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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皇长子婚礼传买段一万二千七百余,约银十万多两;磁器口传二十三万五千件,约费二十余万两。
修浚三山口赵家圈等处,费二十四万多两;而各省直因为灾伤,欠段价料银一百二十四万五千两;又欠厨料银九万六千余两,积之亦既二千一百余万两。因边饷、官俸及军饷每年递增,导致太仓库入不敷出,以上所费均由内努补足。
除王德完奏陈外,其余支出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户部请拨内努百万两;另,二十九年工部以皇长子大婚及册封诸皇子,请拨内努三十五万两;三十一年,光禄寺以年例请拨内努三十九万两。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因北疆兵饷告急,拨发内帑一百二十一万两;三十二年,再拨边饷一百万两;四十四(1616)年,拨银三十万增九边边饷;四十六年(1618),因太仓不足,神宗以内努拨付边饷一百万两,后又追加边饷二百万两。
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九日,皇子(朱常洛)同意户部尚书李汝华所奏,以库银一百六十万两犒赏边军;泰昌元年(1620)八月初四,刑部尚书兼署工部尚书黄克缵上疏,请发库银二百万两修皇极殿,光宗允其请。以上,合计一千零八十五万两,具由内努拨付。
内努可支配收入虽为三千三百七十五万两,但综合以上两项支出合计,自万历二十年(1592)讨平宁夏哱拜开始,至天启元年(1621),内努一共支出三千一百八十五万两。扣支后,尚余银一百九十万两白银。再扣除历年奖赏,内努实际余银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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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最后一个字从孙元化唇边念出,众人虽坐在温暖如春的屋内,却感觉置身寒冬冰窖。朱由校沉默半响后,凄然笑道:“万历四十八(1620)年三月,神宗第三次下令加征全国田赋,时任巡按江西御史张铨,冒死谏止辽饷加赋。
他说,辽东为肩背天下为腹心,肩背患病,依靠腹心的血脉滋灌;如果腹心先溃烂,危亡必立至。竭天下之血以救辽东,辽东未必能救,而天下必先已危。为今之计,应当联络人心以固根本,不可剥民无已,一再加赋,扰乱天下,驱民致乱。
内庭库积如山,廷臣屡次请发内库银供辽东兵饷之用,陛下概置之不理,而对于加派之议,则朝奏夕可。为臣实在不得其解。”
朱由校缓缓站起身道:“好一个‘内廷库积如山’,到朕的手里,只有百万余银。御史们只盯着内努,却忘了太仓一直处于透支状态,朝堂所需都是内努在补足缺额。可如今,内努也补不上了。你们知道朝廷每年用度缺额多少吗?
万历四十六年(1618)六月二十一日,户部尚书李汝华说:太仓每年收入三百八十九万两,支出边饷三百八十一万两,其余库局内外等用又约四十万两,出大于入。
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以辽饷不足,神宗从给事中、阅视辽东兵马的姚宗文之请,下令再加各直省田赋,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共增收田赋银二百万余两。
是年全国田赋总八百万两。其中,辽饷三百二十四万两,车三万七千辆,牛七万四千头,并加紧制造器械。辽东饷司每年用银达五百万两以上。
天启三年(1623)七月三日,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疏陈兵饷太巨:辽东战起,每年加派新饷四百八十五万余两,今已五年,共约二千余万两。‘百姓敲骨剔髓,鬻子卖妻,以供诛求’只山海一关,每年即需四百万两。
