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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不公不义，但想要动农民的利益也难。
农民稳，国家就稳，虽然历史已经改变，但至少五十年，这一直都将是中国的现实。
对商，韩立洪主张建立各行各业的商业协会，并赋予商业协会真正的权力，使之可以在国家律法允许的范围内抗衡官员，甚或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保证他们只要正当经营，就不会受到干扰。
在赋予商业协会权力的同时，商业协会也要承担责任，比如对国计民生影响极大的囤积居奇的行为，就要由各行各业的商业协会负责管理。
当然，如果它们管不好，随之就是政府的雷霆手段，而且，后果要由商业协会相应承担。
谈到商，总理问道：“立洪，你对苏联的国有化怎么看？”
韩立洪道：“苏联的国有化是计划经济，美国的私有化是市场经济。抛开意识形态不论，这两种经济制度各有优缺点。”
总理听的很仔细。
“一种经济制度的好坏，实质上，就是整合匹配国家资源的效率问题。哪种制度整合匹配国家资源的效率高，那种制度就好，就是优越的。”
“计划经济是行政指令决定一切，市场经济是供求关系自动调节整合匹配国家资源。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组织力是市场经济国家比不了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如果决定正确，其效力要远远强于市场经济。但是，如果政策制定失误，也会得到执行，危害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比不了的。”
这时，总理问道：“立洪，你更看好哪一种？”
韩立洪道：“先生，实际上，区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还不是组织模式，而是需求模式。市场经济是真实的需求推动的，而计划经济往往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很难反应真实的需求。”
显然，韩立洪不看好计划经济。思索片刻，总理道：“事情都是人做的，立洪，可不可能把两种经济制度的优点结合起来呢？”
总理就是总理，韩立洪道：“先生，计划经济的缺点主要体现在民生上面，所以，这方面可以用市场经济来搞，而其他方面，比如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要抓在国家手里，再比如涉及民众整体福祉的东西，如教育、医疗也要以国家的力量来做，不能放任给社会。”
顿了顿，韩立洪又道：“先生，意识形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要做的是让国家强盛，让百姓安家乐业。当意识形态对此有促进作用时，我们就要意识形态，但不需要时，就要避免让意识形态影响到正确的决策。共产党讲究公平，但公平永远是相对的，如果追求公平会影响到国家的富强，那么，就要适当放弃一些这方面的追求。”
点了点头，总理又问道：“立洪，吏农工商，你为什么把工人阶级给漏掉了？”
这真是个难题。
工人是永远也干不过资本家的。
美国的工会很强大，各种福利一直高涨，福特汽车公司破产就是让工会给逼的，但没多久，工会就没什么脾气了。
你再闹，我得罪不起，但我可以走，当美国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工会的力量便迅速开始没落。
虽说中国的工人更通情达理，容易满足，但人是会变的，而在共产党的手底下搞工会，那还不是一飞冲天，很容易搞过头。
所以，韩立洪对这件事很谨慎，他想的不仅是现在，更是将来。
韩立洪道：“先生，由工人自己跟资本家争取权力，我认为还不如政府替工人出头更好，这可以避免双方的矛盾激化，又有效率。”
总理问道：“政府怎么管？”
韩立洪道：“可以通过商业协会来协调，也可以在某些方面做强制性的规定，比如制定各种劳动法规。”
这种做法更符合中国人做事的习惯，而实际上，在已经发生的历史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的问题，根子不在有没有工会，而在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一屁股坐在了资本家的炕头上，不仅不严格执行相应法规，还帮着资本家打压工人。
最后，谈到了干部问题，韩立洪提出要进行大规模干部交流，也就是黑神军的人去共产党里干，共产党的干部到黑神军这边来做事儿。
这种交流的好处不言而喻，总理很是欣慰。
五月一日，开国大典结束。
五月二日，总理签署了内阁第一号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外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废除所有各种形式的债务。
中央政府是虚位政府，内阁出台的政策虽然必须要得到议事局的多数赞同，但出台之后，对地方自治各省没有约束力，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否，各省自己决定。
对这个内阁第一号令，所有的自治省都是欢迎的，尤其是那些极有干系的省份，因为这让他们凭空有了和洋人讨价还价的机会。
华北方面，没什么好说的，洋人的特权这之前就已经被清除干净。
其他方面，广东、福建、上海等地都没什么动静，香港、澳门和上海的租界也都没什么变化，闹腾得最厉害的就要数湖北了。
湖北之所以闹的这么凶，主要是因为争权的关系，这既有湖北与蒋介石之争，也有湖北内部之争。
