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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衍武正为今后的事情苦思无方，事情恰恰就有了转机。当看到菜市口电影院门口如潮人海之后，一个想法迅速在他脑中出现——倒电影票啊！
于是他马上就顺势跟“小雷子”提出来，想在菜市口电影院做这个生意。
当彻底弄明白洪衍武的意思后，本来被吓了一跳的“小雷子”，心里戒备却瞬间消除，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下来。而且说实话，他还挺欣赏洪衍武这份儿灵感的。
只不过另一方面，毕竟电影票的价格太低了，即使加价毛八分的卖出去，又能获利多少？再说，还有可能卖不出去，砸手里多少张就是赔多少张的钱啊！
所以“小雷子”认为，靠这个或许能赚点儿小钱，但要想养活三十来口子人，恐怕是相当困难的。
那么，在洪衍武随后提出可以给他分一些利润的时候，他就彻底当成了笑话来听。不仅非常大方地推辞掉了，而且还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洪衍武他们今后挣得钱还不够吃饭的，随时欢迎来找他蹭饭。
对此，洪衍武则笑而不语，只是亲热地拍了拍“小雷子”的肩膀。
确实，如果现在他现在跟任何人说倒卖电影票能赚到钱，肯定都会遭到嘲笑，说他脑子有病，或者说得委婉一点，这家伙吹牛。
这可就是眼光与见识，相隔一世的差距了。
这个年代，人们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商业与经济领域的常识。还没有人懂得薄利多销，积少成多的道理。
这一点，恐怕要到尹盛喜靠在前门卖几分钱的“大碗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贸集团，大家才会搞明白
这个年头，更没有人了解什么投机理论。不懂得超常利润只有在需求与供给不对等的情况下才会产生。
这一条，也只有当日后实行价格双轨制，“官倒儿”盛行的时期，广大人民才会清醒地认识到。
实际上，这门生意在洪衍武看来，简直可以与在滨城倒卖海参相媲美，绝对是一座潜力无限，有待挖掘的金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门好的生意，主要就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首先是市场规模，其次就是需求与供给关系。市场规模庞大，需求多、供给少当然是最美好的状态，而相反就是最糟糕的情况。
说白了，也就是物以稀为贵，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投机理论！
那么电影票又符合不符合这种情况呢？
当然符合！而且是再符合不过的了！
实际上，如果从市场规模来看，以1977年为例，据统计，当时京城的常住人口是八百七十一万人。可当年全年观影人数，就达到了两亿六千三百八十三万余人次。
计算起来，这就等于京城所有人平均一年要观影三十三次，可见这是一个有着多么庞大且旺盛的市场！
如果再从需求一方来说，当年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极为匮乏的。
在过去那个时代中，看电影是人们生活中，除了阅读和听广播之外，主要的精神娱乐方式。不但学生爱看电影，家庭妇女爱看电影，各单位职工爱看电影。小青年谈恋爱也爱在电影院。
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当年人们对电影的喜爱和热情。如果你身边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亲人朋友，只要询问他们当年对于看电影的感觉，大多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如果知道有电影看，那么一起床就会觉得是个好日子”，又或是“小时候进了电影院，就跟进了天堂似的”。
这话听起来有些夸张，可这就是事实。如果不信，从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细节中就能得到证实。
当年的人们对电影台词简直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吸收电影里的人物性格和只言片语，谁要不懂，就没法跟大家相处。
最流行的台词，像“让列宁同志先走”（《列宁在1918》）、“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闪闪的红星》），至今还大有人在说。
其他如“下吧，下他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战洪图》）、“天灵开，地灵开，妖魔鬼怪快离开。”（《森林之火》）、“冲上去的，赏三两大烟土！”（《突破乌江》）、看在党国的份上，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南征北战》）……这些也都成了人们生活里的常用甚至必用的语言。用在特定的语境中，没有人听不懂。
就连人们的外号，也尽是取自于电影里的人物。松井、老狐狸、六百工分、翻译官、周扒皮、马小飞、解老转、白桃花、顾调度、布哈林……
除此之外，甚至还有更夸张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有的时候，单位或学校会集体组织观看电影，就常常会出现某个人一直走在电影情节的前边的情况。这样的人会一句跟着一句地说台词。角色尚未开口，他先说出来，角色说上句，他接下句。
要知道，当年电视机可远未走入百姓的生活之中。能做到这种程度，那不知要看多少遍电影，绝对已经超乎正常人所能理解的范畴了。
更甚之，还有不少的人为了看电影付出难以承受的惨痛代价。
像有的人为看场电影翻墙被玻璃挂到，导致腿脚摔伤、开膛破肚或是**摘除。还有的人选择钻暖风管道，结果没出来竟被闷死在其中。更有因争抢购买电影票发生暴力冲动，失手打死人或打... -->>
