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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拂晓前我醒了，再也睡不着。大姐在床那头，她睡相不好，腿压在我的身上，我把身子往墙里轻轻挪，盖着薄被单侧身对着墙壁。
那些早已逝去的年代，大姐在江边不过是匆匆画了一幅草图，她很明显略去不提一些至关重要的笔墨。她说的一切并不能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我在这个家像个多余者？
我躺在床上，脑子从来没有这么活跃过，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越想疑惑越深。60年代初共产党发现鼓励生育之愚蠢，这块耕作过度的国土，已挤不下那么多人。于是，70年代猛然转到另一头，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基数已太大，为时过晚，政策和手段只能严酷：一家一胎，男扎女结。
中国人多了，难道我也多了？
天亮时我就便秘了，肚子极痛。很奇怪，我心里一有事，就会便秘。这原是从小就有的毛病，南岸女人常见的病。
家里没有卫生间，只有尿罐夜壶暂时盛一下。人一多，就没法用。院子里没有厕所，得走十来分钟弯扭狭窄的泥路，到半个山坡的人家合用的公共厕所。厕所没人照管，女厕所只有三个茅坑，男厕所我从未进去过，但知道比女厕要宽一倍，多三个茅坑。这一带的男人为此常夸耀，“女娃儿生下来就该有自知之明，看嘛，连茅坑都少一倍。”
公共厕所从大清早就开始排队，女厕所队伍长得多。拉肚子着急的人，年龄稍大的女人绕到厕所后，到没遮没拦的粪池，不顾脸地扒下裤子，蹲在边上。男人可以随便找个什么地，最多跑到江边解决问题，之后，学猫和狗，用脚把河沙扒拢遮掩上。
公共厕所门前那些蓬头垢面衣衫不整、肿眼皮泡的排队者，会让人误以为是一家早食店，那些人是为了买油条包子。
我老听人不断地说红爪爪，女厕所才有的一种怪物。说是从茅坑下会突然伸出一只鲜红的手爪爪，抓烂你正暴露无遗的下部。吓得人都不敢上厕所，或憋在家里，须叫上足够多的人去压阵。公安局破了案，说是坏分子耍流氓，用红药水涂满手，躲在茅坑里装神弄鬼。也有另一种说法：公共厕所少，不够用，有人想出毒招，编恐怖故事，吓唬人不敢上厕所，编故事者才能顺当地拉屎。
女厕所的三个茅坑脏到无处下脚，白蛆，还有拖着尾巴发黄的蛆，蠕动在坑沿，爬到脚边。
想在家里方便，好不容易等房间没人了，门刚一闩上，走进布帘内就听见了朝门口来的脚步声、敲门声。有时忘了闩上门，随时都有人跨进这间共用的屋来，我就只得屏住气息，一声不吭地等着人出去。经常，生理要求一下子就消失，那些应排出身体的东西留在肚子里。
2
厕所里女人经常拉出寄生虫。从肛门里钻出的蛔虫，有时多到缠成一团，亮晶晶的，有点粉红。打虫药并不贵，但费心打虫的人不多，认为吃药打虫没什么用处。虫在没油水没营养的肠子里，四川话说“没捞捞”，就会不打自下，另找转世投胎的办法。
那是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圆脸，脖子瘦长，和我年龄差不多，她住在粮店那条街上。不清楚她怎么跑到我们这一带的厕所来，想是路过，或是那一带的厕所队伍更长。我已排到厕所内等，第二，马上就轮到了。
春天刚过，夏天来到，厕所里气味已很浓烈。她蹲在靠左墙的坑上，突然张开大嘴，张开眼睛、鼻子，整张脸恐怖得变了形。虫从她嘴里钻出来，她尖叫一声，倒在沾着屎尿的茅坑边上。排在我前面的矮个子女人走过去，一边把女孩往厕所外空地拖，一边没忘了警告我：“那个坑该我了，不准去占。”
女孩被放倒在空地上，因为沾着屎尿，排队的人都闪避地看着。矮个子女人啪啪两个响耳光刮在女孩脸上，不省人事的女孩吓得醒过来。矮个子女人嗓门尖细地说：“有啥子害怕的，哪个人肚子里没长东西？”