此外,近年于登莱、天津、京师、通时、密云、张家湾以及海上共增新兵九万一千多人,岁费需九十万两;蓟镇旧兵议增饷,每年约数万两;其他操赏、牧马、舟车、俸廪等费,每年需十余万两。总计各处新兵岁费一百二十万两,与山海关四百万两合之,共五百二十万两。
每年加派之四百八十五万两,即使全部用于山海关内外,仍缺三十五万两。而实际上,山海关一带每年尚缺饷一百六十二万两。五年以来,累积缺饷近九百万两。
明军与后金屡战屡败丢城失地,后金所获粮食、马匹、武器、辎重等,价值超过数千万两。不仅辽东军备为之一空,辽西军备也大为堪忧,因数年来亦是从速补给,积欠各地良多。
方才,朕已经告诉你们,朕出京前内努曾获银五千五百万两,其中大部分都用来填了这些窟窿。这还不算,有些银子朝廷至今还拖欠着,朕都不知道怎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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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七年(1619)九月,辽东经略熊廷弼以土司兵精整可用,上疏请征调湖广宣慰司士兵八千人,四川永宁宣抚司兵五千人、酉阳宣抚司兵四千人,石砫宣抚司兵三千人,往援辽东。十一月,神宗令征湖广永顺宣慰司兵八千人、保靖宣慰司兵五千人援助辽东。
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熊廷弼上书奏陈辽东战事方略,神宗从其言。此方略需新召募和征调官兵十八万人、马九万匹。每名士兵年饷银十八两,该银共三百二十四万两。马每匹日给豆三升,该豆九十七万二千石。草每日一束十五斤,该用草二千一百六十万束。
泰昌元年(1620)八月二十三日,饷司杨嗣昌奏言淮北及镇江、苏州、松江等府大饥;天启元年(1621)九月十七日,奢崇明反;秋九月,黄河在灵壁、黄铺一带决口。
天启二年(1622)正月,河套蒙古入侵延安、黄花峪等处,深入六百里杀掳数万人;二月初七日及四月十六日兖州府、济南府、东昌府地震,倒坏民居无数;二月土司安邦彦反;
天启三年(1623)五月,黄河决口于睢阳、徐、邳一带,上下一百五十里内悉成平地;今年二月京师滦州地震波及甚广,七月黄河徐州决口难民无数。所需甚多,甚多!!!”
话到此处戛然而止,朱由校努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三位,这些都还只是一部分。朝廷实际用度根本不止于此。如果再行加派粮饷,百姓必反大明必亡!!可钱饷从何而来?
因此,朕决议以三角振兴计划为方略,外行海外贸易,内整官僚胥吏,从局部开始改革。以求延续大明国祚。这第一步,就是整顿税务理清税收,把该收粮饷的都收上来。”
孙元化和熊廷弼一听,心下凛然脸色微变:皇上这是…这是要对士绅开始收税了?这…这可有违祖制啊!!万一激起士绅不满,那…大明岂不是再起内乱!?这…
傅山看了看两个神色大变的教喻,心里暗暗有些鄙视:皇上以前说过,既得利益者总是屁股决定脑袋,如今看来就包括这两位。一说到缴税,就跟死了爹妈一样!!!
傅山随即起身,拱手肃然说道:“皇上,您就直说吧,怎么收拾这帮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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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
万历朝后期,因为军费、赈灾等大大增加,神宗加大了征收力度。因此本文引用时,采用了一个平均值,并非说万历朝一直如此征收。另,本文将明朝时,云南每年上供的约四万两白银,算入了杂色收入中,特此说明。
皇店的内容较少,但也能通过一些记录查到模糊的数字。明朝万历年间太监刘若惠,在其《酌中志》中提到,万历年间,京城有六家皇店,由“提督太监掌控,年征白银数万两。除正项进御外,余者皆提督内臣公用。”考虑到古人有‘藏拙’的习惯,本文采用‘皇店年入10万两’,并非说朝皇店一定是年入十万,特此!!
