，秦卫又接着说道：“不错，我的想法就是借用各大院校的学生。当然不是让学生们停止学习来帮忙，而是希望能借用中学生、大学生善于学习，能够有效接受新事物的思维，而除此之外，就是借用大家的身份……读书人嘛，尤其是大学生，在国人面前都很自然地受着高人一等的目光……所以，由大中院校带头推广，我们的阻力将小得多。因为大家拥有相当的公信力。”
“这话有道理。大学生在普通老百姓中间确实享有极高的公信力，由大学生出面推广，阻力会小的多。但是小秦教授你想过没有，饲料的配置都需要些什么？肯定不只是找些东西往桶里一搅和就成了吧？”一直都没找到机会发言的段锡朋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他跟傅斯年是老同学，也是当年北京“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大游行的时候，傅斯年是总指挥，他则是其中一路的负责人。“火烧赵家楼”和“痛打陆宗祥”正是他这一路动的手，当然，他当时也很冷静，是阻止过动手的匡互生等人的，只可惜没能拦住。不过在五四运动最困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展现了其为人的沉毅勇敢，敢作敢为敢当。后来，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学习。回国后任武昌大学历史教授、广东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起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校长，现在则任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席，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段锡朋在“五·四”的时候虽然是学生领袖，其跟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却很差。起因也很简单，他曾于1927年1月发起成立了**，用以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宗旨，就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只是这样一个组织在成立后仅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催垮。
当然，这并不是说段锡朋就是一个绝对的坏人。相反，段锡朋是个相当关注民生的人。比如，他负责的工作需要一百二十个编制，可他只用了六十人。有人劝他，反正是为国家办事，花国家的钱，何必苦自己呢。段锡朋回答说:“老百姓太苦了。”
他身居高官，克勤克俭，兼爱百姓，口头禅就是“老百姓也得活得了啊！”。段锡朋自己努力工作，兢兢业业。触及工作开销，他爱惜老百姓的血汗钱，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即使身体不好，也从不利用职权，开方便之门。可以说，段锡朋无论在工作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都是一个苦行主义者。即使这样，他还不忘周济比他穷的朋友。因此，段锡朋深得朋友的爱戴，同时在教育和文化界的威望也很高，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会议也要请他来的原因。
“我的意思是要成立几家饲料加工厂，确实是需要一些机器。”秦卫并不知道段锡朋太多的事情，但他知道这位老兄在这一众学者教授里的地位很高，否则也不可能坐在傅斯年前面。所以，听到段锡朋的问话后，他没有迟疑，直接回答道。
“都是哪些机器，又大概需要多少钱？”段锡朋紧张地问道。刚刚秦卫的话让他的心里非常激动。因为通过秦卫的话，他找到了另一条可以大大缓解粮食压力的路子。虽然这个路子还只是一个画饼，可他相信秦卫没有说谎……敢在这么多学者教授面前说谎，除非这小子不是中国人，否则就别想在中国混了。而秦卫是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老蒋和戴笠可能会考虑一下，在座的诸位却是绝不会怀疑的。他们又不是特务。
“具体哪... -->>
“四月肥？”
“就是说，从猪崽儿开始，四个月就能出栏了？”
“一般农户养的猪，怎么也得养个一两年吧？”
……
“如今国军已经退至武汉附近，纵然我们在武汉会战之中能够得胜，湖广一带也很难再成为我们的大粮仓。那么，在国统区，我们就只剩下了四川一个比较稳定的产粮大省。可就算是四川产粮多，还要不时的接济周边，比如陕西、甘肃、贵州、云南、广西以及前线。因为这些地方目前大都不能实现粮食自给，都需要政府补助。这对整个国家，对整个抗战形式而言是非常不利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身为大高院校的领导者，身为一批受过高等教育，视野开阔的人，我们应该主动去想办法解决……不要给我说什么政府，我相信在座的诸位都对那里的人和事感到厌烦，虽然我们还在拿着他们提供的薪水……”
“哈哈哈……”
秦卫的话再次引起了众人的笑声。大家突然发现，这个在一开始让大家有点儿看不顺眼的家伙其实还是很有趣的……当然，这是在秦卫刚才所提出的推广养殖业，并且表示愿意无偿将各种饲料配方拿出来之后才有的观感。这年头，大公无私的人还是很让人喜欢的，至少不会有人将之视为傻帽儿。
“至于为什么不去找政府，反而找这么一个机会，在诸位面前提起这些事，我相信大家心里应该也有了一个猜想。”众人笑过之后，秦卫又接着说道：“不错，我的想法就是借用各大院校的学生。当然不是让学生们停止学习来帮忙，而是希望能借用中学生、大学生善于学习，能够有效接受新事物的思维，而除此之外，就是借用大家的身份……读书人嘛，尤其是大学生，在国人面前都很自然地受着高人一等的目光……所以，由大中院校带头推广，我们的阻力将小得多。因为大家拥有相当的公信力。”
“这话有道理。大学生在普通老百姓中间确实享有极高的公信力，由大学生出面推广，阻力会小的多。但是小秦教授你想过没有，饲料的配置都需要些什么？肯定不只是找些东西往桶里一搅和就成了吧？”一直都没找到机会发言的段锡朋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他跟傅斯年是老同学，也是当年北京“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大游行的时候，傅斯年是总指挥，他则是其中一路的负责人。“火烧赵家楼”和“痛打陆宗祥”正是他这一路动的手，当然，他当时也很冷静，是阻止过动手的匡互生等人的，只可惜没能拦住。不过在五四运动最困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展现了其为人的沉毅勇敢，敢作敢为敢当。后来，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学习。回国后任武昌大学历史教授、广东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起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校长，现在则任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席，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段锡朋在“五·四”的时候虽然是学生领袖，其跟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却很差。起因也很简单，他曾于1927年1月发起成立了**，用以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宗旨，就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只是这样一个组织在成立后仅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催垮。
当然，这并不是说段锡朋就是一个绝对的坏人。相反，段锡朋是个相当关注民生的人。比如，他负责的工作需要一百二十个编制，可他只用了六十人。有人劝他，反正是为国家办事，花国家的钱，何必苦自己呢。段锡朋回答说:“老百姓太苦了。”
他身居高官，克勤克俭，兼爱百姓，口头禅就是“老百姓也得活得了啊！”。段锡朋自己努力工作，兢兢业业。触及工作开销，他爱惜老百姓的血汗钱，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即使身体不好，也从不利用职权，开方便之门。可以说，段锡朋无论在工作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都是一个苦行主义者。即使这样，他还不忘周济比他穷的朋友。因此，段锡朋深得朋友的爱戴，同时在教育和文化界的威望也很高，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会议也要请他来的原因。
“我的意思是要成立几家饲料加工厂，确实是需要一些机器。”秦卫并不知道段锡朋太多的事情，但他知道这位老兄在这一众学者教授里的地位很高，否则也不可能坐在傅斯年前面。所以，听到段锡朋的问话后，他没有迟疑，直接回答道。
“都是哪些机器，又大概需要多少钱？”段锡朋紧张地问道。刚刚秦卫的话让他的心里非常激动。因为通过秦卫的话，他找到了另一条可以大大缓解粮食压力的路子。虽然这个路子还只是一个画饼，可他相信秦卫没有说谎……敢在这么多学者教授面前说谎，除非这小子不是中国人，否则就别想在中国混了。而秦卫是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老蒋和戴笠可能会考虑一下，在座的诸位却是绝不会怀疑的。他们又不是特务。
“具体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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