母亲对我们四姐妹说，新鲜蔬菜水果，你们享不到那个福，但你们得讲卫生，生小孩后要格外注意。天冷天热都得在睡觉前清洗，和脚盆分开，单独一个盆，十女九痔。你看你们几个都没生痔疮，全都靠我从小到大关照。
我母亲有便秘，我们家四个女孩都有，住在江边贫穷地区的女人，很少能幸免。尽管我母亲再节约，也肯花钱从店里买消过毒的卫生纸做草纸，不像其他人家用旧报纸、写满字的作业本、包食物的纸。我们从小就知道到近郊农村田坎去挖茅草根，摘竹叶尖，煮水、泡水喝，这类土方能缓解便秘。但清热解毒最有效的是苦瓜籽，熬出的水极涩，捏着鼻子往嘴里倒。喝完后，赶紧用冷水冲掉苦味。这里的女人，与这个地区一样，下水道总是个问题。
的确，这屎拉得实在不容易，多少双眼睛盯着排泄者的前部器官，多少人提着裤子，脸上冒汗憋着大小便地候着。年龄大的，蹲上茅坑，享受自己一时的独占权。有些排队的人，则会毫无顾忌地盯着没门挡蔽的茅坑，她们嘴一敞开就难以封住了：谁的谁的子宫脱落，肯定是乱搞男女关系；谁的谁的下身生有红斑湿疹，是婊子，卖逼的，不烂掉才怪。
排队紧张，上厕所也紧张，我总要带样东西，装作不在意地挡在自己面前，有时是蒲扇，有时是一本书或书包。要让衣裤和鞋不沾着屎尿，又不让蠕动的白白红红的蛆爬上自己的脚，又不能让挡着自己的东西碰着茅坑的台阶，还得装随意，不能让等着的人觉得我是有意不让人看我的器官。否则，碎嘴烂嘴婆娘们必定会说我有问题，什么好东西遮起来见不得人？
那天我在公共厕所看见人吐蛔虫时，突然失去了便意，轮到我，我却走开了，排队的人稀奇地看着我。
后来我的嘴里也冒出过蛔虫，见过一次这种事，身临其境就不那么恐怖了。我没晕倒，但反应依然不太对劲：我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饭豆，那些红豆子煮烂后，吃起来很粉，易饱。我刚走到天井，豆子扒进嘴里，还未咀嚼，便“哇”的一声从嘴里钻出蛔虫，整整一尺长灰白色肉虫子，掉在地上还在蠕动。我未尖叫，而是把手中的碗当球一样，朝上抛去，用劲太足，碗竟搁在瓦檐上，豆子从半空坠落下来。地面的青苔上撒了乌红的一颗颗豆子。我闭上眼睛，泪水夺眶而出，不顾一切地猛踩那在地上甩动的蛔虫。
这件事，我不愿意告诉任何人：一件本是很痛苦的事，被我的动作弄成魔术表演，大半滑稽小半可怕。
父亲带我去石桥的药铺抓了三服药。父亲说，中药好，中药没副作用。乌梅、川楝子、槟榔片、木香、川椒、干姜、大黄等一大串奇奇怪怪的名字。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入盛了水的瓦罐里，微火熬。熬好的汤药，我盛了一碗又一碗，狠着劲往肚子里灌。要是母亲在家多好，一星期才能见到她一次，以前我无所谓，这一天才觉得非常想念她。
当天晚上，我的肚子就气鼓气胀，像有妖精闹腾开了。
我拔腿往院门外跑。
别去厕所，父亲叫住我。待我进屋后，不等我闩门，父亲在外面把门反扣了。他在堂屋坐着，把守着门，不让我的姐姐哥哥和邻居们闯入。
3
每天傍晚，太阳落山之际，便有近郊农村生产队来收粪便做肥料。
“倒桶了！”担着大木桶的农民，天热下雨，头上戴一顶旧草帽。他一声吆喝，整条街的人都从自家门后、床下、用布帘遮住的角落里，端出存放粪便的尿罐、马桶和夜壶，小心翼翼，像捧着祖宗八代的灵位似的。不知从哪年做下的规定，倒尿罐是我的任务。往收粪便的木桶里倒完后，用淘菜水、洗衣水和竹刷子刷干净，再捧回家。洗尿罐的脏水顺着石坎流下坡，那一坡树长得又粗又壮，枝叶繁茂。
万一我错过了农民收粪便的时间，就只得把笨重的尿罐，提到公用厕所的大粪池去倒。雨后路全是泥水，溜滑，好几次我跌倒在地上，屎尿泼了我一身，黄陶泥的尿罐摔成几瓣。我爬了起来，赶紧奔回家，用篼箕装灶坑下烧过的煤灰，铺在泼洒在坎沟沿和泥地的粪便上。再扫进篼箕，倒进粪坑。弄脏的地很难清除干净，自家灶下的煤灰都扒完了，还不够用，又去求邻居同意扒他们灶下的煤灰。我怕过路的街坊骂街直指父母祖宗的本领，不管有多远，被挨了骂的父母一定能听见，当然要把气出在我头上。