注2:金花银是明代税粮折收的银两,主要用于皇帝赏赐,折放武官月俸。公元1436年(正统元年),明王朝遂决定将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之夏税秋粮折银征收,共折银一百零一万二千七百余两,于北京内承运库缴纳,每季分进二十五万余两。其后概行于全国其它各布政司,以为永例。
公元1578年(万历六年)后,每年又增银二十万两,除折放武官月俸外,主要用于皇帝赏赐及内监宫女的日常费用。
这金花银看起来很多,实际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被拖欠。这也导致,皇帝对于军队约束的减弱。毕竟皇帝差饿兵,饿兵就要找奶妈。于是,文官集团以上帝的模样出现了。一方面通过舆论和道德指责皇帝胡乱花销,另一方面通过军饷卡住武将集团,而背地里,文武却心照不宣地分饷、分土地。庞大的明帝国,就这么被非洲二狗**而倒塌。
PS:这几章我写得很艰难,艰难之处在于,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做罄竹难书。明末的士大夫阶层和武将阶层,行为做事之猖獗和肆无忌惮,乃华夏历史上所仅见。
这几篇,我写了删,删了又写,直到最后成文,都依然不能让自己满意。呵呵,文笔有限,还请各位将就着看。
这一段列举了大量数字内容,看起来有水的嫌疑,其实不然。以往很多小说对于明末的经济状况都是一笔带过,或者列举的内容并不详尽。笔者就补上这个缺口,让大家有更实际的感观。
客观来说,当时的士大夫及武将阶层,采取掏空明朝一切的做法,只不过是延续华夏数千年来,家族集团制生存的模式而已。站在今人的角度来说,肯定是义愤填膺,但就当时而言,就连皇帝在内都觉得无可厚非。
这一情形出现的根本,在于农耕社会的利益蛋糕只有那么大。到了极限,就要重新划分。这与海洋文明有根本的不同,这些我都会在以后提出来。
文中针对历史史料的核定,耗费了大量功夫,我仅仅是挑选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史料。文中关于朱由校与大同官吏的斗争,我也是一笔带过没有过多描述。因为如果这么写下去,就变成了《十全老人下江南》的明末大同版,这与本文的初衷是违背的。
但这也是为随后留下伏笔。激烈的朝堂斗争及关外战争,且容我后续道来。当然,后面还有针对西方的一系列动作。当时的西方正处于思想大变革的前夜,嗯,朱由校怎么着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匹;皇长子婚礼传买段一万二千七百余,约银十万多两;磁器口传二十三万五千件,约费二十余万两。
修浚三山口赵家圈等处,费二十四万多两;而各省直因为灾伤,欠段价料银一百二十四万五千两;又欠厨料银九万六千余两,积之亦既二千一百余万两。因边饷、官俸及军饷每年递增,导致太仓库入不敷出,以上所费均由内努补足。
除王德完奏陈外,其余支出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户部请拨内努百万两;另,二十九年工部以皇长子大婚及册封诸皇子,请拨内努三十五万两;三十一年,光禄寺以年例请拨内努三十九万两。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因北疆兵饷告急,拨发内帑一百二十一万两;三十二年,再拨边饷一百万两;四十四(1616)年,拨银三十万增九边边饷;四十六年(1618),因太仓不足,神宗以内努拨付边饷一百万两,后又追加边饷二百万两。
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九日,皇子(朱常洛)同意户部尚书李汝华所奏,以库银一百六十万两犒赏边军;泰昌元年(1620)八月初四,刑部尚书兼署工部尚书黄克缵上疏,请发库银二百万两修皇极殿,光宗允其请。以上,合计一千零八十五万两,具由内努拨付。
内努可支配收入虽为三千三百七十五万两,但综合以上两项支出合计,自万历二十年(1592)讨平宁夏哱拜开始,至天启元年(1621),内努一共支出三千一百八十五万两。扣支后,尚余银一百九十万两白银。再扣除历年奖赏,内努实际余银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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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最后一个字从孙元化唇边念出,众人虽坐在温暖如春的屋内,却感觉置身寒冬冰窖。朱由校沉默半响后,凄然笑道:“万历四十八(1620)年三月,神宗第三次下令加征全国田赋,时任巡按江西御史张铨,冒死谏止辽饷加赋。
他说,辽东为肩背天下为腹心,肩背患病,依靠腹心的血脉滋灌;如果腹心先溃烂,危亡必立至。竭天下之血以救辽东,辽东未必能救,而天下必先已危。为今之计,应当联络人心以固根本,不可剥民无已,一再加赋,扰乱天下,驱民致乱。
内庭库积如山,廷臣屡次请发内库银供辽东兵饷之用,陛下概置之不理,而对于加派之议,则朝奏夕可。为臣实在不得其解。”
朱由校缓缓站起身道:“好一个‘内廷库积如山’,到朕的手里,只有百万余银。御史们只盯着内努,却忘了太仓一直处于透支状态,朝堂所需都是内努在补足缺额。可如今,内努也补不上了。你们知道朝廷每年用度缺额多少吗?
