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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汽车工业带动的第二次经济飞跃，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电子工业带动的第三次经济飞跃都是日本始终贯彻产业倾斜化政策的结果。
第三条重要的经验是经济体制。这里的经济体制不是指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而是指企业和政府之间地关系。地区倾斜化和产业倾斜化也并非完全没有弊病，以当年的苏联为例，因为十月革命后险恶的国际形势，当时苏联政府把工业发展重心放在了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领域，并因此取得了长足地进步。为后来在不利条件下击败强大的德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是产业倾斜化政策的实施，势必使得政府参与到企业地运营中，就其本身而言，实际是一种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苏联的许多重工业企业在后期由于过分依赖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和领导，丧失了企业地独立性和市场自主性，导致企业运营僵化，企业员工缺乏主动性。产品的研发与市场需要背道而驰，这就是由于经济体质造成的。历史已经证明，在政府强力干预下，忽视人才主动性、违背市场规律地国有型企业是难以成功地。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像日本历史上就是通过把官办企业进行贱卖来解决这个问题地，三菱、三井等名震后世的财团就是这样而来。私有资本地注入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而商人逐利的本性也是企业始终跟随市场规律的保证。
对于这三条经验。关绪清是十分重视的。好在从一开始。他就秉承着贵精不贵多的标准。工部名下的十几家官办企业走的都是规模化、集团化发展的道路，不仅技术和人才在国内首屈一指。而且各自都相当具有特点，像江南制造生产的产品就以精细着称，而且始终追逐国际先进的技术，而天津机器局就以粗犷、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着称，往往一个产品设计到了他们那里，便会以最简单、经济的面貌呈现出来，以光绪十一年设计的铁轨为例，江南制造局采用的是最好的螺纹钢，并采用德式接技术，其质量几乎和英、美所产的铁轨不相上下，而天津机器局用的则是最便宜的铸钢，采用的是简单的螺帽对接，同等长度，其成本不到江南制造局铁轨的三分之一，而在正常地质气候条件下，其使用寿命几乎相差不了多少。其它的诸如福建船政局专攻造船、东北机器局专攻锅炉蒸汽机等动力的研究、孙德胜专攻军火冶金方面，都各自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成功之路。
另外关绪清也效仿后世的日本，把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到购入大量法国设备的造船业上。希望能在海军这一领域领先世界。
而如何处理好技术更新和规模拓展之间的关系，维持一种良性的竞争，就需要处理好第三个问题，如何将这些深深打着官僚资本烙印的企业私有化，使他们真正回归到市场规律中来，不再是某个官员升迁的资历。生产地产品也非不计成本，只是滥竽充数。这个问题才真正急需解决却又难以解决的顽症，由于采取了后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办法，这个时期的官办企业并不像历史上那样虚耗无度，天怒人怨，相反在两次对外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关绪清清醒地知道这都是表面现象，或者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这样的“公有制”企业本身具有很多弊端。如企业容易受到行政干预，而非市场规律的支配；企业发展的持续性不足，容易产生一朝天子一朝臣，发展方向混乱的情况；企业员工容易产生积极性不足。靠情面说话，人浮于事的情况。站在关绪清所处地地位和角度，将这些企业私有化是唯一可行可靠的长远之计。然而这势必要触动一批官僚的利益，尤其是在这些官办企业身上倾注了许多精力的洋务派官员。他们地反弹势必极其剧烈，这绝不是一句“君子不言利”可以压得下去的。
就在关绪清准备大肆发展工业，积攒“赌本”的时候，一南一北都出了问题。北边就不用多说了，俄国的频繁骚扰已经让关绪清大感头疼。而南边越南、越北两省也接连出现小规模的暴乱。
北边的俄国关绪清已经派了李鸿章去跟俄国人谈判了，坦率的讲关绪清此时心中自己都没有底，如果俄国撕毁两国最新划分的边界线，面对如狼似虎的沙俄还真没有想好到底是打还是不打。毕竟英国在印度、马来西亚的部队对刚刚被划入大清的缅甸还是窥视已久了的。
南边的情况就要简单很多，都是一些心怀故国。又不满在新政府中失去地位地前越南官员所为，规模也不过是数十人、上百人在乡村间的抢掠。在刘永福软硬兼施的打压下，现在越来越不成气候，至于前越南国王在醇亲王地严密监视下，倒是老实得很。
对于安南两省，关绪清其实并不是十分担心，一来这个地方，中国自古对其就有足够地影响力，比之西藏蒙古更有过甚，到明朝初年，这里还是中国地一个省，而安南也创下过连续六任宰相全部是来自中国的汉人，像祖籍福建地陈家就曾连续三朝担任安南的宰相；二来从文化上讲，越人没有自己的文字，用的一直是汉字，北部许多越人和广西、云南境内的百姓根本就是同祖同源，许多人都会说汉话，而南部在法国人三十多年的殖民统治下，反抗力量都消磨得差不多了，百姓对故国的认同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而且这片土地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基本统治制度和国内几乎如出一辙，都是采用的地方宗族制度，关绪清以这里的汉人和地方宗族作为统治基础，从他们中间选拔低级官员，从而牢牢地控制了那片土地。
