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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了，我一直都只能靠酒度过夜晚，酒精有洗去记忆的神妙功能。年纪越大，记忆越少。
这天在街上，准确地说，是一家鞋子店，一双翻羊皮短靴子勾住了我的视线。我走了进去，舒服地坐下来试鞋。我的尺寸不大，也不小，三十七码半，右脚大点儿。相书上说，右脚大，我父亲会先母亲去世。太可笑，怎么会怪到我脚上？从小就听人这么说，每次我只有狠狠瞪人一眼。最后母亲死在父亲前一天。
不过在我面前半跪下的这位小姐，当然不这么说，不会冒犯顾客。她脱掉我的鞋，试新的靴子。她对我很周到，先让我穿着袜子试，又脱去袜子试，说我穿上靴子，真气派。
职业训练不错，但我突然对她的脚感兴趣，比我的稍大一点。“是三十八码？”我问。
“差不多。”她说。可她站起来，比我高些，一米六五，长头发盘在脑顶，盘得不够紧，垂头弄我的鞋，发丝就挂到额前。
“有空吗，我想请你吃个晚饭，”我的声音沙哑，“若你不拒绝，给面子的话？要不……那么，晚上六点半，如何？”
她看看我，每天恐怕有不少顾客向她发出这种邀请，我不是第一个，我在她身上寻找什么呢？她摇了摇头，说很荣幸被邀，但不能接受，店里有规矩。
我不感到意外，虽然我说得突然，连自己也未弄清楚动机。我付的是现金，她高兴地拿着收据回来，应该说，她算不上美人，但她容貌中有某种东西，十分耀眼亮丽。因为她拒绝得婉转，我就另走一步：“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她含着笑，不是我刚进门那种职业性的笑。“叫我小梅吧。”
我回到自己一房一厅的家。对一个无儿无女的人来说，电脑真是个好伴。打开电脑，看看有没有久已忘怀的朋友来信。只有一封：那种连锁信，一人发重复的一百封，再让收信人发一百封，写了必有好运，否则定会遭灾，九族鸡狗，无一幸免。前电子时代的讨嫌事，电子时代就频率更高。
我在一家商店做会计，提前退休后，回故乡定居。南方小城，也发达起来，最先想找个清闲之地养老度残生，此处也不再清静。不过，既回来了，就定下心来，毕竟这儿虽然外貌大变，但我知道来龙去脉。就这不太起眼的地方，也可电脑购物。我从来都愿亲自去商店，不是不放心，而是以前染上的毛病，东挑西选，难满意。面对电脑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图片，我集中不了精神，“小梅”两字总跑到屏幕上。这个名字很普通，只要在街中心喊一声，就会有几十个女孩回答。我对那个鞋店女服务员感兴趣，看来是被一种特殊的东西牵扯住了。
我已到生命的黄昏，遗忘的事太多，小梅，太多的小梅，莫非她终于冒了出来？
那年她才十八岁。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孩，在一堵粉刷剥落的墙前，倚窗眺望灰蒙蒙的天空。她有时呆若木鸡，有时却精怪地看着路过的人。那一副魂不守舍的神情，让人吓一跳。
在这个中专师范学校里，逍遥派很多，女生比男生更多，练毛笔字，抄伟大领袖诗词，绣天安门和五星红旗插满全地球，手风琴脚踏风琴奏革命歌曲。这天全校劳动，到江边挑沙。这条路最近，上一大坡，就是尼姑庙，她习惯在此歇一下脚。突然，她发现她的班长跟在身后。她把箩筐藏在树丛后，拿了扁担，进了破烂的庙堂。
身后一声大吼：“你在这儿干什么坏事？”班长怎会这么迅速到面前。
劳动时，躲进庙里，罪证当然抓准。那是六八年，全国上蹦下跳都是红袖章，每天拉队伍树山头，看谁最革命，看谁最忠心。没参加组织的，也得跟着跑龙套。她的毛笔字得柳体真传，柔美可爱，就给“本派”抄写大字报。同寝室的班长，虽然也算同派，可平日横竖瞧她，都不舒服，现在成了班长的活证。怎么办？她没有动。
班长绕到她身边，像主人抓奴仆，重复了一句：“你在这儿干什么坏事？”
“我在望风景。”她的声音细柔，“红色江山，来，一起看。”
班长怔住了，但马上就回味过来，看着她冷笑。她握着扁担，没再说话。
我觉得无法和电脑交谈下去，虽然上面游戏、杂志、报纸也时有合我趣味的，但我还是关了电脑。我到街上一家餐馆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饭。历来，我就喜欢热闹的地方，服装店、茶馆、杂货铺都小小巧巧，装饰得漂亮、别致。我从小就有看橱窗的习惯，现在，更是如此，看不到三家店，烦恼顿减，心平气顺。我曾经幻想当个教育家，没料到一生竟如此没出息。
那个鞋店的服务小姐，背了个花布包，在商场外的喷泉石阶上坐着，看来在等人，很焦急。我想过去与她说话，她会不会认为我唐突？这感觉让我踌躇了一下。这时一个男子走向她，突然摘走她手里的包，她站起来，吓呆在那里。
我跨过街，不顾一切地挡住那男子，我的架势使他一愣，包掉在地上。
“你认识他吗，小梅？”我问。
她转过脸来，狠狠地说：“不关你的事，老太婆。”
我好像第一次被人叫老太婆，窘得脸都红了，那男人乘机溜走。她一点也不知道我是谁，当然喽，一天瞧一千张脸，哪记得我，不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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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了，我一直都只能靠酒度过夜晚，酒精有洗去记忆的神妙功能。年纪越大，记忆越少。