万历四十六年(1618)六月二十一日,户部尚书李汝华说:太仓每年收入三百八十九万两,支出边饷三百八十一万两,其余库局内外等用又约四十万两,出大于入。
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以辽饷不足,神宗从给事中、阅视辽东兵马的姚宗文之请,下令再加各直省田赋,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共增收田赋银二百万余两。
是年全国田赋总八百万两。其中,辽饷三百二十四万两,车三万七千辆,牛七万四千头,并加紧制造器械。辽东饷司每年用银达五百万两以上。
天启三年(1623)七月三日,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疏陈兵饷太巨:辽东战起,每年加派新饷四百八十五万余两,今已五年,共约二千余万两。‘百姓敲骨剔髓,鬻子卖妻,以供诛求’只山海一关,每年即需四百万两。
此外,近年于登莱、天津、京师、通时、密云、张家湾以及海上共增新兵九万一千多人,岁费需九十万两;蓟镇旧兵议增饷,每年约数万两;其他操赏、牧马、舟车、俸廪等费,每年需十余万两。总计各处新兵岁费一百二十万两,与山海关四百万两合之,共五百二十万两。
每年加派之四百八十五万两,即使全部用于山海关内外,仍缺三十五万两。而实际上,山海关一带每年尚缺饷一百六十二万两。五年以来,累积缺饷近九百万两。
明军与后金屡战屡败丢城失地,后金所获粮食、马匹、武器、辎重等,价值超过数千万两。不仅辽东军备为之一空,辽西军备也大为堪忧,因数年来亦是从速补给,积欠各地良多。
方才,朕已经告诉你们,朕出京前内努曾获银五千五百万两,其中大部分都用来填了这些窟窿。这还不算,有些银子朝廷至今还拖欠着,朕都不知道怎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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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七年(1619)九月,辽东经略熊廷弼以土司兵精整可用,上疏请征调湖广宣慰司士兵八千人,四川永宁宣抚司兵五千人、酉阳宣抚司兵四千人,石砫宣抚司兵三千人,往援辽东。十一月,神宗令征湖广永顺宣慰司兵八千人、保靖宣慰司兵五千人援助辽东。
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熊廷弼上书奏陈辽东战事方略,神宗从其言。此方略需新召募和征调官兵十八万人、马九万匹。每名士兵年饷银十八两,该银共三百二十四万两。马每匹日给豆三升,该豆九十七万二千石。草每日一束十五斤,该用草二千一百六十万束。
泰昌元年(1620)八月二十三日,饷司杨嗣昌奏言淮北及镇江、苏州、松江等府大饥;天启元年(1621)九月十七日,奢崇明反;秋九月,黄河在灵壁、黄铺一带决口。
天启二年(1622)正月,河套蒙古入侵延安、黄花峪等处,深入六百里杀掳数万人;二月初七日及四月十六日兖州府、济南府、东昌府地震,倒坏民居无数;二月土司安邦彦反;
天启三年(1623)五月,黄河决口于睢阳、徐、邳一带,上下一百五十里内悉成平地;今年二月京师滦州地震波及甚广,七月黄河徐州决口难民无数。所需甚多,甚多!!!”
话到此处戛然而止,朱由校努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三位,这些都还只是一部分。朝廷实际用度根本不止于此。如果再行加派粮饷,百姓必反大明必亡!!可钱饷从何而来?