每次闯下这种烂祸，我总是觉得哥哥姐姐，还有父母，和街坊一样漠然地站在院外的台阶上，俯视我满身恶臭紧张地忙乱。
或许他们那样做，不过是为了提醒我，做错事就得挨罚。但我却无法往心宽处想。他们为什么不肯伸出手帮我，而总让我看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很小，我就有这种感觉。
记得十二岁那年一个梅雨天。母亲见我一动不动，就问我怎么还不走？小学已敲过头遍上课钟声了。
我手吊着书包带子，怯生生地说，老师说就我未缴学费，放学后，我已被留下来两次。
母亲的腰伤应早好了，不知那天她为什么没去上班。她坐在了床头，看着我说：“好像刚缴过学费，怎么又要缴了？”
“那是上一学期的。”我的声音不大，但脸已涨得通红，要钱的本领我永远也学不会，哪怕向父母要钱。
母亲半晌没作声，突然发作似的斥道：“有你口饭吃就得了，你还想读书？我们穷，挨到现在全家都活着就是祖宗在保佑，没这个钱。你以为三块钱学费是好挣的？”
每学期都要这么来一趟，我知道只有我哭起来后，母亲才会拿出学费。她不是不肯拿，而是要折磨我一番，要我记住这恩典。姐姐哥哥们，最多让他们要两三次便给了，不像对我。母亲对我不是有气，而是有恨，我对她说：
“当初你就不应该生我。”我把书包紧抱在怀里，身体蹲在门槛边，咬住牙齿，生怕眼泪掉下来。
“不错！我当初就不该生你下来！”——可是母亲没说这句话，这是我从她的目光里读出来的，那目光冷极。我扔了书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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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晓前我醒了，再也睡不着。大姐在床那头，她睡相不好，腿压在我的身上，我把身子往墙里轻轻挪，盖着薄被单侧身对着墙壁。
那些早已逝去的年代，大姐在江边不过是匆匆画了一幅草图，她很明显略去不提一些至关重要的笔墨。她说的一切并不能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我在这个家像个多余者？
我躺在床上，脑子从来没有这么活跃过，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越想疑惑越深。60年代初共产党发现鼓励生育之愚蠢，这块耕作过度的国土，已挤不下那么多人。于是，70年代猛然转到另一头，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基数已太大，为时过晚，政策和手段只能严酷：一家一胎，男扎女结。
中国人多了，难道我也多了？
天亮时我就便秘了，肚子极痛。很奇怪，我心里一有事，就会便秘。这原是从小就有的毛病，南岸女人常见的病。
家里没有卫生间，只有尿罐夜壶暂时盛一下。人一多，就没法用。院子里没有厕所，得走十来分钟弯扭狭窄的泥路，到半个山坡的人家合用的公共厕所。厕所没人照管，女厕所只有三个茅坑，男厕所我从未进去过，但知道比女厕要宽一倍，多三个茅坑。这一带的男人为此常夸耀，“女娃儿生下来就该有自知之明，看嘛，连茅坑都少一倍。”
公共厕所从大清早就开始排队，女厕所队伍长得多。拉肚子着急的人，年龄稍大的女人绕到厕所后，到没遮没拦的粪池，不顾脸地扒下裤子，蹲在边上。男人可以随便找个什么地，最多跑到江边解决问题，之后，学猫和狗，用脚把河沙扒拢遮掩上。
公共厕所门前那些蓬头垢面衣衫不整、肿眼皮泡的排队者，会让人误以为是一家早食店，那些人是为了买油条包子。
我老听人不断地说红爪爪，女厕所才有的一种怪物。说是从茅坑下会突然伸出一只鲜红的手爪爪，抓烂你正暴露无遗的下部。吓得人都不敢上厕所，或憋在家里，须叫上足够多的人去压阵。公安局破了案，说是坏分子耍流氓，用红药水涂满手，躲在茅坑里装神弄鬼。也有另一种说法：公共厕所少，不够用，有人想出毒招，编恐怖故事，吓唬人不敢上厕所，编故事者才能顺当地拉屎。