这天在街上，准确地说，是一家鞋子店，一双翻羊皮短靴子勾住了我的视线。我走了进去，舒服地坐下来试鞋。我的尺寸不大，也不小，三十七码半，右脚大点儿。相书上说，右脚大，我父亲会先母亲去世。太可笑，怎么会怪到我脚上？从小就听人这么说，每次我只有狠狠瞪人一眼。最后母亲死在父亲前一天。
不过在我面前半跪下的这位小姐，当然不这么说，不会冒犯顾客。她脱掉我的鞋，试新的靴子。她对我很周到，先让我穿着袜子试，又脱去袜子试，说我穿上靴子，真气派。
职业训练不错，但我突然对她的脚感兴趣，比我的稍大一点。“是三十八码？”我问。
“差不多。”她说。可她站起来，比我高些，一米六五，长头发盘在脑顶，盘得不够紧，垂头弄我的鞋，发丝就挂到额前。
“有空吗，我想请你吃个晚饭，”我的声音沙哑，“若你不拒绝，给面子的话？要不……那么，晚上六点半，如何？”
她看看我，每天恐怕有不少顾客向她发出这种邀请，我不是第一个，我在她身上寻找什么呢？她摇了摇头，说很荣幸被邀，但不能接受，店里有规矩。
我不感到意外，虽然我说得突然，连自己也未弄清楚动机。我付的是现金，她高兴地拿着收据回来，应该说，她算不上美人，但她容貌中有某种东西，十分耀眼亮丽。因为她拒绝得婉转，我就另走一步：“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她含着笑，不是我刚进门那种职业性的笑。“叫我小梅吧。”
我回到自己一房一厅的家。对一个无儿无女的人来说，电脑真是个好伴。打开电脑，看看有没有久已忘怀的朋友来信。只有一封：那种连锁信，一人发重复的一百封，再让收信人发一百封，写了必有好运，否则定会遭灾，九族鸡狗，无一幸免。前电子时代的讨嫌事，电子时代就频率更高。
我在一家商店做会计，提前退休后，回故乡定居。南方小城，也发达起来，最先想找个清闲之地养老度残生，此处也不再清静。不过，既回来了，就定下心来，毕竟这儿虽然外貌大变，但我知道来龙去脉。就这不太起眼的地方，也可电脑购物。我从来都愿亲自去商店，不是不放心，而是以前染上的毛病，东挑西选，难满意。面对电脑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图片，我集中不了精神，“小梅”两字总跑到屏幕上。这个名字很普通，只要在街中心喊一声，就会有几十个女孩回答。我对那个鞋店女服务员感兴趣，看来是被一种特殊的东西牵扯住了。
我已到生命的黄昏，遗忘的事太多，小梅，太多的小梅，莫非她终于冒了出来？
那年她才十八岁。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孩，在一堵粉刷剥落的墙前，倚窗眺望灰蒙蒙的天空。她有时呆若木鸡，有时却精怪地看着路过的人。那一副魂不守舍的神情，让人吓一跳。
在这个中专师范学校里，逍遥派很多，女生比男生更多，练毛笔字，抄伟大领袖诗词，绣天安门和五星红旗插满全地球，手风琴脚踏风琴奏革命歌曲。这天全校劳动，到江边挑沙。这条路最近，上一大坡，就是尼姑庙，她习惯在此歇一下脚。突然，她发现她的班长跟在身后。她把箩筐藏在树丛后，拿了扁担，进了破烂的庙堂。
身后一声大吼：“你在这儿干什么坏事？”班长怎会这么迅速到面前。
劳动时，躲进庙里，罪证当然抓准。那是六八年，全国上蹦下跳都是红袖章，每天拉队伍树山头，看谁最革命，看谁最忠心。没参加组织的，也得跟着跑龙套。她的毛笔字得柳体真传，柔美可爱，就给“本派”抄写大字报。同寝室的班长，虽然也算同派，可平日横竖瞧她，都不舒服，现在成了班长的活证。怎么办？她没有动。
班长绕到她身边，像主人抓奴仆，重复了一句：“你在这儿干什么坏事？”
“我在望风景。”她的声音细柔，“红色江山，来，一起看。”
班长怔住了，但马上就回味过来，看着她冷笑。她握着扁担，没再说话。
我觉得无法和电脑交谈下去，虽然上面游戏、杂志、报纸也时有合我趣味的，但我还是关了电脑。我到街上一家餐馆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饭。历来，我就喜欢热闹的地方，服装店、茶馆、杂货铺都小小巧巧，装饰得漂亮、别致。我从小就有看橱窗的习惯，现在，更是如此，看不到三家店，烦恼顿减，心平气顺。我曾经幻想当个教育家，没料到一生竟如此没出息。
那个鞋店的服务小姐，背了个花布包，在商场外的喷泉石阶上坐着，看来在等人，很焦急。我想过去与她说话，她会不会认为我唐突？这感觉让我踌躇了一下。这时一个男子走向她，突然摘走她手里的包，她站起来，吓呆在那里。
我跨过街，不顾一切地挡住那男子，我的架势使他一愣，包掉在地上。
“你认识他吗，小梅？”我问。
她转过脸来，狠狠地说：“不关你的事，老太婆。”
我好像第一次被人叫老太婆，窘得脸都红了，那男人乘机溜走。她一点也不知道我是谁，当然喽，一天瞧一千张脸，哪记得我，不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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