中华联邦成立，对蒋介石的打击可谓沉重之极，贵州、湖南、湖北、广东、陕西这些刚刚被蒋介石收拢不久的省份，自治风潮风起云涌，已成不可遏止之势。
统治这些地方，蒋介石靠…，一是他有大义的名分，二是是中央军，三是分化之功。
现在，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大义的名分，各省内部在驱蒋自治这件事上，意见绝对高度统一，分化已经没有丝毫可能，而只靠中央军想要继续控制各省，可能性极小。
武汉闹的这么凶，也有韩立洪的黑手，是他暗中指使把废除租界、废除外国特权最先当作口号喊出来的。
这就是政治正确，没有人可以阻挡，谁阻挡，谁就得被淘汰。
谁都不傻，人人跟风，于是，尽管很多人非常想跟列强来个暗中交易，但是，谁都没有办法，绝对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便成不可逆转之势。
新时代开启，黑神军控制的山东、河南、河北、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共产党控制的察哈尔、热河、内蒙自然领风气之先。
其他各省，涉及到老百姓的变化，即便有，也非常微小，但变化的因子也已在慢慢孕育。
相比于黑神军控制的地域，共产党控制的要少得多，但黑神军用了大量共产党的干部，而且极大一部分都是重要的关键岗位。
虽然黑神军的人也去共产党那边干，但一来人数严重不对等，而且，更没谁愿意去。
韩立洪这么做，黑神军内部自然会有不满，但不满也没辙，这些人根本没有说话的空间。
仅仅从自身利益而言，韩立洪不仅是农民誓死拥护的，也是广大基层官兵誓死拥护的。
农民有农民的智慧，他们很清楚，是韩立洪给了他们的这一切，所以，他们只相信韩立洪，别人说的再天花乱坠也没用。
对黑神军的广大基层官兵而言，他们的这种感情比农民要更深，更强烈。这一是因为韩立洪给他们的利益要超过给农民的，更是因为军人对韩立洪难以言说的崇拜。
所以，韩立洪在黑神军的地位稳如泰山，没有能够撼动，实际上，也没有人敢去这么做。
对于士兵的优厚待遇，韩立洪不是从自身的利益角度这么做的，而只是因为想这么做。
魏巍写过一篇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确实如此，魏巍赞颂的不仅仅是志愿军，也不仅仅是解放军，魏巍赞颂的是所有为了国家民族救亡图存而英勇战斗的中国军人。
士兵，不论是阵亡的，还是活着的，他们的家人在村子里的地位要高一等。
在新建的大村子里，分给每户村民的宅基地是一定的，而家里有当兵的，宅基地要比普通村民的大一半，有牺牲的烈属，他们的宅基地比普通村民大一倍。
不仅如此，烈属，国家免费给他们盖砖房；军属，国家提供无息贷款盖砖房。所以，在新建的村子里，盖砖房的几乎都是军烈属。
不过，农民对韩立洪也不是事事都满意，他们最不满意的就是政府留出了一大块土地没有全分给他们。
没有分下去的土地约占总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A
方政府不公不义，但想要动农民的利益也难。
农民稳，国家就稳，虽然历史已经改变，但至少五十年，这一直都将是中国的现实。
对商，韩立洪主张建立各行各业的商业协会，并赋予商业协会真正的权力，使之可以在国家律法允许的范围内抗衡官员，甚或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保证他们只要正当经营，就不会受到干扰。
在赋予商业协会权力的同时，商业协会也要承担责任，比如对国计民生影响极大的囤积居奇的行为，就要由各行各业的商业协会负责管理。
当然，如果它们管不好，随之就是政府的雷霆手段，而且，后果要由商业协会相应承担。
谈到商，总理问道：“立洪，你对苏联的国有化怎么看？”
韩立洪道：“苏联的国有化是计划经济，美国的私有化是市场经济。抛开意识形态不论，这两种经济制度各有优缺点。”
总理听的很仔细。
“一种经济制度的好坏，实质上，就是整合匹配国家资源的效率问题。哪种制度整合匹配国家资源的效率高，那种制度就好，就是优越的。”
“计划经济是行政指令决定一切，市场经济是供求关系自动调节整合匹配国家资源。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组织力是市场经济国家比不了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如果决定正确，其效力要远远强于市场经济。但是，如果政策制定失误，也会得到执行，危害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比不了的。”
这时，总理问道：“立洪，你更看好哪一种？”
韩立洪道：“先生，实际上，区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还不是组织模式，而是需求模式。市场经济是真实的需求推动的，而计划经济往往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很难反应真实的需求。”
显然，韩立洪不看好计划经济。思索片刻，总理道：“事情都是人做的，立洪，可不可能把两种经济制度的优点结合起来呢？”
总理就是总理，韩立洪道：“先生，计划经济的缺点主要体现在民生上面，所以，这方面可以用市场经济来搞，而其他方面，比如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要抓在国家手里，再比如涉及民众整体福祉的东西，如教育、医疗也要以国家的力量来做，不能放任给社会。”
顿了顿，韩立洪又道：“先生，意识形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要做的是让国家强盛，让百姓安家乐业。当意识形态对此有促进作用时，我们就要意识形态，但不需要时，就要避免让意识形态影响到正确的决策。共产党讲究公平，但公平永远是相对的，如果追求公平会影响到国家的富强，那么，就要适当放弃一些这方面的追求。”