女厕所的三个茅坑脏到无处下脚，白蛆，还有拖着尾巴发黄的蛆，蠕动在坑沿，爬到脚边。
想在家里方便，好不容易等房间没人了，门刚一闩上，走进布帘内就听见了朝门口来的脚步声、敲门声。有时忘了闩上门，随时都有人跨进这间共用的屋来，我就只得屏住气息，一声不吭地等着人出去。经常，生理要求一下子就消失，那些应排出身体的东西留在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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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里女人经常拉出寄生虫。从肛门里钻出的蛔虫，有时多到缠成一团，亮晶晶的，有点粉红。打虫药并不贵，但费心打虫的人不多，认为吃药打虫没什么用处。虫在没油水没营养的肠子里，四川话说“没捞捞”，就会不打自下，另找转世投胎的办法。
那是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圆脸，脖子瘦长，和我年龄差不多，她住在粮店那条街上。不清楚她怎么跑到我们这一带的厕所来，想是路过，或是那一带的厕所队伍更长。我已排到厕所内等，第二，马上就轮到了。
春天刚过，夏天来到，厕所里气味已很浓烈。她蹲在靠左墙的坑上，突然张开大嘴，张开眼睛、鼻子，整张脸恐怖得变了形。虫从她嘴里钻出来，她尖叫一声，倒在沾着屎尿的茅坑边上。排在我前面的矮个子女人走过去，一边把女孩往厕所外空地拖，一边没忘了警告我：“那个坑该我了，不准去占。”
女孩被放倒在空地上，因为沾着屎尿，排队的人都闪避地看着。矮个子女人啪啪两个响耳光刮在女孩脸上，不省人事的女孩吓得醒过来。矮个子女人嗓门尖细地说：“有啥子害怕的，哪个人肚子里没长东西？”
母亲对我们四姐妹说，新鲜蔬菜水果，你们享不到那个福，但你们得讲卫生，生小孩后要格外注意。天冷天热都得在睡觉前清洗，和脚盆分开，单独一个盆，十女九痔。你看你们几个都没生痔疮，全都靠我从小到大关照。
我母亲有便秘，我们家四个女孩都有，住在江边贫穷地区的女人，很少能幸免。尽管我母亲再节约，也肯花钱从店里买消过毒的卫生纸做草纸，不像其他人家用旧报纸、写满字的作业本、包食物的纸。我们从小就知道到近郊农村田坎去挖茅草根，摘竹叶尖，煮水、泡水喝，这类土方能缓解便秘。但清热解毒最有效的是苦瓜籽，熬出的水极涩，捏着鼻子往嘴里倒。喝完后，赶紧用冷水冲掉苦味。这里的女人，与这个地区一样，下水道总是个问题。
的确，这屎拉得实在不容易，多少双眼睛盯着排泄者的前部器官，多少人提着裤子，脸上冒汗憋着大小便地候着。年龄大的，蹲上茅坑，享受自己一时的独占权。有些排队的人，则会毫无顾忌地盯着没门挡蔽的茅坑，她们嘴一敞开就难以封住了：谁的谁的子宫脱落，肯定是乱搞男女关系；谁的谁的下身生有红斑湿疹，是婊子，卖逼的，不烂掉才怪。
排队紧张，上厕所也紧张，我总要带样东西，装作不在意地挡在自己面前，有时是蒲扇，有时是一本书或书包。要让衣裤和鞋不沾着屎尿，又不让蠕动的白白红红的蛆爬上自己的脚，又不能让挡着自己的东西碰着茅坑的台阶，还得装随意，不能让等着的人觉得我是有意不让人看我的器官。否则，碎嘴烂嘴婆娘们必定会说我有问题，什么好东西遮起来见不得人？
那天我在公共厕所看见人吐蛔虫时，突然失去了便意，轮到我，我却走开了，排队的人稀奇地看着我。
后来我的嘴里也冒出过蛔虫，见过一次这种事，身临其境就不那么恐怖了。我没晕倒，但反应依然不太对劲：我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饭豆，那些红豆子煮烂后，吃起来很粉，易饱。我刚走到天井，豆子扒进嘴里，还未咀嚼，便“哇”的一声从嘴里钻出蛔虫，整整一尺长灰白色肉虫子，掉在地上还在蠕动。我未尖叫，而是把手中的碗当球一样，朝上抛去，用劲太足，碗竟搁在瓦檐上，豆子从半空坠落下来。地面的青苔上撒了乌红的一颗颗豆子。我闭上眼睛，泪水夺眶而出，不顾一切地猛踩那在地上甩动的蛔虫。