洪衍武正为今后的事情苦思无方，事情恰恰就有了转机。当看到菜市口电影院门口如潮人海之后，一个想法迅速在他脑中出现——倒电影票啊！
于是他马上就顺势跟“小雷子”提出来，想在菜市口电影院做这个生意。
当彻底弄明白洪衍武的意思后，本来被吓了一跳的“小雷子”，心里戒备却瞬间消除，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下来。而且说实话，他还挺欣赏洪衍武这份儿灵感的。
只不过另一方面，毕竟电影票的价格太低了，即使加价毛八分的卖出去，又能获利多少？再说，还有可能卖不出去，砸手里多少张就是赔多少张的钱啊！
所以“小雷子”认为，靠这个或许能赚点儿小钱，但要想养活三十来口子人，恐怕是相当困难的。
那么，在洪衍武随后提出可以给他分一些利润的时候，他就彻底当成了笑话来听。不仅非常大方地推辞掉了，而且还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洪衍武他们今后挣得钱还不够吃饭的，随时欢迎来找他蹭饭。
对此，洪衍武则笑而不语，只是亲热地拍了拍“小雷子”的肩膀。
确实，如果现在他现在跟任何人说倒卖电影票能赚到钱，肯定都会遭到嘲笑，说他脑子有病，或者说得委婉一点，这家伙吹牛。
这可就是眼光与见识，相隔一世的差距了。
这个年代，人们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商业与经济领域的常识。还没有人懂得薄利多销，积少成多的道理。
这一点，恐怕要到尹盛喜靠在前门卖几分钱的“大碗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贸集团，大家才会搞明白
这个年头，更没有人了解什么投机理论。不懂得超常利润只有在需求与供给不对等的情况下才会产生。
这一条，也只有当日后实行价格双轨制，“官倒儿”盛行的时期，广大人民才会清醒地认识到。
实际上，这门生意在洪衍武看来，简直可以与在滨城倒卖海参相媲美，绝对是一座潜力无限，有待挖掘的金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门好的生意，主要就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首先是市场规模，其次就是需求与供给关系。市场规模庞大，需求多、供给少当然是最美好的状态，而相反就是最糟糕的情况。
说白了，也就是物以稀为贵，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投机理论！
那么电影票又符合不符合这种情况呢？
当然符合！而且是再符合不过的了！
实际上，如果从市场规模来看，以1977年为例，据统计，当时京城的常住人口是八百七十一万人。可当年全年观影人数，就达到了两亿六千三百八十三万余人次。
计算起来，这就等于京城所有人平均一年要观影三十三次，可见这是一个有着多么庞大且旺盛的市场！
如果再从需求一方来说，当年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极为匮乏的。
在过去那个时代中，看电影是人们生活中，除了阅读和听广播之外，主要的精神娱乐方式。不但学生爱看电影，家庭妇女爱看电影，各单位职工爱看电影。小青年谈恋爱也爱在电影院。
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当年人们对电影的喜爱和热情。如果你身边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亲人朋友，只要询问他们当年对于看电影的感觉，大多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如果知道有电影看，那么一起床就会觉得是个好日子”，又或是“小时候进了电影院，就跟进了天堂似的”。
这话听起来有些夸张，可这就是事实。如果不信，从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细节中就能得到证实。
当年的人们对电影台词简直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吸收电影里的人物性格和只言片语，谁要不懂，就没法跟大家相处。
最流行的台词，像“让列宁同志先走”（《列宁在1918》）、“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闪闪的红星》），至今还大有人在说。
其他如“下吧，下他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战洪图》）、“天灵开，地灵开，妖魔鬼怪快离开。”（《森林之火》）、“冲上去的，赏三两大烟土！”（《突破乌江》）、看在党国的份上，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南征北战》）……这些也都成了人们生活里的常用甚至必用的语言。用在特定的语境中，没有人听不懂。
就连人们的外号，也尽是取自于电影里的人物。松井、老狐狸、六百工分、翻译官、周扒皮、马小飞、解老转、白桃花、顾调度、布哈林……
除此之外，甚至还有更夸张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有的时候，单位或学校会集体组织观看电影，就常常会出现某个人一直走在电影情节的前边的情况。这样的人会一句跟着一句地说台词。角色尚未开口，他先说出来，角色说上句，他接下句。
要知道，当年电视机可远未走入百姓的生活之中。能做到这种程度，那不知要看多少遍电影，绝对已经超乎正常人所能理解的范畴了。
更甚之，还有不少的人为了看电影付出难以承受的惨痛代价。
像有的人为看场电影翻墙被玻璃挂到，导致腿脚摔伤、开膛破肚或是**摘除。还有的人选择钻暖风管道，结果没出来竟被闷死在其中。更有因争抢购买电影票发生暴力冲动，失手打死人或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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