点了点头，总理又问道：“立洪，吏农工商，你为什么把工人阶级给漏掉了？”
这真是个难题。
工人是永远也干不过资本家的。
美国的工会很强大，各种福利一直高涨，福特汽车公司破产就是让工会给逼的，但没多久，工会就没什么脾气了。
你再闹，我得罪不起，但我可以走，当美国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工会的力量便迅速开始没落。
虽说中国的工人更通情达理，容易满足，但人是会变的，而在共产党的手底下搞工会，那还不是一飞冲天，很容易搞过头。
所以，韩立洪对这件事很谨慎，他想的不仅是现在，更是将来。
韩立洪道：“先生，由工人自己跟资本家争取权力，我认为还不如政府替工人出头更好，这可以避免双方的矛盾激化，又有效率。”
总理问道：“政府怎么管？”
韩立洪道：“可以通过商业协会来协调，也可以在某些方面做强制性的规定，比如制定各种劳动法规。”
这种做法更符合中国人做事的习惯，而实际上，在已经发生的历史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的问题，根子不在有没有工会，而在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一屁股坐在了资本家的炕头上，不仅不严格执行相应法规，还帮着资本家打压工人。
最后，谈到了干部问题，韩立洪提出要进行大规模干部交流，也就是黑神军的人去共产党里干，共产党的干部到黑神军这边来做事儿。
这种交流的好处不言而喻，总理很是欣慰。
五月一日，开国大典结束。
五月二日，总理签署了内阁第一号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外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废除所有各种形式的债务。
中央政府是虚位政府，内阁出台的政策虽然必须要得到议事局的多数赞同，但出台之后，对地方自治各省没有约束力，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否，各省自己决定。
对这个内阁第一号令，所有的自治省都是欢迎的，尤其是那些极有干系的省份，因为这让他们凭空有了和洋人讨价还价的机会。
华北方面，没什么好说的，洋人的特权这之前就已经被清除干净。
其他方面，广东、福建、上海等地都没什么动静，香港、澳门和上海的租界也都没什么变化，闹腾得最厉害的就要数湖北了。
湖北之所以闹的这么凶，主要是因为争权的关系，这既有湖北与蒋介石之争，也有湖北内部之争。
中华联邦成立，对蒋介石的打击可谓沉重之极，贵州、湖南、湖北、广东、陕西这些刚刚被蒋介石收拢不久的省份，自治风潮风起云涌，已成不可遏止之势。
统治这些地方，蒋介石靠…，一是他有大义的名分，二是是中央军，三是分化之功。
现在，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大义的名分，各省内部在驱蒋自治这件事上，意见绝对高度统一，分化已经没有丝毫可能，而只靠中央军想要继续控制各省，可能性极小。
武汉闹的这么凶，也有韩立洪的黑手，是他暗中指使把废除租界、废除外国特权最先当作口号喊出来的。
这就是政治正确，没有人可以阻挡，谁阻挡，谁就得被淘汰。
谁都不傻，人人跟风，于是，尽管很多人非常想跟列强来个暗中交易，但是，谁都没有办法，绝对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便成不可逆转之势。
新时代开启，黑神军控制的山东、河南、河北、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共产党控制的察哈尔、热河、内蒙自然领风气之先。
其他各省，涉及到老百姓的变化，即便有，也非常微小，但变化的因子也已在慢慢孕育。
相比于黑神军控制的地域，共产党控制的要少得多，但黑神军用了大量共产党的干部，而且极大一部分都是重要的关键岗位。
虽然黑神军的人也去共产党那边干，但一来人数严重不对等，而且，更没谁愿意去。
韩立洪这么做，黑神军内部自然会有不满，但不满也没辙，这些人根本没有说话的空间。
仅仅从自身利益而言，韩立洪不仅是农民誓死拥护的，也是广大基层官兵誓死拥护的。
农民有农民的智慧，他们很清楚，是韩立洪给了他们的这一切，所以，他们只相信韩立洪，别人说的再天花乱坠也没用。
对黑神军的广大基层官兵而言，他们的这种感情比农民要更深，更强烈。这一是因为韩立洪给他们的利益要超过给农民的，更是因为军人对韩立洪难以言说的崇拜。
所以，韩立洪在黑神军的地位稳如泰山，没有能够撼动，实际上，也没有人敢去这么做。
对于士兵的优厚待遇，韩立洪不是从自身的利益角度这么做的，而只是因为想这么做。
魏巍写过一篇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确实如此，魏巍赞颂的不仅仅是志愿军，也不仅仅是解放军，魏巍赞颂的是所有为了国家民族救亡图存而英勇战斗的中国军人。
士兵，不论是阵亡的，还是活着的，他们的家人在村子里的地位要高一等。
在新建的大村子里，分给每户村民的宅基地是一定的，而家里有当兵的，宅基地要比普通村民的大一半，有牺牲的烈属，他们的宅基地比普通村民大一倍。
不仅如此，烈属，国家免费给他们盖砖房；军属，国家提供无息贷款盖砖房。所以，在新建的村子里，盖砖房的几乎都是军烈属。
不过，农民对韩立洪也不是事事都满意，他们最不满意的就是政府留出了一大块土地没有全分给他们。
没有分下去的土地约占总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