这件事，我不愿意告诉任何人：一件本是很痛苦的事，被我的动作弄成魔术表演，大半滑稽小半可怕。
父亲带我去石桥的药铺抓了三服药。父亲说，中药好，中药没副作用。乌梅、川楝子、槟榔片、木香、川椒、干姜、大黄等一大串奇奇怪怪的名字。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入盛了水的瓦罐里，微火熬。熬好的汤药，我盛了一碗又一碗，狠着劲往肚子里灌。要是母亲在家多好，一星期才能见到她一次，以前我无所谓，这一天才觉得非常想念她。
当天晚上，我的肚子就气鼓气胀，像有妖精闹腾开了。
我拔腿往院门外跑。
别去厕所，父亲叫住我。待我进屋后，不等我闩门，父亲在外面把门反扣了。他在堂屋坐着，把守着门，不让我的姐姐哥哥和邻居们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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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傍晚，太阳落山之际，便有近郊农村生产队来收粪便做肥料。
“倒桶了！”担着大木桶的农民，天热下雨，头上戴一顶旧草帽。他一声吆喝，整条街的人都从自家门后、床下、用布帘遮住的角落里，端出存放粪便的尿罐、马桶和夜壶，小心翼翼，像捧着祖宗八代的灵位似的。不知从哪年做下的规定，倒尿罐是我的任务。往收粪便的木桶里倒完后，用淘菜水、洗衣水和竹刷子刷干净，再捧回家。洗尿罐的脏水顺着石坎流下坡，那一坡树长得又粗又壮，枝叶繁茂。
万一我错过了农民收粪便的时间，就只得把笨重的尿罐，提到公用厕所的大粪池去倒。雨后路全是泥水，溜滑，好几次我跌倒在地上，屎尿泼了我一身，黄陶泥的尿罐摔成几瓣。我爬了起来，赶紧奔回家，用篼箕装灶坑下烧过的煤灰，铺在泼洒在坎沟沿和泥地的粪便上。再扫进篼箕，倒进粪坑。弄脏的地很难清除干净，自家灶下的煤灰都扒完了，还不够用，又去求邻居同意扒他们灶下的煤灰。我怕过路的街坊骂街直指父母祖宗的本领，不管有多远，被挨了骂的父母一定能听见，当然要把气出在我头上。
每次闯下这种烂祸，我总是觉得哥哥姐姐，还有父母，和街坊一样漠然地站在院外的台阶上，俯视我满身恶臭紧张地忙乱。
或许他们那样做，不过是为了提醒我，做错事就得挨罚。但我却无法往心宽处想。他们为什么不肯伸出手帮我，而总让我看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很小，我就有这种感觉。
记得十二岁那年一个梅雨天。母亲见我一动不动，就问我怎么还不走？小学已敲过头遍上课钟声了。
我手吊着书包带子，怯生生地说，老师说就我未缴学费，放学后，我已被留下来两次。
母亲的腰伤应早好了，不知那天她为什么没去上班。她坐在了床头，看着我说：“好像刚缴过学费，怎么又要缴了？”
“那是上一学期的。”我的声音不大，但脸已涨得通红，要钱的本领我永远也学不会，哪怕向父母要钱。
母亲半晌没作声，突然发作似的斥道：“有你口饭吃就得了，你还想读书？我们穷，挨到现在全家都活着就是祖宗在保佑，没这个钱。你以为三块钱学费是好挣的？”
每学期都要这么来一趟，我知道只有我哭起来后，母亲才会拿出学费。她不是不肯拿，而是要折磨我一番，要我记住这恩典。姐姐哥哥们，最多让他们要两三次便给了，不像对我。母亲对我不是有气，而是有恨，我对她说：
“当初你就不应该生我。”我把书包紧抱在怀里，身体蹲在门槛边，咬住牙齿，生怕眼泪掉下来。
“不错！我当初就不该生你下来！”——可是母亲没说这句话，这是我从她的目光里读出来的，那目光冷极。我扔了书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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