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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宥伦和周彗敏一进入酒会，顿时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大多数人是被周彗敏一袭清新典雅的鱼尾裙礼服所吸引，不过真正上得台面的那些人，目光却都落在了林宥伦身上。
在香港“以文致富”的文化人中，金镛、倪诓都是各中翘楚，但像林宥伦这样，年不满二十，坐拥数千万身家的人却是极其少见的。写出的小说在海外销出200多万册，仿若信手拈来的剧本部部票房火爆，仅凭这两点，林宥伦便已经坐实了“才子”的名头。
香港电影圈里编剧地位一直很低，剧本也很少能卖出高价，可自从林宥伦得了一个“千万编剧”的名头后，其他编剧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事实上林宥伦的剧本从来都不算是“卖”，而是以剧本“入伙”，最后拿票房分红。这件事圈子里的人大多都心里有数，可普通市民却不这么看，“千万编剧”的事迹经过口口相传和小报演绎，最后一个剧本卖一千万的说法反而成了言之凿凿的事实，让人哭笑不得。
香港的编剧只要一出名，大多都会转行自己做导演，而林宥伦却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一直和娱乐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所以大多数时候，大家都觉得他仍是一个文人。
应邀出席酒会的金镛就是这样的观点，沈宝新找不出什么理由反驳，只能跟着认同了这种说法，但心中始终对金镛的决定有些迟疑。
金镛对此行却抱有极大的信心，他站在远处观察了一会儿，等林宥伦和朋友打完招呼，又应付完那些攀交情的人，他便端着酒杯走了过去。
周彗敏跟着经纪人林小曼去了别处，王组贤在酒会上的应酬比林宥伦还多，林宥伦找不到说话的人，正准备找个安静的角落一个人坐坐，转身却看到一个和善可亲的老者，在儒雅气质的衬托下，显出一种不言而喻的身份。
“后辈晚生，见过金大侠！”林宥伦抱拳向金镛行了一礼，别具一格的见面方式让金镛不觉莞尔一笑，摆摆手说：“今天又不是英雄大会，你这一套我可吃不消。这里也没有外人，我们就以平辈论交吧。”
“查老先生是香港的文坛盟主，况且以后我还指望着在《明报》上继续写小说赚钱，你这么说可是折煞我了。”林宥伦这么说倒不是刻意恭维，香港的文化人多少都跟《明报》有过关系，所以金镛在香港的文化和出版界，隐然有“盟主”之地位。
香港经济学的教父级人物林山木曾在《明报》资料室做过资料员，经金镛赏识派往英国学习财经，后自立门户建立《信报》；以散文广受欢迎的作家张君默在《明报》做过记者小说家江之南曾经是《明报》的编辑，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记者。
而《明报》的专栏版在香港文化界更是极具江湖地位。大报低酬，仍然趋之者众。在《明报》开专栏已经成为香港文化人身份一种象征。
金镛呵呵笑道：“我好不容易才让郭靖守住了襄阳，可你倒好，直接让梁萧领着元军将南宋打了个底穿，既然我们都已经交过一次手了，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猜您来找我，肯定不是为了讨论小说故事的。”林宥伦没再坚持，不过语气依旧恭敬。
“林生对大陆如今的时局有何看法？”金镛出此一问，却是存了考校林宥伦的意思。
林宥伦并没有直接发表任何的观点，却先和金镛说了一个笑话：“有一次联合国召开会议，中国、美国和苏联的元首都坐车去会场，三辆车行驶到一个丁字路口，美国人朝左转，苏联人朝右转，司机请示后面的首长走哪条路，首长告诉他，打右灯，朝左转！”
金镛听完那位首长的回答当场就笑了，可很快他便收住了笑，仔细琢磨起了这个笑话里的深意，慢慢表情变得严肃了起来。
《明报》在60年代曾开辟“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满足香港人对大陆一无所知的需求，从此《明报》便以“言论独立”的形象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
尽管《明报》与金镛在有关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常被人讥笑为“机会主义者”和左摇右摆的“墙头草”，但进入八十年代《明报》已经发展成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分子报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明报》的社论一直对香港社会具有较大影响，不仅备受港英当局关注，甚至也受到内地和台湾的重视。
金镛一直在关注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很多香港人一样，金镛对这项政策能否长久执行心存疑虑，不过听林宥伦这个笑话里的意思，他对大陆的改革开放倒是很有信心。
这种事情除了等待时间检验，谁都不敢妄下结论，金镛原本只是想要试探林宥伦的态度，没想却听到了一个有趣的回答。
“我听说查老先生已经答应加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这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林宥伦收起玩笑的表情，神色肃整地说：“我知道基本法的制定，就是为了保证回归之后香港在大陆的体制下保持相对的独立地位，但我希望查老先生在草拟基本法时，也要考虑回归后香港和内地的沟通融合问题，不要等十年二十年以后，香港人依旧觉得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
一想到后世香港回归十余年，港人依旧对大陆有诸多排斥，林宥伦心中便觉有些悲哀。见金镛面露不解，他接着解释说：“港人治港的基本原则没有错，但基本法应该是一座桥梁而不是一堵墙。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若能一直持续下去，至少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都能够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而香港的地缘已经决定了，回归之后对大陆的依托性会越来越强，如果内心里就对这个国家缺乏归属感，回归后港人又将何以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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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宥伦和周彗敏一进入酒会，顿时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大多数人是被周彗敏一袭清新典雅的鱼尾裙礼服所吸引，不过真正上得台面的那些人，目光却都落在了林宥伦身上。