之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汽车工业带动的第二次经济飞跃，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电子工业带动的第三次经济飞跃都是日本始终贯彻产业倾斜化政策的结果。
第三条重要的经验是经济体制。这里的经济体制不是指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而是指企业和政府之间地关系。地区倾斜化和产业倾斜化也并非完全没有弊病，以当年的苏联为例，因为十月革命后险恶的国际形势，当时苏联政府把工业发展重心放在了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领域，并因此取得了长足地进步。为后来在不利条件下击败强大的德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是产业倾斜化政策的实施，势必使得政府参与到企业地运营中，就其本身而言，实际是一种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苏联的许多重工业企业在后期由于过分依赖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和领导，丧失了企业地独立性和市场自主性，导致企业运营僵化，企业员工缺乏主动性。产品的研发与市场需要背道而驰，这就是由于经济体质造成的。历史已经证明，在政府强力干预下，忽视人才主动性、违背市场规律地国有型企业是难以成功地。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像日本历史上就是通过把官办企业进行贱卖来解决这个问题地，三菱、三井等名震后世的财团就是这样而来。私有资本地注入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而商人逐利的本性也是企业始终跟随市场规律的保证。
对于这三条经验。关绪清是十分重视的。好在从一开始。他就秉承着贵精不贵多的标准。工部名下的十几家官办企业走的都是规模化、集团化发展的道路，不仅技术和人才在国内首屈一指。而且各自都相当具有特点，像江南制造生产的产品就以精细着称，而且始终追逐国际先进的技术，而天津机器局就以粗犷、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着称，往往一个产品设计到了他们那里，便会以最简单、经济的面貌呈现出来，以光绪十一年设计的铁轨为例，江南制造局采用的是最好的螺纹钢，并采用德式接技术，其质量几乎和英、美所产的铁轨不相上下，而天津机器局用的则是最便宜的铸钢，采用的是简单的螺帽对接，同等长度，其成本不到江南制造局铁轨的三分之一，而在正常地质气候条件下，其使用寿命几乎相差不了多少。其它的诸如福建船政局专攻造船、东北机器局专攻锅炉蒸汽机等动力的研究、孙德胜专攻军火冶金方面，都各自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成功之路。
另外关绪清也效仿后世的日本，把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到购入大量法国设备的造船业上。希望能在海军这一领域领先世界。
而如何处理好技术更新和规模拓展之间的关系，维持一种良性的竞争，就需要处理好第三个问题，如何将这些深深打着官僚资本烙印的企业私有化，使他们真正回归到市场规律中来，不再是某个官员升迁的资历。生产地产品也非不计成本，只是滥竽充数。这个问题才真正急需解决却又难以解决的顽症，由于采取了后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办法，这个时期的官办企业并不像历史上那样虚耗无度，天怒人怨，相反在两次对外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关绪清清醒地知道这都是表面现象，或者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这样的“公有制”企业本身具有很多弊端。如企业容易受到行政干预，而非市场规律的支配；企业发展的持续性不足，容易产生一朝天子一朝臣，发展方向混乱的情况；企业员工容易产生积极性不足。靠情面说话，人浮于事的情况。站在关绪清所处地地位和角度，将这些企业私有化是唯一可行可靠的长远之计。然而这势必要触动一批官僚的利益，尤其是在这些官办企业身上倾注了许多精力的洋务派官员。他们地反弹势必极其剧烈，这绝不是一句“君子不言利”可以压得下去的。
就在关绪清准备大肆发展工业，积攒“赌本”的时候，一南一北都出了问题。北边就不用多说了，俄国的频繁骚扰已经让关绪清大感头疼。而南边越南、越北两省也接连出现小规模的暴乱。
北边的俄国关绪清已经派了李鸿章去跟俄国人谈判了，坦率的讲关绪清此时心中自己都没有底，如果俄国撕毁两国最新划分的边界线，面对如狼似虎的沙俄还真没有想好到底是打还是不打。毕竟英国在印度、马来西亚的部队对刚刚被划入大清的缅甸还是窥视已久了的。
南边的情况就要简单很多，都是一些心怀故国。又不满在新政府中失去地位地前越南官员所为，规模也不过是数十人、上百人在乡村间的抢掠。在刘永福软硬兼施的打压下，现在越来越不成气候，至于前越南国王在醇亲王地严密监视下，倒是老实得很。
对于安南两省，关绪清其实并不是十分担心，一来这个地方，中国自古对其就有足够地影响力，比之西藏蒙古更有过甚，到明朝初年，这里还是中国地一个省，而安南也创下过连续六任宰相全部是来自中国的汉人，像祖籍福建地陈家就曾连续三朝担任安南的宰相；二来从文化上讲，越人没有自己的文字，用的一直是汉字，北部许多越人和广西、云南境内的百姓根本就是同祖同源，许多人都会说汉话，而南部在法国人三十多年的殖民统治下，反抗力量都消磨得差不多了，百姓对故国的认同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而且这片土地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基本统治制度和国内几乎如出一辙，都是采用的地方宗族制度，关绪清以这里的汉人和地方宗族作为统治基础，从他们中间选拔低级官员，从而牢牢地控制了那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