因此,朕决议以三角振兴计划为方略,外行海外贸易,内整官僚胥吏,从局部开始改革。以求延续大明国祚。这第一步,就是整顿税务理清税收,把该收粮饷的都收上来。”
孙元化和熊廷弼一听,心下凛然脸色微变:皇上这是…这是要对士绅开始收税了?这…这可有违祖制啊!!万一激起士绅不满,那…大明岂不是再起内乱!?这…
傅山看了看两个神色大变的教喻,心里暗暗有些鄙视:皇上以前说过,既得利益者总是屁股决定脑袋,如今看来就包括这两位。一说到缴税,就跟死了爹妈一样!!!
傅山随即起身,拱手肃然说道:“皇上,您就直说吧,怎么收拾这帮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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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
万历朝后期,因为军费、赈灾等大大增加,神宗加大了征收力度。因此本文引用时,采用了一个平均值,并非说万历朝一直如此征收。另,本文将明朝时,云南每年上供的约四万两白银,算入了杂色收入中,特此说明。
皇店的内容较少,但也能通过一些记录查到模糊的数字。明朝万历年间太监刘若惠,在其《酌中志》中提到,万历年间,京城有六家皇店,由“提督太监掌控,年征白银数万两。除正项进御外,余者皆提督内臣公用。”考虑到古人有‘藏拙’的习惯,本文采用‘皇店年入10万两’,并非说朝皇店一定是年入十万,特此!!
注2:金花银是明代税粮折收的银两,主要用于皇帝赏赐,折放武官月俸。公元1436年(正统元年),明王朝遂决定将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之夏税秋粮折银征收,共折银一百零一万二千七百余两,于北京内承运库缴纳,每季分进二十五万余两。其后概行于全国其它各布政司,以为永例。
公元1578年(万历六年)后,每年又增银二十万两,除折放武官月俸外,主要用于皇帝赏赐及内监宫女的日常费用。
这金花银看起来很多,实际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被拖欠。这也导致,皇帝对于军队约束的减弱。毕竟皇帝差饿兵,饿兵就要找奶妈。于是,文官集团以上帝的模样出现了。一方面通过舆论和道德指责皇帝胡乱花销,另一方面通过军饷卡住武将集团,而背地里,文武却心照不宣地分饷、分土地。庞大的明帝国,就这么被非洲二狗**而倒塌。
PS:这几章我写得很艰难,艰难之处在于,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做罄竹难书。明末的士大夫阶层和武将阶层,行为做事之猖獗和肆无忌惮,乃华夏历史上所仅见。
这几篇,我写了删,删了又写,直到最后成文,都依然不能让自己满意。呵呵,文笔有限,还请各位将就着看。
这一段列举了大量数字内容,看起来有水的嫌疑,其实不然。以往很多小说对于明末的经济状况都是一笔带过,或者列举的内容并不详尽。笔者就补上这个缺口,让大家有更实际的感观。
客观来说,当时的士大夫及武将阶层,采取掏空明朝一切的做法,只不过是延续华夏数千年来,家族集团制生存的模式而已。站在今人的角度来说,肯定是义愤填膺,但就当时而言,就连皇帝在内都觉得无可厚非。
这一情形出现的根本,在于农耕社会的利益蛋糕只有那么大。到了极限,就要重新划分。这与海洋文明有根本的不同,这些我都会在以后提出来。
文中针对历史史料的核定,耗费了大量功夫,我仅仅是挑选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史料。文中关于朱由校与大同官吏的斗争,我也是一笔带过没有过多描述。因为如果这么写下去,就变成了《十全老人下江南》的明末大同版,这与本文的初衷是违背的。
但这也是为随后留下伏笔。激烈的朝堂斗争及关外战争,且容我后续道来。当然,后面还有针对西方的一系列动作。当时的西方正处于思想大变革的前夜,嗯,朱由校怎么着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