在香港“以文致富”的文化人中，金镛、倪诓都是各中翘楚，但像林宥伦这样，年不满二十，坐拥数千万身家的人却是极其少见的。写出的小说在海外销出200多万册，仿若信手拈来的剧本部部票房火爆，仅凭这两点，林宥伦便已经坐实了“才子”的名头。
香港电影圈里编剧地位一直很低，剧本也很少能卖出高价，可自从林宥伦得了一个“千万编剧”的名头后，其他编剧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事实上林宥伦的剧本从来都不算是“卖”，而是以剧本“入伙”，最后拿票房分红。这件事圈子里的人大多都心里有数，可普通市民却不这么看，“千万编剧”的事迹经过口口相传和小报演绎，最后一个剧本卖一千万的说法反而成了言之凿凿的事实，让人哭笑不得。
香港的编剧只要一出名，大多都会转行自己做导演，而林宥伦却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一直和娱乐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所以大多数时候，大家都觉得他仍是一个文人。
应邀出席酒会的金镛就是这样的观点，沈宝新找不出什么理由反驳，只能跟着认同了这种说法，但心中始终对金镛的决定有些迟疑。
金镛对此行却抱有极大的信心，他站在远处观察了一会儿，等林宥伦和朋友打完招呼，又应付完那些攀交情的人，他便端着酒杯走了过去。
周彗敏跟着经纪人林小曼去了别处，王组贤在酒会上的应酬比林宥伦还多，林宥伦找不到说话的人，正准备找个安静的角落一个人坐坐，转身却看到一个和善可亲的老者，在儒雅气质的衬托下，显出一种不言而喻的身份。
“后辈晚生，见过金大侠！”林宥伦抱拳向金镛行了一礼，别具一格的见面方式让金镛不觉莞尔一笑，摆摆手说：“今天又不是英雄大会，你这一套我可吃不消。这里也没有外人，我们就以平辈论交吧。”
“查老先生是香港的文坛盟主，况且以后我还指望着在《明报》上继续写小说赚钱，你这么说可是折煞我了。”林宥伦这么说倒不是刻意恭维，香港的文化人多少都跟《明报》有过关系，所以金镛在香港的文化和出版界，隐然有“盟主”之地位。
香港经济学的教父级人物林山木曾在《明报》资料室做过资料员，经金镛赏识派往英国学习财经，后自立门户建立《信报》；以散文广受欢迎的作家张君默在《明报》做过记者小说家江之南曾经是《明报》的编辑，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记者。
而《明报》的专栏版在香港文化界更是极具江湖地位。大报低酬，仍然趋之者众。在《明报》开专栏已经成为香港文化人身份一种象征。
金镛呵呵笑道：“我好不容易才让郭靖守住了襄阳，可你倒好，直接让梁萧领着元军将南宋打了个底穿，既然我们都已经交过一次手了，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猜您来找我，肯定不是为了讨论小说故事的。”林宥伦没再坚持，不过语气依旧恭敬。
“林生对大陆如今的时局有何看法？”金镛出此一问，却是存了考校林宥伦的意思。
林宥伦并没有直接发表任何的观点，却先和金镛说了一个笑话：“有一次联合国召开会议，中国、美国和苏联的元首都坐车去会场，三辆车行驶到一个丁字路口，美国人朝左转，苏联人朝右转，司机请示后面的首长走哪条路，首长告诉他，打右灯，朝左转！”
金镛听完那位首长的回答当场就笑了，可很快他便收住了笑，仔细琢磨起了这个笑话里的深意，慢慢表情变得严肃了起来。
《明报》在60年代曾开辟“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满足香港人对大陆一无所知的需求，从此《明报》便以“言论独立”的形象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
尽管《明报》与金镛在有关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常被人讥笑为“机会主义者”和左摇右摆的“墙头草”，但进入八十年代《明报》已经发展成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分子报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明报》的社论一直对香港社会具有较大影响，不仅备受港英当局关注，甚至也受到内地和台湾的重视。
金镛一直在关注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很多香港人一样，金镛对这项政策能否长久执行心存疑虑，不过听林宥伦这个笑话里的意思，他对大陆的改革开放倒是很有信心。
这种事情除了等待时间检验，谁都不敢妄下结论，金镛原本只是想要试探林宥伦的态度，没想却听到了一个有趣的回答。
“我听说查老先生已经答应加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这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林宥伦收起玩笑的表情，神色肃整地说：“我知道基本法的制定，就是为了保证回归之后香港在大陆的体制下保持相对的独立地位，但我希望查老先生在草拟基本法时，也要考虑回归后香港和内地的沟通融合问题，不要等十年二十年以后，香港人依旧觉得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
一想到后世香港回归十余年，港人依旧对大陆有诸多排斥，林宥伦心中便觉有些悲哀。见金镛面露不解，他接着解释说：“港人治港的基本原则没有错，但基本法应该是一座桥梁而不是一堵墙。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若能一直持续下去，至少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都能够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而香港的地缘已经决定了，回归之后对大陆的依托性会越来越强，如果内心里就对这个国家缺乏归属感，回归后港人又将何以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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